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靳志朋，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白话文运动是洞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一个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内在理念和国民心理人格的变化。从封建王朝国家到近代民族国家、从儒家思想到政党话语、从等级森严到大众平等、从道德经验到科学理性，这是一个现代思想理念缓缓开启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的过程中，新的政治话语重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涵，成为国家形态演变的最终归宿。白话文体的几度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现代中国人的存在意义和心理路程，二者如影随形。
白话文体的兴起和发展，伴随着整个近代中国的转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国民的塑造密切相关。
一、白话文运动的现代性意义
相对于不易阅读、不易理解的文言，白话是一种更为大众化的书面语言，结合当时民间社会的读报、讲报、演说、广播等文化活动，流传范围更为广泛；与之相随的文化下移、文字下乡活动，符合金字塔等级社会向大众化平民社会转变的趋势，顺应了社会能量在不同阶层之间变动的历史潮流。白话文体为普通民众获得阅读和书写技能提供了方便之门，有利于国民受教育权利和话语表达权利的实现。现代白话也是一种包含了科学理性精神的语言，复音词的大量出现、欧化语法的借鉴、新式标点符号的采用，使其能够准确、清晰、翔实、有逻辑地传达现代新思想。
建立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形塑同质的国民文化，培育共享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而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合流，形成统一的汉民族共同语，在国民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同质化的关系，客观上整合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基础，并承载着某种特定的集体愿景。因此，白话书面语言与近代印刷工业、书籍报刊市场相结合，在观念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战略性角色，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认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白话文运动造就了国家机构以及血缘地缘性纽带所无法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始终面临着现代性群体政治参与的叩问与压力。新式知识分子要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推动变革，这张邀请卡就得用他们能看得懂的语言来写才行。白话文的推广，是让文化从贵族走向平民，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在时人看来，这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破除文言特权，推行现代白话，就是要打碎专制集权的政治特权和以权力依附为特征的封建政治心理，培养具有平等、自主、参与、宽容和理性的公民文化，全体国民彼此互通情愫，以民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建立，人民的基本权利和福祉才有保障。
二、白话文运动与政治话语的转换：从王朝国家到政党国家
文言文被视作“封建古装”，承载着传统王朝国家的统治理念。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折射出近代政治话语演变的意涵，包括了权力归属即国体问题。
传统中国的王朝国家体制，是以帝王天子为中心的“家国”，社会公共权力具有“家天下”的典型性。家国体制下的“中国”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它对社会的整合功能和动员能力是有限的，“宗法基因”成为建设现代国家的一大障碍。
纵观世界，民族国家大都是由战争之手拿捏而成的，近代中国亦不例外。列强的频频入侵和接连不断的反侵略斗争，使民众的国家意识增强，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开始凸显，民族、主权、权利、万国的思想逐渐被认可。20世纪初的前15年，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然兴起、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阶段。而辛亥革命直接推翻帝制，中国开始进入“民国”时代。革命家们在继承清朝疆域的、族群的遗产的同时，要努力整合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身份阶级的国民为一新的政治共同体。国民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国家形态，而且还是一种新的评价原则和伦理样式。建设国民国家既是革命政权的新任务，也是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新资源，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要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建构。
民国初年，现代的民主制度表面上虽然确立起来了，但民主共和不但没有发展，反而不断退步，以多党制为基础的代议制被弃之如敝屣。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新兴的阶级力量没有形成，民主制度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体；另一方面，对当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言，民主制度仅仅是工具性的，并非价值性的，富强与民主在很多情形下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冲突大于一致。中国的民主政治历经劫难，最终走上了以单一政党为核心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此政体萌芽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专政，是继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之后出现的第四种政体形式，这种政体也内在地包含着国体的内容。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恃其政党理念的道义性，取得建构国家的优先权，进而支配起民族的命运。
政党国家是一种建立在高度纪律性和高度集权化的革命政党模式之上的国家体制，也就是党治国家。它在中国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与文化基因。随着20世纪新的精英阶层的产生，受西方政治的影响，国共两党被推到了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前沿。在内忧外患、国家贫弱的情形之下，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比个人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为了这一更高的价值，党员和民众都有义务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政党的先进性理论符合“有德者在高位”“天子唯德”的政治传统；“以民为本”强调更多的是为民作主，而不是让民作主。从历史上来看，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熏陶出来一种依附型的臣民文化，普通百姓对威权有很深的服从意识和依赖心理。“宁为太平犬”是人们对政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对政治制度只是服从和适应，被动地接受，除了极少数雄心壮志、改朝换代的豪杰之士，整个社会不存在广泛的政治参与。因此，处在传统与现代边沿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政党－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当时的中国，本身积贫积弱，社会组织化程度十分低下，外部又面临着激烈残酷的民族竞争，可谓生死攸关，因此，国民党以全能主义的政党整合国家模式，取代历史上的皇权政治以及民国初年四分五裂的军阀政治，不失为一种克服全面性危机的尝试。
