【作者】潘、崇、张轶飞，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摘要】为应对边防危局，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设吉林边务公署，陈昭常、吴禄贞分任督办、帮办。陈昭常升署吉林巡抚数月后，宣统元年闰二月徐氏奏调吴禄贞督办吉林边务。因是职“以军事机关兼理地方行政”而与吉抚权力形成冲突，以致陈昭常对吴禄贞与新任东三省总督锡良达成的增兵延吉一致意向明言反对，并提议由外务部主导延吉边务交涉。迨中韩界务约款议定，陈氏屡向锡良提出此际边务已退居次席而应以地方行政为主，加之部拨边务经费难以为继，如此仍留权限过大的边务督办一职则有害无益，进而又对吴氏其人其政极尽攻讦贬抑，坚意裁撤边务督办而后已。素主强边固防的锡良并不认为界务约款签订意味着边防危机的消解，是以数次回绝陈昭常而对吴禄贞及边务督办极力保全，但在得到度支部“部库奇窘”而由东三省自行筹措边务经费的回复后最终无奈奏裁是职。吉林边务督办裁撤展示出东北当局内部的权势纷争和矛盾歧异，反映了清末吉林边疆政治中的复杂人脉与内幕。
一、徐世昌奏设吉林边务公署与吴禄贞出任督办由来
1905年11月17日第二次《日韩协约》的签订使朝鲜成为日本属国，自此日本以朝鲜为跳板加紧对我国东北三省的侵略。1907年8月，受朝鲜统监府统监伊藤博文委派的斋藤季治郎一行61人越江侵占六道沟，非法挂出“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牌子，妄称延边地区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领土，并秘密调查各方面情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初八日，清政府实施东三省改制，徐世昌出任首任东三省总督。徐氏曾任练兵处提调，对属吏吴禄贞的边务才干有所了解，遂于四月十五日延揽吴氏至奉天担任军事参议。吴禄贞尽管不乏反清思想与实践，但“洞悉边情、声望夙著”以及赴日本军事留学的经历仍使他受到徐世昌倚重。而吴禄贞与斋藤季治郎有师生之谊，则是另一层原因。五月初二日徐世昌接任视事，即派吴禄贞赴延边实地调查，用科学手段绘制了《延吉边务专图》。同时，针对斋藤季治郎借口非法侵境的行径，吴禄贞援据近代主权学说证明中国对于延边地区的固有主权。
鉴于日方非法设置“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并试图由和龙峪等地进至夹皮沟，徐世昌决定组建专门边务机构。遂奏派前邮传部右丞陈昭常“督办吉林边务”，监督吴禄贞“帮办一切”，于延吉局子街设边务行署。八月二十三日奉朱批：陈昭常着赏给副都统衔，吴禄贞着赏给陆军正参领并加陆军协都统衔。东三省督办边务之设始于光绪七年，先以三品卿衔吴大澂为督办，吴去任后督办一职改归吉林将军兼摄，珲春副都统为帮办。徐世昌因应延吉危势设置吉林边务公署，可视为遏制日人“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机构。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上谕陈昭常署理珲春副都统。此时陈氏仍任督办。并且，陈昭常又以“延吉交涉紧要，未便久离”为由，拟带副都统印赴延驻扎。
陈昭常、吴禄贞分任吉林边防督办、帮办，属正、副职关系。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之前，陈、吴尚能通力合作，诸如在重要地带设置边务公署分支机构即派办处、整编驻延吉与珲春等处兵力、绘制边防地图等举措，均为日后中韩界务解决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陈昭常对吴禄贞的嫌隙也在积累。
