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翔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1912年卸任广西都督的沈秉堃紧随各党派领袖进京的热潮，参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期以在共和制度下寻觅新的政治机遇。沈秉堃自以为凭借“南系中人”的地缘关系、挂名同盟会的党籍资格、前清旧官僚的身份背景，具有被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派，以及旧立宪派等各方力量妥协接纳的可能性，从而转化为竞逐民初政界的政治资本。基于此，沈秉堃先后介入提名选举陆征祥内阁工商总长、继任国务总理、内务总长人选等政治争斗的急风险浪。其先是沦为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密议的牺牲品，再则因由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而败北，并潜在关联黄兴提议全体国务员入党问题。继而袁世凯“欲擒故纵”，嗾使京师军警界等各方坚请由赵秉钧兼任内务总长，导致沈秉堃接连挫败。袁世凯纵横捭阖于各党各派领袖之间，成为最大政治赢家。沈秉堃进京史事的背后，反映出民初政争错综交织的派系图谱。
1912年夏秋之交，前清广西都督沈秉堃进京试图跻身民初政坛，先是历经陆征祥内阁阁员投票选举之风波，继而与赵秉钧逐鹿内阁总理，后又遭遇内务总长任命之受挫，终逝世于拟出任浦口开埠督办之际。
一、沈秉堃与陆征祥内阁阁员投票之风波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稳固政权、扩大统治基础、筹商共议北京临时政府内政外交诸事务起见，遂以吸收总统府顾问为名，招贤纳士。前清时期各派政治名流皆名列其中，既有革命党人，也有旧立宪派，还包括旧官僚，蕴藏着袁世凯缜密的政治考量。
在党派领袖受邀进京热潮的情势下，前清旧官僚沈秉堃也等待着共和制度下新的政治机遇。但与其他人居于被动一方不同的是，沈秉堃进京则流露出施展政治抱负的主动姿态。
初入北京的沈秉堃便卷入内阁总长的选举风波，与唐绍仪内阁垮台及京师政局形势的演进直接相关。6月14日深夜，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用人、行政方面两相冲突，不辞而别，引发内阁危机。关于继任总理人选，同盟会内部存在不同政见。20日，同盟会代表与袁世凯在谈话中表示，此次政界风潮缘于唐内阁杂糅南北新旧。对此，袁认为超然内阁为宜，实施政党内阁的时机尚不成熟。其一面委任海归之陆征祥为国务总理，以达超然党派之目的，一面安抚同盟会政党内阁未达之憾，思补同盟会籍人物出任国务员，以释群疑。兼有旧官僚与同盟会党籍双重身份的沈秉堃此际进京，恰合袁世凯新一届内阁布局人选之要求，被提议擢为国务员及工商总长。与沈秉堃一并提名者还有同盟会籍的孙毓筠与胡瑛。7月14日，袁世凯发布拟任沈秉堃为工商总长之电文。
同盟会立即发电表示绝不承认，派魏宸组谒见袁世凯，阻止沈、胡、孙入阁命令生效。与此同时，因提出3人未征得同盟会事先同意，宋教仁紧急召集会议，宋教仁抵制沈秉堃实基于保全党义。巧合的是，7月19日，陆征祥赴临时参议院演说，不涉政见，语无伦次，众人皆骇，当日投票讨论包括沈秉堃在内的拟任国务员人选，无一超过半数，皆遭否决。
沈秉堃等投票落选结果的背后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暗中勾结的产物，此间两党正筹谋政党合并事宜。统一共和党领袖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皆希冀借助同盟会之提挈，乘势运动取得国务员职位，实现入阁猎官之志，因此在此轮投票中有意向袁世凯施压。此前陆征祥虽派人与吴景濂相商以交通总长为许，但吴景濂对交通事业素无经验，恼羞成怒。宋教仁坚称暂无竞逐内阁总理之念，但须不变政党内阁之真义。尽管如此，两党中拥有晋升愿望的“改组派”人士仍极力运动宋教仁竞逐国务总理。7月22日，两党开相互提携茶话会，提议未来拟举宋教仁为总理，由两党其他领袖各任总长。
不过，鉴于沈秉堃已无缘逐鹿此轮阁员竞选，袁世凯唯委任其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员，沈秉堃南下返沪。袁世凯及其支持者转而通过发表混淆视听的言论，或采取军警干涉的办法，重定陆征祥内阁人选。7月22日，袁世凯将新任阁员名单拟交付临时参议院，为增加胜算起见，暗中唆使北京军警界通电威胁临时参议院强行投票通过。27日，除拟任工商总长的蒋作宾未得通过外，周学熙、许世英、范源廉、陈振先、朱启钤等阁员悉过半数。此外，统一共和党的临时倒戈也无形中导致了这一结果。
