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民、吴萍，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地质学家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并获重用，进入国民政府体制内。全面抗战后，翁文灏主要负责与其专业相关的资源调查与工矿开发，属于“技术官僚”。全面抗战爆发后，翁主管战时经济建设，领域扩大到工业生产、资源开发、易货贸易等事业，随着权限扩大，也卷入体制内的政争。抗战胜利前后，翁出任国民党内职务与行政院副院长，已逐渐变成“职业官僚”。1948年，翁任“行政院长”,更深地卷入官场纷争和派系纠葛之中。翁文灏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政”的典型，他的经历显示，沉浸体制日久，从政学者的角色也有变化。相比而言，充满理想的学者对体制的改变有限，而官场对学者的改变也许更大。
地质学家翁文灏是“学者从政”的典型代表。翁文灏的从政之路，始于他与蒋介石的交集，有着特殊的历史机缘。翁文灏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归国后，一直从事地质方面的科研与人才培养工作。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丧，翁参与《独立评论》创刊工作，并积极发声，探讨救国之道。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社会各界期盼能有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下，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成为他理想的选择。1932年年初，蒋介石在经历了第二次下野后复出，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威胁与国内严峻的挑战，他试图从“军事领袖”转型为“政治领袖”和“国家领袖”。蒋介石在政坛与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了一些处理党政军事务的经验，也有基本的干部队伍，他所缺乏的是外交、财政经济与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经验与人才，而这又是治理与建设国家所必需的。蒋介石把对人才的关注扩大到国民党以外的视野，开始与教育界、知识界的精英联络，请学者为其讲课，考察相关学者，准备将其延揽至体制内服务。
最初协助蒋介石与知名学者牵线的人是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他为蒋介石拟了一份招贤名单，所选“都是当时社会上所谓知名之士”。1932年春天起，被选中的学者先后被安排为蒋介石讲学。翁文灏在如此背景下与蒋介石结识。
1932年6月16日，翁文灏随钱昌照前往庐山牯岭与蒋介石见面，并接连4天为其讲学。那段时间，给蒋介石讲课的学者不少，但接连讲4天，且他每天都在日记中记载的，翁文灏是第一人。讲座结束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约略假定”的基本干部名单，翁文灏已赫然在列，且对翁文灏评价最高。蒋介石对浙江籍同乡有亲切感和认同感，他对翁文灏的欣赏，应该与地缘因素不无关系。
初次相见，翁文灏对蒋介石所表现出的责任心与愿意“物色全国贤才，竭其所能，同心戮力”的政治抱负印象亦极佳。蒋介石欲重用翁文灏，翁文灏一度表示“素志学术”，不欲过多参与政事。蒋介石也未强求，有段时间让翁文灏陪在身边，随时交谈，彼此熟悉。
蒋介石扩大组织基础与网罗人才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由此，一批原在体制之外的专家学者开始从“以言论政”转向“躬身从政”，形成“学者从政”的潮流。蒋介石令翁文灏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组建工作。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置于参谋本部之下）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翁文灏此时地位已跃居在钱昌照之上。此时，翁文灏是以“技术官僚”身份进入体制的。一次车祸，更拉近了翁文灏与蒋介石的关系。
全面抗战之前，翁文灏主要在网罗人才、参与经济建设、处理日常事务三方面协助蒋介石。1935年4月，资源委员会改隶属军事委员会，仍是蒋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11月，因汪精卫遇刺受伤，蒋介石被推举为行政院院长，力邀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
翁文灏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处理学生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示威游行，12月19日，南京大中学生声援北平学生，闯进行政院，逼迫当局表态。翁文灏出面接见学生。1936年1月15日，翁文灏在行政院礼堂招待各地学生代表，谈外交及政治等事。次日，他又陪同蒋介石在励志社接见全体代表，蒋介石当众表明了必“恢复台高，保全中国”的决心。事态遂平息。翁文灏对此事件之处理，表现出其行政才干，也显露官场“太极术”之手法。
经过一段官场历练，翁已逐渐适应，也颇能胜任蒋介石的幕僚长职责。他涉及的领域也在逐渐扩大，为其从单纯的“技术官僚”向全能的“职业官僚”过渡奠定了基础。翁文灏于1935年年初即介入了中德“易货贸易”谈判。中德于1936年4月在柏林正式签署了易货协定。9月，翁文灏协助蒋介石完成致希特勒的信。