陈昭常对吴禄贞心生嫌隙，更与陈氏职务变动相关。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上谕陈昭常署理吉抚，八月即有吴禄贞离任帮办事，两者相续并非偶然。陈昭常署吉抚后，吉林边务公署则只留帮办吴禄贞，其兼理军事与地方行政的局面陈氏断不容见，这构成吴禄贞调奉任事的又一重要致因。另据时论分析，清政府以吴禄贞为边务督办，亦有避免吉抚兼充是职“相距太远、呼应不灵”的意图。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间徐世昌具折，复调吴禄贞派充“督办吉林延吉边务”，赏加陆军副都统衔。吴氏为避免掣肘情事，要求“专折奏事，不受吉林巡抚节制”，清政府允之。对于重返吉林边务公署，吴禄贞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务实态度。
吴禄贞返任边务督办之初，陈昭常对其未有明显压制举动，此当与吴氏出任督办由徐氏奏调有直接关联。一方面，徐世昌屡次提携陈昭常，后者对待吴禄贞的态度显然要顾及前者情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清末时期陈昭常与袁系势力接近，袁世凯入军机后对陈氏多所维护。这一点，决定了陈氏对同为袁系重要人物徐世昌奏调之人不会有过激举动。出于同样原因，随着徐世昌离任东督、蒙古旗人锡良出任东督，陈昭常不仅与锡良在边务策略上屡形“抚”“督”冲突，陈、吴关系更是很快出现重大变化。
二、东督锡良与吉抚陈昭常围绕延吉增兵的策略歧异
宣统元年正月十九日，上谕东督徐世昌补授邮传部尚书，滇督锡良调补东督。是年三月二十日，尚未接篆东督的锡良电请清政府令吴禄贞速赴延吉。闰二月二十八日、三月初九日，吴禄贞迭蒙召见。五月初十日，吴禄贞抵达延吉。吴禄贞莅任之际，日本不断加强延吉攻势。但其时清政府驻延吉兵力单薄，马步队合计不足两百人。更严重的是，边务经费难以为继。宣统元年三月初六日，徐世昌具折提出央省分筹办法，四月初六日，此办法奉旨依议。
五月十三日，吴禄贞致电锡良，汇报日、俄侵略动态，请求赶速调拨奉天陆军第一标来延。此电反映出延吉边务困局以及吴禄贞“厚集兵力”的筹边思路。对此，新任东督锡良很快做出请款、增兵两手部署。然而，陈昭常对上述办法不置可否，而是提出吉林边务交涉由外务部直接操办的建议。陈昭常如此主张的直接原因当是边务督办兼领军事与地方行政，与吉抚权限存在严重冲突。加之边务督办不归吉抚辖制，此必招致陈氏怏怏不平。而吴禄贞素有革命思想，锡良又力主增兵延吉，则构成陈氏心存芥蒂的又一致因。锡良接到陈昭常电文后，内心当颇为反感，这从他言辞颇称厉肃的复电中即可看出。锡良主张予吴禄贞交涉全权，反映出既任之则信之的态度。但锡良言语间表现出的对外务部权限的“轻视”，则埋下同年七月中、日之间系列约款签订后他本人遭外务部驳斥的隐患。
宣统元年六月以来，延吉边务愈形严峻。锡良做出交涉和应战两手准备。出乎锡良意料的是，陈氏对于增兵延吉则明言反对。同时，第三镇统制曹锟也就吴禄贞要求补齐该镇暂驻延吉各队兵械缺额事致电锡良，表示募兵购械“均甚为难”。所言或为事实，但亦因吴氏此请与陈昭常“暂不拨兵”主张相左，应承前者则等于是对后者的违拂。
综上，吴禄贞、锡良在延吉增兵固防上具有策略一致性，而陈昭常则对吴禄贞处处“设防”，并与锡良形成边务策略冲突。平心论之，地方各官边务策略存在歧异实属常态，但不能长期存续，尤其在边防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理应尽快解决。然事与愿违，各方之间不仅未见有效协商，反而政见歧异愈来愈深。
三、中韩界务议结后各方围绕边务督办裁撤与否的论争