沈秉堃重返北京政坛得益于孙、黄北上晤袁的契机，受袁世凯之托游说二君。两党举行合并仪式的前一日，8月7日，蛰伏一月有余的沈秉堃再次由沪入京谒见袁世凯，传递有关孙中山、黄兴即将乘坐海琛兵舰动身北上的重要情报。孙、黄决议进京事宜虽经由各方磋商许久，但并未确定具体行期，沈秉堃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重要的是，沈秉堃注意到陆征祥经前述风波萌生退志，遂酝酿伺机参选国务总理，这注定将产生新一轮激烈的政治争斗。
二、沈秉堃角力国务总理之失败
8月24日，就在孙中山进京当日，《神州日报》馆即发出电文。继之，27日《亚细亚日报》透露袁世凯对临时政府继任国务总理人选之意向。据称，袁世凯虽拟从皆隶国民党党籍的赵秉钧、沈秉堃、宋教仁3人中择一，尤以旧立宪派、旧官僚掀起的舆论为甚。
对于“宋教仁总理说”这一问题，袁世凯虽看重宋教仁能力，“但拟以内阁总理相属，似尚非其时”。孙中山在京期间也与袁世凯表示“对于宋内阁说亦未十分赞成”。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黄派”人士趁机运动黄兴当选，导致除临时参议院内“宋派”外，举宋教仁为总理实难得国民党全体赞成。就袁世凯观之，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逾越了其容纳的政治底线。
“宋教仁内阁说”遭遇否决后，“张謇内阁说”“熊希龄内阁说”“岑春煊内阁说”“黄兴内阁说”“赵秉钧内阁说”“沈秉堃内阁说”等猜测蔓延开来。其中，“沈秉堃内阁说”看似可能性相对较高。
鉴于陆征祥9月15日病假届满后将递交辞呈，袁世凯须着手召集各顾问及参议员讨论继任总理问题。始料未及的是，就在袁世凯提请临时参议院审议之际，候补总理沈秉堃一事恐将流产。9月16日，孙中山离京前一晚，国民党特开理事、干事两部会议，“讨论对于沈氏之赞否”，孙、黄二人劝告党员赞同，当场遭遇反对，谓决不承认。18日，旅沪国民党支部也通电“反对沈秉堃为国务总理”，孙、黄力劝无效。
沈秉堃在国民党干事会上被否决，一方面，与反对提名沈秉堃为工商总长的理由相似，宋教仁认为沈秉堃当选国务总理，违反了国民党的根本宗旨。除此以外，“沈秉堃内阁说”虎头蛇尾的结局，也与袁世凯离间黄兴、宋教仁存在潜在关联。
经此风波，宋教仁遂再行变通亲袁主义策略，力主同样挂名同盟会党籍的赵秉钧当选，成立纯粹的袁派内阁。他误以为若任用北洋系旧人，或可体仰袁世凯心意，结好于政府当局，试图未来迂回实现政党内阁。然而，宋教仁未能意识到国民党与袁世凯在共和建设上根本利益的不同，决定了其通过与袁世凯联盟，从而实现政治理想的企图，必然归于失败。
对此，旧立宪派及旧官僚趁势兴风作浪，散播国民党内暗中涌动之“孙黄宋暗潮”的言论。国民党内部试图消解反对派有关黄、宋暗争潜流传说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为显示重视宋教仁“长于外交之才能”，黄兴向袁世凯特别提议，推荐宋教仁担任驻日代表；另一方面，宋教仁致函北京各报馆否认“内讧说”。
袁世凯处心积虑的国务总理人选实为赵秉钧，不过先待抛出沈秉堃无效后，再行顺水推舟之势。其先前本有意将代理陆征祥职务的赵秉钧咨请参议院通过，嗣因赵秉钧阻止而“暂且从缓”。只是，赵秉钧虽可趁此时机补缺国务总理，“然又以为不可出之太易”，因此行坚辞不就之礼。至于黄兴何以接受此项方案，则基于袁世凯提议的补偿性办法，即勉任沈秉堃接替赵秉钧为内务总长，并请其亲自代为敦劝。
三、提议沈秉堃内务总长之流产
此间北京政界风行的“南北系”之说，致使赵秉钧内阁即将提出参议院之际发生了一场小波折。总统府召开会议商诸国务员，有人称，现在国务院中均为北系人物，南系只有刘揆一，若任用北系之赵秉钧，恐再生南北恶感，不如仍用南系之沈秉堃。沈秉堃组阁一时似显复活之势。闻此，赵秉钧表达退志。
尽管总统府公文业已于9月19日办妥，但经此歧路风波，赵秉钧出任国务总理事宜迟至3日后始行交付临时参议院。如尘埃落定，则其原先担任的内务总长一席可另觅他人。9月24日，临时参议院投票，赵秉钧当选国务总理。一波三折的是，如依事先约定，由沈秉堃接掌内务总长似不成问题，但国民党干事会仍有异议。总统府亲袁秘书、统一党领袖王揖唐乘机索求内务总长一席。25日，赵秉钧推荐王治馨候补，但为平衡政府与国民党关系起见，袁仍力主沈秉堃。