然而，国民党党国体制在法理上存在曲解，实际的运行机制也有明显的脆弱性。由于权力结构的一元化、权力形成的不完全民主、缺乏外在制约等体制性弊端，国民党政体的价值取向不断滑坡，从一个被拥护的革命党蜕化为寡头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则依靠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强大的组织内聚功能和社会动员能力，顺水推舟、取而代之。
在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之下，将“党义”明确规定为国家教育的根本原则。于是，教育本身变为政治工具，政党意识形态通过学校教育的渗透，塑造着国民的精神风貌。国民学校教育是民国时期推广国语、普及白话文最重要的阵地与渠道，这也是国民党不断推进“党化”教育、控制青年思想的重要方式。在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中，国民作为“信徒”接受的是“教”，知识和真理则放在次要的位置。国民党阵营中不计其数的艺术家、知识分子、社会组织和御用文人，都长期参与执行了“党化”教育政策。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传统士人和农民身份的转变是最根本的社会变迁的要素。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由此出现政党伦理化的社会分层：阶级敌人／群众／革命群众／党员。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知识精英转化为政党精英，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国家性质。
中国与西方欧美国家的现代政治发展道路不同。西方先有国家后有政党，政党主要是作为选举的工具产生的；中国则是先有政党，再有政党担负创建民族国家的任务。因此，中国的政党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体形式，基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角度， 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进步性。
三、白话文运动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话语
中国共产党与白话文有着深刻的渊源。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都是用白话文来诠释马克思主义。之后，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被确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工作方式与行动方略。为此，文字必须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与国民党文白间杂的用语特点不同，中国共产党革命语体更为浅白、明了，宣传效果更为突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里，由阶级观念引申而出的“群众”，与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联系在一起，“群众运动”是绝大多数人共同参与的集体的社会政治行为。因此，“群众”是革命的起点，“群众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工作重心。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动员与广大底层的工农群众建立有机联系，并最终改变了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
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农工阶层开展革命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建国”的宣传。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没收地主土地、实现土地国有的反封建纲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外债的反帝政策，实行妇女解放的现代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突出特点。这些规定及其实行、推广，确实给民众带来了希望，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使民众对苏维埃新中国满怀向往之念，进而增加为之奋斗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也积累了巨大的政治权威与超强的社会推动能力。依照民族解放和阶级翻身的话语逻辑，中国共产党革命被赋予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获得了正义性、神圣性。
经过旷日持久、规模浩大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最终建立起来的国家，不仅完全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独立，而且对国家范围内的个人和群体有较强的约束性，对“中华民族”有强力的政治捍卫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益成熟，有意识地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问题的对策。“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抗战时期成为舆论界使用最频繁、最能激发各族人民的抗战斗志，最易被国内各政治势力共同接受的时代话语，也强化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不可分离的理由。
四、白话文运动与现代中国人
创造新文化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创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格”。用康德的道德哲学来解释，就是创造具有自决能力的道德主体。文化与人格的有无，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野。“有人格的文化人”即是康德所谓的提升到自由领域的道德主体，才算是真正的文明人。白话文体在近代的推广和应用具有时代性意义，它所承载的思想内涵反映了中国人人格的变化，即人的道德主体性得到更充分自由的发展。伴随着20世纪以来国家体制的转型，则出现了人身独立、开拓竞争、冒险取利、捍卫人权、崇尚自由、思想解放、追求平等的“公民”人格特征。这使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平等权利、人的自由发展不断彰显。现代社会的大众化、世俗化、复杂化是个体性增强的前提，必然会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中，把语言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白话旨在突出当下的人以自己的言说方式言说，它赋予言说者极大的自由度。白话的话语主体不是某种权威，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生命个体一旦获得了言说的方式，同时就定格了他的存在状态，即人人享有选择自己如何生活的权利和责任。在新的话语模式中，表达主体摒弃了向下灌输的方式和态度，有助于主客体之间的和谐对话。相较之下，文言话语与史家叙事是同构的，受到封建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和伦理规范的制约。白话话语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为个人主体意识的活跃展现开创了空间。近代以来，人们对爱情和家庭比以往时代都要看重的多，这是构成“现代身份”的标识。
五四启蒙时代过后，由于群众社会的生成样式和品质特性，白话文运动那种自由灵动、个性解放的风格难以为继。文化的力量不会因时代的结束就消失，反而是隔代遗传，会更加盛放。真正综合了新的历史性与固有民族性，并拥有明确主体性，实现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现代中国人”，才是我们最终追寻的理想。
民族主义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占绝对优势的政治话语，它是现代国家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源泉，而合法性又是政府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实现内部治理的重要基础。伴随着国体转换、中国共产党“革命建国”的历史进程，白话文运动与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在联系。
摘自《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