宣统元年七月初四日，《中日议订安奉铁路节略》签署。锡良鉴于安奉路案议结，日本“于应商他事颇见和平”，推测“延吉事或于二三星期可以望结”。此时清政府“屡饬速办并深虑衅自我启”，要求锡良“严嘱吴督办勿令属下生事”。确如锡良预计，七月二十日，中、日签署《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及《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界务约款签订后的边务要事既包括开埠事宜，也包括设巡警等内政事宜。八月初五日锡良收到吴禄贞关于购置四处土地以备开埠的汇报。初七日收陈昭常来电，言及日本所派官员限于两月内撤退，各派办处亦将裁撤，提出于延吉暂设一警务总机关。八月二十七日，陈昭常抵延与吴禄贞面商开埠费用、区域等细节，拟定九月二十日左右开放。此时，锡良最着意之事则为练兵，但因财政竭蹶而举步维艰。揆诸后事，财政竭蹶不仅成为陈昭常要求裁撤边务督办的重要理由，也直接影响了锡良的边务决策。
然而，九月初五日吴禄贞突然致电锡良，托其奏请裁撤边务督办。吴禄贞此电全言“公事”，与陈昭常关系毫无表露。但透过陈昭常接下来的一封长电，可看出陈、吴权势冲突是构成吴氏此举的主因。对于吴禄贞九月初五日之电，陈昭常或提前探得，其同日也致锡良长电，汇报日本领事到延吉前中方开埠赔地章程已备妥当，提法司所选审判、检察各员亦来延吉，其事难办之根由则在于边务督办职权过大。陈氏认为，兹当界务问题解决，边政已然退于次席，若仍以边务督办办理交涉和地方事务则必生窒碍。同时声称他已与吴禄贞就此磋商，后者应承界务议定后“一切外交内政决非武官任务”，“除军事、国防外决不干预”。
就陈氏两策而言，奏请拨款难以实现，可行者似唯有后策，既以东南道分割边务督办权限，如此吴氏自请裁撤就不难理解了。但锡良深知界务约款签订并不意味着边政退居次席，边防危机因此消解更属臆谈。基于此判断，锡良并不认同东南道半年移驻延吉，而是坚持保留边务督办。同时锡良称边务经费亦可挪作练兵经费之用。
尽管己议遭锡良驳回，然陈昭常并未中止行动。九月二十三日，陈昭常将吴禄贞关于开埠的一封电文向锡良和盘托出，意在揭批吴氏毫无主见。办理对外交涉本就颇动视听且极易得咎，事实上，七月份中、日系列约款的签订已使锡良遭到来自舆论与清政府两方面的谴责。除利权丧失原因外，也与锡良意在以地方办理地方事务，“轻视”外务部的角色有关。陈氏与中枢沟通中是否有添油加醋举动亦未可知。
毫无疑问，陈昭常二十三日电意在促动锡良重新审视吴禄贞才干。紧接着，陈昭常又向锡良发出“径电”，从用度、用人两方面揭露吴禄贞不职情形。此时，锡良仍力拒裁撤边务督办。九月二十六日，锡良致电陈昭常，先说官场辞令，又言前此之所以拒绝吴禄贞裁撤边务督办之请，进而一连数问，明确表达若裁撤边务督办则延吉边务更可殷忧的态度。综上，“间岛”界务交涉议结后，吉抚陈昭常开始极力攻讦吉林边务督办权限过大，并试图以划分权限为名谋求削夺其权。然而，锡良始终不为所动，反映了他视“兵事”为边务根本的一贯性思路。
四、边务督办最终裁撤与吉林新军编练筹划
尽管锡良屡次维护吴禄贞，陈昭常并未止步，反是对吴禄贞愈施攻讦，关系已成水火。九月二十七日，陈昭常致锡良长电，直言前电“语多委曲”，出于“为边疆计，亦为人才惜，故不忍显揭其短”，实则吴禄贞揽权怙势已极。进而，陈氏提请援例由东南兵备道郭宗熙帮办延吉边务，并兼管开埠事宜。
鉴于“延吉边务重要，电文不能详尽”，锡良派令参议官刘濬于九月二十八日连夜起程，赴长春与陈昭常“禀商一切”。陈昭常与刘濬接洽后，随即于九月二十九日致电锡良，又详述边务督办与地方官的职务划分问题。进而，又言及延吉边务经费事宜，强调本年吉省拨延吉之三十万两经费，办理该处明年应办之审判巡警学务、实业各项。
