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陵合，钱芳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20世纪20年代前后，英国的在华教育面临种种窘境，其中资金短缺问题尤为严重。英国商会等主张应获得来源稳定且有持续供给的教育资金，比较理想的筹资渠道就是通过息金运作。此时正在进行英国庚款退赔的交涉，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此后，在华教育委员会推动了庚款用途的转向，庚款咨询委员会则促成了通过资本运作获取息金以用于教育这一新模式的落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运用基金会模式，通过发行公债等资本运作方式，保证了英国庚款用于在华教育方面的效益最大化，英国的庚款退赔方式由此呈现了资本运用与教育渗透相结合的特点。
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金额最大、涉及国家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赔款。随着国际舆论和形势的变化，1908年美国率先提出退还庚款，并将其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教育，此后他国纷纷效仿。英国庚款的退赔由于争议大，交涉时间长，直到1922年才对外宣称将赔款用于“有益于中英关系的事业”。
一、20世纪初外国在华教育机构及其利益关联
19世纪初，一些传教士为了宣扬福音，在华设立了教会学校，传教特权于1858年《天津条约》中进一步得到明确。有了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外国传教士纷纷来华开设教会学校，他们不仅传授基督教知识，也教授西学，还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然而资金短缺常常使这些学校陷入窘境。英政府的漠视态度，使得美、日等国的在华教育优势很快凸显。
20世纪初，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颁布了各项奖励游学章程，掀起留学日本的热潮。而美国庚款的退赔拉开了近代中国留美热潮的大幕。1908年5年25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退还中国部分庚款联合决议案。1909年中方制定了《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和《游美学务处暂行章程》，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肄业馆等机构，留美人数呈现上升趋势。法国的一些组织机构则对留法求学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如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等，吸引了中国大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可见，美方的在华教育占据了主导优势，法、日等国的后来居上更是让英国在中国留学教育领域处于滞后的地位。
对在华教育权的争夺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政治，教会学校及留学教育则是为了使中国学生在意识形态上与留学国家保持一致，培养更多可服务于该国的精英人士。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指出，中国的留学教育，70％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英方的漠视态度使其在华教育的影响力愈加式微。各国对于在华教育的积极政策让英方备感压力，英国各界人士纷纷建议政府仿效美国，在庚款退赔上做文章，并提出各种应对之策。一战爆发后，英国为力促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态度有所转变。英国政府在庚款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使得庚款作为在华教育资金来源成为可能。
二、英国在华教育的财政困境与资本运作形式的孕育
英方在华教育面临的诸多困境中，缺乏资金问题最为严峻。学校经费不足，并非个别现象，天津商会的报告就指出，战争和高汇率让很多教育机构都处于低谷期。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在华学校的经费问题，一开始，自愿募捐成为各方考虑的首选方式。但这笔资金不足以进行任何开拓性工作，仅能援助部分遭遇严重危机的教育机构和医疗特派团，境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向英国政府寻求财政拨款成为另外一种途径。曼彻斯特商会曾为在华建立一所大学向英国政府申请拨款，官方驳回了，其后商会虽多次交涉，官方坚持认为申请政府的协助，必须是在私人企业尽其所能之后，“才能得到恰当的考虑”。英政府较为冷漠的态度使得商会等各方力量不得不考虑更为稳妥的方案。通过征税筹集资金被认为更加公平合理。这种方式可将筹款分派到所有商业公司。征税可能对未在中国注册的公司有所疏漏，无法做到完全公平的覆盖，但能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和周期性。
私人募捐、商会筹款只是杯水车薪，提议英政府拨款资助又被驳回，征税也并未付诸实践。“确定和定期的来源”筹资原则逐渐为各界人士认同，而“唯一明确的资金来源就是庚子赔款”。服务在华教育，被确立为英庚款退赔后的重要用途。1921年设立的在华教育委员会，在促动英方庚款用途转向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在华教育委员会与庚款用途转向
一战期间，由于中国参战，从1917年起，各国庚子赔款都延缓支付五年。1922年延期期限将至，支付赔款问题再次被提出。1921年，英方认为如若继续让中国支付赔款，可能会出现反对的声音。英方的报纸及媒体也呼吁将庚款用于教育。英国在华教育情况需要调查，在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也需要相应机构来主导，建立一个教育委员会的问题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华教育委员会的成立过程中，商会起到了主导作用。各地商会也通过信件或备忘录表达了敦促制定一项“与美国和法国政府相一致”计划的诉求。英国外交部批准了设立委员会的提议。1921年9月12日，英国通过了对委员会相关成员的正式任命。10月6日下午，在华教育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会议达成一致共识：“豁免赔偿是可取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1922年6月29日，在华教育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针对外交部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正式的书面意见。
在华教育委员会在庚款用于在华教育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其调查报告无疑促进了英政府态度的转变。由于没有提出具体的执行建议，庚款用于在华教育问题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时，庚款退赔的用途虽尚未确定，但英国政府已放弃“不做他用”的立场，欲用于“有益于中英关系的事业”。在华教育委员会的调研报告与建议推动了英政府立场与态度的转变，使得庚款用于在华教育有了一线希望。
四、庚款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与资本运作的实施
1922年年底，英方对外表明庚款退赔意愿之后，外交部打算设立一个庚款委员会。庚款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在朱尔典的努力下，先行成立一个庚款咨询委员会，作为庚款委员会的筹备机构。
在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提议中，在华教育委员会的克拉克爵士、阿迪斯爵士以及安德森等人被认为“理应加入新委员会”。同时，朱尔典认为，商界及工业界应各有一名代表出任委员，可以由联合商会和曼彻斯特商会提名商业代表，工业联合会提名工业代表。为了给中方留下良好的印象，朱尔典还建议任命一位中方代表，英国议会也应当派代表出席。英国的在华教会势力希望庚款能够用于教会学校，意欲争取一个委员名额。对于教会力量欲参与退赔庚款分配之事，中英双方都有反对的声音。
1924年8月，牛津大学汉学家苏慧廉对庚款使用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的相关人员能参与其中。该建议在英国退还庚款议案的二读阶段被采纳。筹备成立庚款咨询委员会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成员名单出现了较大的变动。1925年5月26日，英国国会三读通过了关于庚款之决议案，并确定设立咨询委员会。
庚款咨询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就中国庚款退赔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因此，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决定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以期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形成调查报告，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威灵顿考察团。历经数月之调查与讨论，庚款咨询委员会形成了长达200余页关于英国退赔庚款的报告书，于1926年10月18日正式提交英国外交部，成为解决中英庚款问题的重要基础。
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南京成立，成为英庚款退赔的执行与监督机构。和美、日等国的庚款退赔形式相比，资本运作方式成为英国庚款退赔的鲜明特色。直到1943年《中英平等新约》签订，取消英国庚子赔款，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即于1945年改为中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在中国的文教事业方面依然发挥着作用。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2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