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晓峰，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摘要】拨码制度是近代天津具有地方特色的转账结算与信用票据制度，光绪初年开始通行于天津钱业。拨码制度建立在天津钱业的“川换”和“靠家”关系基础上，在由津帮大银号和钱业公会构建的支付协同体内运行。拨码具有转账支付、债务清结、同业拆借、短期借贷和票据清算等多种功能，其功能和特征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拨码制度是天津钱业赖以生存的基础，银号在便利账目清算的同时，借以扩张信用和提升资金筹集能力。庚子事变后天津爆发的“贴水风潮”实际是由拨码贬值引发，拨码制度经历短暂废止后得以恢复，但整体由盛转衰。志成银号倒闭拖欠拨码债务严重损害了拨码信用，伪拨码则进一步加深了拨码信用危机。拨码余额的清算经历了现银、外国银行“竖番纸”和银钱业合组公库公单的发展历程，反映出钱业、外商银行和华商银行在不同时期的势力消长。日军占领天津后实施金融统制政策，拨码制度被强力废止。拨码制度是近代中国信用票据和虚银两制度结合发展的产物，体现出金融票据演化的复杂性特征，也为考察传统金融机构信用体系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
拨码制度是近代天津具有地方特色的转账结算和信用票据制度，拨码集转账支付、债务清结、同业拆借、短期借贷、票据清算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其性质和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差异较大，一直处于动态演进之中。从拨码产生至庚子事变前的近30年中，天津政治经济较为稳定，这是拨码产生和繁荣发展的时期。在转账划拨的基础上，基于钱业川换和靠家信用体系而逐渐衍生出同业拆借的功能，此时拨码可以兑换现银。庚子事变对天津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拨码制度也进入动荡和调整时期，由于联军占领时期缺乏管制，钱业规模过度膨胀，部分银号为扩大资本而滥发拨码，拨码扩张与现银匮乏导致拨码的实际价值与其票面价值严重分离，并最终酿成贴水风潮。拨码制度在短暂废除之后又很快恢复，但已经成为不可兑现的信用票据，同业拆借功能虽然遭遇冲击，但基本延续下来。1927年志成银号倒闭案破坏了拨码债务优先清偿的钱业习惯，损害了拨码信用，同业之间互为存款方可发出拨码，拨码开始具备支票的部分性质。由于拨码形式极为简单，20世纪20年代之后频繁出现的伪拨码继续削弱拨码制度的信用基础，1933年银行公会拒绝接受钱业拨码，拨码使用范围进一步缩小。日军占领天津后推行金融统制政策，并于1942年被强力废除拨码制度。在拨码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其票据属性非常复杂，始终未能完全取得支票的所有特征。拨码较好地执行了转账支付和票据清算的功能，受到外部金融动荡和自身形式缺陷的影响，拨码的同业拆借功能不断萎缩。从现代金融学观点来看，拨码实际是一种具有同业拆借功能的转账支票。同时，拨码余额的清结经历了现银、外国银行竖番纸到银钱业合组公库公单的发展历程，从信用票据和金融主权视角来看，这种转变都是历史的进步，其背后反映出天津钱业、外商银行和华商银行的三角博弈和在不同时期的势力消长。
拨码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领域的重要创新，是虚银两制度在资金清算和同业拆借领域的重要体现，促进了近代天津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拨码避免了繁琐的现银交易手续，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商业效率；拨码替代了现银，银号在资金清算环节无需占用过多资金，无疑扩大了银号资金规模；拨码克服了现银不足的问题，即使市面现银紧张，也可以通过拨码制度完成商业交易，从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拨码还具有同业拆借功能，银号借以周转资金，维持稳定发展。总之，拨码制度促进了近代天津商品经济发展，使得传统钱业和商业贸易的联系更加紧密，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票据清算制度。另一方面，拨码制度的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拨码的简陋形式长期以来未得到有效改进，使得拨码伪造成为可能；拨码发行缺乏现银准备，其信用的盲目扩张容易导致金融系统风险，这些问题都成为银行业诟病和要求废除拨码的主要原因。总体来看，在拨码制度发展的前30年，其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对天津金融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较为突出。在拨码制度发展的后40年，天津金融危机频发，钱业经历了多次动荡，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华商银行发展壮大的背景下，拨码制度的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
拨码制度是称量银两制度向银两信用制度演进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信用票据和虚银两制度结合发展的结果。拨码制度的演变体现出近代中国金融票据演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天津拨码制度与上海汇划制度、宁波过账制度、营口过炉银制度、归化谱拨银制度等共同构成近代中国转账结算制度的全貌，而这些制度的比较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2期，原文约3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