由此电可见，刘濬带着锡良划分边务督办与东南道权限的指示与陈昭常晤商，这与陈氏以东南道帮办边务甚至裁撤边务督办还是有一定距离，陈氏遂又以吉省认解延吉边务经费这一极具吸引力的条件争取锡良改变想法。然此时锡良依旧对部拨经费存有希望，因此仍主保留边务督办，其十月初六日致电陈昭常。与六日电文一致，七日锡良又密具折奏，高度评价吴氏边务劳绩，进而再请部拨边务经费银三十万两。同时，锡良在折中明言边务督办存留与否取决于部拨边务经费能否解至。吴禄贞作为锡良、陈昭常讨论争议的“当事人”，对于锡、陈往来电商以及锡良七日密奏必能知悉大概，遂致电锡良再次请辞，请求另简贤俊。吴氏面对官场倾轧而不露半点不悦痕迹，显非其真实心境。在部拨经费前景不明的情况下，锡良复电予以安抚。果如陈昭常预料那样，度支部具折以“部库奇窘”为由回绝了锡良部拨边防经费的请求，令东三省自行筹措，十二月初九日奉旨依议。至此，锡良期冀得到中央财政支持的希望破灭。同月二十二日，锡良奏请裁撤边务督办。然未得清廷允准。对此陈昭常颇为不满，于二十六日再致电锡良，先是承认界务约款不足以保障和平，但他话锋一转，仍拟奏请将督办边务一差裁撤。
最终，宣统二年正月初四日，锡良与陈昭常联衔具折奏裁吉林边务督办。为助推清政府认同，锡良又致电军机处陈请此议。该电明白交代陈、吴权限冲突，与前引奏折对此只字不提形成对比。与此同时，陈昭常致电清政府，严参督办边务之吴禄贞。此时清政府也“疑吴有革命嫌疑”，最终于正月初八日“着照所请”。边务督办既经裁撤，锡良又对以吴禄贞为首的边务公署各员专折请奖，展现出总督应有的器局。
随着吉林边务督办的裁撤，锡良与陈昭常调整练兵思路，提出吉林至少编练陆军三镇。但他们也清楚，以吉林财力竭蹶，编练三镇不啻敲冰求火。最终，吉林练成陆军一镇即第23镇，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一日起饷。
自光绪三十三年八月设置至宣统二年正月裁撤，吉林边务督办一职存续两年半时间。首任东督徐世昌奏请设立是职并畀以军事行政全权，反映了徐氏对光绪初年所设督办边务的“职设”承继和“执掌”突破；该机构裁撤的复杂过程，则反映出边务经费竭蹶以及第二任东督锡良、吉抚陈昭常、吉林边务督办吴禄贞之间的权势纷争和边务策略歧异等内容，为我们深入认识光宣之交吉林边防构建的财政困境以及边疆政治中的复杂人脉与内幕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作为因应边务危局的设施，吉林边务督办设置后对延吉边务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因其权限与吉林巡抚行政存在冲突，加之吴禄贞曾经的反清举动、陈昭常与袁系势力接近以及陈昭常为人为政失之狭隘等复杂因素，（下转第29页）
（上接第22页）陈、吴关系在徐世昌离任东督、锡良出任东督后发生明显变动。陈昭常起初主张由外务部主导吉省交涉从而隐削边务督办权限，迨中韩界务约款签订又屡次强调边政已然居于次席、边务经费竭蹶并攻讦吴禄贞种种不职，此情势下仍留边务督办则不仅无裨边务且有害行政。同时，又允诺以吉林财政办理延吉地方行政并在部拨边务经费不继情况下酌情酌量供给，希冀借此换取锡良对裁撤边务督办的支持。综观陈氏各电，皆从边务建设需要立论，虽全言“公事”而难掩背后隐情，所谓策略之争是“表”，而权势纷争为“里”。东督锡良身负扭转东三省颓势重责且素有“护主老家人”之名，其莅东之始即强调边务纠纷不能仅诉诸交涉而赖兵事之强，“整军经武”才是强边固圉之根本。基于此，锡良几次三番回应陈昭常对吴禄贞的指斥，对吴氏以及边务督办职设极力保全，根本上出于加强延吉边防建设的需要。综观此过程，对东三省政务负总责的锡良在陈昭常数次表达对吴禄贞不满态度时并未盲目依从，固然表现出了冷静沉着的一面，却无必要举措及时转圜两人关系以阻止权势之争趋于激化，则显然又有失职之处。最终，受制于东三省财政困境，在部拨边务经费无望的情况下，锡良唯有裁撤边务督办之无奈一策了。
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