几与第三任国务总理产生同时，即发生内务总长仍由赵秉钧兼任一说。至于宋教仁，除了无法接纳沈秉堃出任总理外，对其出任内务总长也不表苟同，而默认由赵秉钧兼任该职。实际上，宋教仁与沈秉堃并无过节，只是考虑到在内务治理能力方面沈秉堃不及赵秉钧。基于政局形势的判断，宋教仁认为前清时期赵秉钧在直隶地区办理警务颇为得力，若以国务总理的身份兼任内务总长，既能维持北京治安的稳定，又有利于国民党势力的发展。况且，宋教仁与赵秉钧系唐绍仪内阁时期的同僚，二人之间并无恶感。
有鉴于此，宋教仁开具一份消极条件，9月26日，其主导国民党主任干事会决议，宋教仁就内务总长人选向黄兴施压棘手难题，因此随后始有黄兴邀请全体国务员入党事宜发生。至其离京前夜，除范源廉、周学熙不入，其余各国务员碍于情势勉强敷衍乃挂名党籍，数日之内所谓国民党政党内阁初具规模。意味深长的是，赵秉钧的态度颇显暧昧。这其实揭秘出赵秉钧与国民党在精神上绝非同党的本质。
沈秉堃见势心灰意冷，无心竞逐内务总长。9月28日晚，沈秉堃在谒见袁世凯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请勿提名。对此，袁世凯政治操弄的“两面派”手法显露无遗。
戏剧性的是，10月13日投票准备就绪之际，北京警界称唯有赵秉钧办理警务得宜，忽联名上书挽留，京师商会亦力陈“不欲其解内务之任”。逊清皇室隆裕太后曾致书总统府，言及内务总长非取资历成熟的赵秉钧不可。《中华民报》道出袁世凯隐藏的秘密，一面宣言欲任沈秉堃为内务总长，一面暗中授意军警界反对。1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内务总长人选，赵秉钧如期逐鹿而出。
沈秉堃拟任内务总长之波折，发端于宋教仁之阻滞，以黄兴邀请各国务员入党为国民党参议员通过之条件，某种程度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分歧。尽管如此，黄兴杂凑变形的政党内阁毕竟形式上达成，国民党一方感情总算得以疏通，但未曾料及连遭北京军警界、商界、逊清皇室等抵制。为宽慰政治斗争失意的沈秉堃，袁世凯试图施予“亡羊补牢”的精神弥补。然而，10月29日，政府委任沈秉堃浦口商埠督办命令一经发出，政界又生一番新揣测。
另值得一提的是沈秉堃列名参与的宪法研究会。沈秉堃加入该会本质上仍是旧官僚、旧立宪派服务于袁世凯统治意志的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宋教仁何以始终力主警惕沈秉堃政治立场的重要原因。遗憾的是，11月28日晨7时，沈秉堃于杨梅竹斜街鸿升店内忽然逝世，年仅52岁。噩耗发出后，京师知者无不扼腕痛惜。党争漩涡的变幻莫测，派系分野的争斗倾轧，民初政坛的风云际会，对于沈秉堃而言既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换言之，民元进京的沈秉堃演绎了一场失败的政治投机，走向了生命黯淡的终点。
四、沈秉堃与民元党派领袖进京政治博弈
沈秉堃自认为前清的履职经历可赋予其“调和居中”的政治身份，甚至有能力驾驭兼顾旧官僚、旧立宪派、革命党人三方政治利益。然而，沈秉堃却“事与愿违”，终以“两不讨好”上演了民初北京政界“一波三折”的政治闹剧，症结在于他未能彻底厘清黄、宋、袁、赵等新旧各方的权力布局。
辛亥革命后的政治重建所争焦点包括都城地点、内阁、宪法等问题，根本上涉及前清各派权力关系的二次分配与政党派系的重组。进京的党派领袖一面权衡各自拥有的政治资本，一面寻觅政治机遇。各方之间也是一个相互试探的过程，决定着对待革命的立场以及对待袁世凯政府的态度。
民初受袁世凯邀请的党派领袖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具有政治判断而一度举棋不定者，代表性人物有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以及旧立宪派梁启超、张謇等。二是认准自身政治筹码，明确所属集团占据的战略位置，坚辞北上进京者，代表性人物有岑春煊、黎元洪等。三是急于事功而居于主动且有满腔政治热情的进京者，代表性人物有章太炎、沈秉堃等。身为旧官僚的沈秉堃不甘从民初政坛中出局，入京则为政治投机而来。遗憾的是，民国元年党派领袖进京政治博弈的实质是各树党援、投石问路。沈秉堃一面亲近黄兴，一面交好于袁世凯。然而，沈秉堃仅能获得国民党内少数人支持，又与袁世凯并无实质交情，且在北方地区缺乏必要的人际根基与权力基础。其盲目逐鹿内阁竞选，在政治争斗中缺少冷静与从容，惨淡失败的背后折射出民初政界的人物网络与政治图谱，揭示了民初民主政治幻灭的必然性，隐喻了各派党争从合作走向离散的潜在逻辑。
摘自《学术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