国民政府于1938年年初进行行政改革，原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军事委员会之第三部和第四部均并入经济部，以翁文灏为部长。工矿建设是翁文灏在任期间的重要工作，而重中之重则是甘肃玉门油矿的开发。主管战时经济事业的翁文灏对份内之事尽心尽力、统筹兼顾，蒋介石也鼎力支持，保证规划得以实施，两人关系融洽。
随着翁文灏沉浸官场时间的延长与权力的增加，他也难免卷入官场的政争与纠葛。在处理政府经济工作的过程中，翁文灏与财政部长孔祥熙产生矛盾。翁、孔之间的矛盾，部分源于蒋介石对国民党派系政治的操控。蒋介石有时任由党内派系发展，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几个派别各领一行。翁文灏认为蒋介石袒护孔祥熙，他自己未尝不是被蒋用来牵制孔的。
全面抗战时期，粮食等物品价格急剧上涨，各地抢米风潮频繁发生。翁文灏执掌的经济部因控制粮价不力，成为各界抨击的焦点，最终演成一桩大案。1940年12月29日，军统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到经济部，约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等数十人至化龙桥四联总处宿舍面谈，并强留住宿。下属被传讯 ，翁文灏面见蒋介石询问详情。耗时一年之久的平价购销处舞弊案最终草草收场，翁文灏的下属部门被压缩，人员受讯办。经历此事，翁文灏颇受打击，切实体会到了国民党政权内部明争暗斗之严重。
从政过程中翁文灏虽因挫折而有不满，忧虑彷徨，但深信蒋介石是“精诚图治”，愿意为其分忧。在维持抗战经济方面协助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在国民党与政府内的职务均更上层楼。他以学者身份加入体制，位居高官6年后，于1938年5月加入国民党。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大会上，翁文灏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他被推举为行政院副院长，仍兼经济部长。这两个职务，意味着在进入国民政府官僚体制十多年后，他基本完成了从一名单纯负责自己擅长专业事务的“技术官僚”，向在党、政体制内均居高位、综合负责全国性事务的“职业官僚”的转变，从必须适应体制变成了能影响体制运转的决策官僚之一。
1945年8月10日，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传来，翁文灏受命立即筹备接收东北经济、工业、矿场等方面的人选与组织工作。10月23日，翁文灏被任命为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收复区范围内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工作。翁文灏就任后，毫不停歇地飞往上海、青岛等地，视察接收情况。各地、各部门为抢占资源，争先自行设立接收机关，“接收”变成了混乱的“劫收”，国民政府制定的接收方法沦为虚设。翁文灏公开指斥收复中的种种不良现象，求助于蒋介石。蒋介石此时为筹备内战，反而时常为胡乱接收的官吏批条，给接收工作更添困扰。“接收”变“劫收”，不但在社会上引起巨大混乱，国民党内也有不满之声。翁文灏自然首当其冲受到指责。翁文灏原本就有畏难情绪，自抗战胜利后曾5次呈请辞职，在此攻势下唯有再以“辞职”求自保。5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翁文灏辞去经济部部长职务，仍保留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
此后近两年，翁文灏再将工作重心放在石油工矿建设上，同时也留心考察科教文化事业。但既然是“职业官僚”，就难免要被迫卷入激烈的官场之争。1948年5月23日，翁文灏突然收到蒋介石的通知，要求其担任行政院长。为了保证翁文灏能顺利当选，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在翁文灏这边，他突然接到蒋介石邀其参选的通知，“极感惊惶”，推辞不接。但蒋介石坚持次日即提交立法院审议批准，并表示，赋予翁文灏选择组阁人选的全权。5月24日，立法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翁文灏任行政院长。这不仅是其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也是民国时期“学者从政”所能达到的顶峰。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正说明，以学者身份从政的官僚，已然变成蒋介石平衡党内政治权力分配的筹码，成为国民党党内斗争中的一个特殊“派别”。尽管翁文灏已离开学术圈较久，且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但蒋介石在推荐翁文灏时，仍说他是“学者”“无党无派”。显然，在蒋介石那里，无党无派的“从政学者”，本身就是一个“团体”。
国民党政府为筹措军费应付内战，滥发纸币，造成全国通货膨胀、物资极度短缺。“翁文灏内阁”面临的头等难题，便是如何挽救即将崩溃的经济。6月29日，蒋介石召见翁文灏与财政部长王云五，强行推动“币制改革”。翁文灏等人明知此际改革货币困难重重，仍想着“拘于现状，勉图补救”。“币制改革”与管制经济，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但党内一直有人反对而未能执行，翁文灏等能“毅然实施”，令蒋介石感到欣慰。
金圆券改革的结果，与蒋介石、翁文灏的期望相反，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蒋介石转而命令翁将兑入的外汇用来多购米麦杂粮，以渡难关，并对公教人员每月配发实物，以对抗物价飞涨。蒋介石已心知“经济改革计划与金圆政策似已完全失败”。翁文灏也知事无可为，10月29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正为锦州、长春接连失守而苦恼的蒋介石接到辞职信，深感祸不单行，不仅金圆券币制改革已完全失败，且整个政局将陷入崩溃。
10月31日，行政院发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取消限价政策，等于公开宣布“改革”失败。11月3日，翁文灏内阁提请“引咎辞职”。蒋介石劝其忍辱负重，共赴时艰。11月9日，翁文灏再呈辞职书，坦言要对改革币制失败负责。翁文灏也仿照王云五之法，数日不去行政院办公表达辞意之坚。20日，翁文灏在立法院承认经济管制措施失败，请辞院长职务。由于继任人选难产，蒋介石23日劝翁先回院办公，协助其“维持半月”。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行政院长翁文灏呈请辞职，情辞恳挚，翁文灏准免本职。”翁文灏终于结束了7个月艰难的“行政院长”任期。
1949年1月，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内部发生政争，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逼迫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邀请翁文灏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从政局前景看，国民党政权比任何时候都更朝不保夕。翁文灏与桂系素无渊源，而得益于蒋介石更多，但他在这个注定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刻，毅然接受了这个来自蒋介石党内政治对手的任命。3月17日，翁文灏就任“总统府秘书长”职，6月24日被解职（5月22日提出辞职），是其从政生涯中任职最短的职务。而这个短暂的从政经历，正好诠释了翁文灏此时已是“职业官僚”，“从政”不仅是实现抱负的手段，而且也是目的。
时过境迁后，蒋介石与翁文灏如何回顾他们的这段时间不短的合作呢？蒋介石日记有个特色，是私下里“骂人”，其同僚、下属，甚至亲戚，多难逃被骂。但在启用翁文灏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日记中并无责骂翁的内容。1949年4月，翁文灏已在李宗仁政府任职，蒋介石在考虑未来智囊人选时，仍将其列入其中。蒋介石总结自己待人接物的教训，提到了翁文灏“滥笑无诚，善哭必诈”。用“滥笑”这个贬义词来形容翁文灏的为人，一方面说明此时蒋介石已对其不耻，另一方面说明翁文灏在蒋介石眼里，一直是个身段软，姿态低，宜合作的人。翁文灏在回到大陆后，反省参与国民党政权之历程时写道，最可痛惜的是自己“以不懂政治理论的人，而盲目地参加了实际政治地位”，直至1949年方才“醒悟”。
“学者从政”包括了当权者与学者两个方面。国民党部分开放政权，启用一批原与国民党无渊源的学者充任要职，固然有扩大统治基础、提高政府效率、改变官员结构的想法，客观上也有一定效果，但蒋介石对从政学者的筛选标准除了才干外，还看其能否对其忠诚、为其所用。
金耀基在讨论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的微妙关系时，曾指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以保有他特殊的批判者的身份！一方面却又想与政治权威接近，以实行他的所见或主张。”这个结论，点出了“学者从政”的初衷。但证诸考察翁文灏从政的全过程，此观点似有讨论的余地。翁文灏接受过传统教育，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同时也难免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他留学海外，接触过西方民主理念与科学思想，回国后期望学以致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翁文灏在地质学方面的卓越见识与在学术界的人脉为蒋介石所赏识。进入现实政治的操作层面，翁文灏见识到了“议政”理想与“做官”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经历从政的冲突与磨合之后，他不但无法实现初衷、施展抱负，反而在一次次的政治斡旋中，消磨掉了书生本色，沦为“政府的装饰品”。
翁文灏在与蒋介石打交道的过程中，对蒋的行事风格也有认识。但翁文灏要在体制内立足，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必须依赖蒋介石的支持与重用。随着在体制内地位的提高，翁文灏逐渐涉及远超出其专业之外的全盘行政事务，从“技术官僚”演变成“职业官僚”，成为蒋介石平衡派系的一个筹码。在讨论“从政学者”的结局时，通常会称说学者被国民党政权与蒋介石所利用，沦为其工具。毋庸讳言，蒋介石确实有利用从政学者的一面。但被延揽入体制的学者，并非被胁迫，从政后退出的成本也不算大，他们均是聪慧超群的精英，并非轻易可以被“利用”的。从政学者在进入体制后，有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更高的社会地位与声誉。慢慢地，他们也成了体制中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与蒋介石及体制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翁文灏以“技术官僚”进入体制后，宦海沉浮，他对蒋介石有过怨言与不满，但两者的分歧，基本上都是在用人、政争的立场与政策执行的方式等层面上，在更深层次的国家建设或制度改革方面，他曾试图建言献策，碰壁之后未能坚持，更难有所建树。这或许与他的专业背景是自然科学有关。在此方面，他与另外一些以人文学科见长的从政学者，还是有些差别。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