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登舟、赵晨韵，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晚清四民社会结构发生转换，从传统士人阶层中分离出来的报人群体，既是社会演进的结果，又体现着社会变迁与融合的方向。考察其演进路径，就聚合而言，与上层社会的关系历经了从先赋性的亲缘、地缘、学缘等以情感为纽带的链接到后致性的业缘、趣缘、志缘等以行业、兴趣、志向为依归的认同；就地位而言，历经了从末路文人到报界闻人的身份蜕变，从社会边缘到“中等社会”的角色转换；就舆论而言，与上层社会的关系历经了从契合、疏离到对抗的过程。报人群体不同维度的演进路径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历史进步趋向和路径依赖的双重交织与互相作用造就了近代历史上独特的报人群体。
晚清报人群体主要由旧式文人、新式学堂学生及政治活动家组成，是具有深沉民族情怀和责任担当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形成和壮大，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群体结构，也改变了传统社会。
一、聚合：从亲缘、地缘、学缘链接到业缘、趣缘、志缘认同
晚清报人群体的聚合路径，历经了从先赋性的亲缘、地缘、学缘等以情感为纽带的链接到后致性的业缘、趣缘、志缘等以行业、兴趣、志向为依归的认同。这种聚合路径的转换，所体现出的不仅是报人群体间的组合关系，更是导致组合关系变化的内在动因。
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构建，往往遵循着梁漱溟所描述的以父子、兄弟姊妹、夫妇为内核的家庭为中心，向师徒、东伙、君臣、官民等关系扩散，由内而外、由小而大、由亲而疏，不断向外延展的规律。晚清早期报人群体的构建亦不例外，且极具普遍性。植根于“熟人社会”的文化土壤，秉承“伦理本位”的道德观念，是早期报人群体从传统“士”人身上遗留下的共同特征，先赋性情感关系高于一切，也最为可靠。传统的文化土壤、伦理道德，狭隘的家族观念、地域观念、同门意识一直左右着早期报人，根深蒂固的亲情、乡情、师生之情，自然成为凝聚晚清报人的纽带，也是其必然首选的聚合路径。随着报业的发展和报人群体的扩大，报人传统观念淡化，社会责任意识提高，都市化人才流动加快以及报社选人制度的完善和多元等因素，使得以先赋性的亲缘、地缘、学缘等情感链接为基础构建的报人群体被撕裂，报业界逐渐被以后致性的业缘、趣缘、志缘认同而构建的群体所主导。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空环境下，报人之间以共同的志向和价值目标为纽带，成立报馆、创办报刊、组织团体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晚清报人群体从先赋性亲缘、地缘、学缘链接到后致性业缘、趣缘、志缘认同的路径转换，并不意味着前者在路径转换中的消亡，也不意味着后者在构建群体中的纯粹。前者适应小型报馆、报刊及小型报人群体的构建，在早期报人群体构建中居于主导地位，也存在同后者的零星交叉；后者适应大型报馆、报刊及大型报人群体的构建，在中后期报人群体构建中处于主导地位，也存在前者的渗透。
二、位移：从“末路边缘”到“中等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人阶层，位居四民之首，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王朝末路带来的上升路径被切断。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传统士人的出路更是陡然断裂，受尊崇的士人走到了末路，沦为边缘化的末路文人。然而，士人在经历了“过渡时代”前近半个世纪的困苦挣扎与洗礼后，以新的思想理念与责任担当，寻觅到新的前行路径，由末路边缘“士人”跃为“中等社会”的报界闻人，重回社会中心。晚清封闭的自给自足乡土社会被商品经济冲击得支离破碎，传统士人阶层被迫从僻远的故乡转移到陌生的都市，为稻粱而谋。由于骨子里的文人秉性，不愿与农、工为伍，也不屑与商合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生计所迫，不得不选择“不名誉”的报业，开启他们困苦的报人之旅。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士的社会地位日趋旁落，渐次脱离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带，走向边缘。
晚清报人群体社会地位的演进与时局的巨变息息相关。戊戌变法后，报人掀起了晚清第一次报业高潮，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庚子之役后，清政府被迫重施新政，开放言禁、报禁，报人掀起了晚清第二次报业高潮，得到社会的普遍尊崇，并自命为居于“中等社会”，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锋。落拓文人跻身为报界闻人，绝非上苍对他们的眷顾与恩赐，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一，维新志士兼报人对国家、社会责任的担当。其二，光绪帝、开明权臣对报刊的接纳与支持。甲午之后，光绪帝在维新士人的推动下，颁布了开设报馆，免征报税的谕旨，扭转了开明权臣对报人及报纸的认知与态度，不仅催生出中国第一次报业高潮，也极大提高了晚清报人群体的社会声望。其三，维新时期的报刊创办者大多文化功底深厚、声名显赫。这些拥有普通人所无法企及的耀眼光环的知识精英参与办报，无疑易于塑造更为权威、高尚的报人形象。如果说，“报界闻人”是社会对精英报人的身份赋权，那么，“中等社会”便属报人群体对自身所在社会结构中的自我定位。所谓“中等社会”，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学生），以绅、商及工艺之人为附属的不同职业人群的共同体。这一概念自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后，革命报刊相继使用和推演，其隐含的报人地位变迁才是重要的历史转变。作为新知识分子的报人群体，当他们以“中等社会”自许，不仅彰显其在新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亦突出其面对国民时历史责任的自觉。
三、舆论：与上层社会从契合、疏离到对抗
晚清报人群体以报刊为“舆论场”发表舆论，在不同的时间段，其舆论思想、舆论倾向有所不同，体现在与上层社会的关系上，为三种不同的状态，即契合、疏离和对抗。从总体趋向而言，自鸦片战争之后至戊戌维新时期，报人舆论与上层社会之间为契合状态；自“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前夕为疏离状态；自“拒俄运动”之后至辛亥革命时期为对抗状态。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外报在开放口岸相继创办，并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代报人。1894年甲午海战，使中国迈上由“器物”到“制度”变革的新征途，同时掀起了中国第一次报业高潮，报人群体以崭新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这一阶段媒体舆论场与政治环境呈现契合状态。1898年的戊戌政变，让原本与上层社会处于同一轨道的报人群体开始分离改道。1900年的庚子事变，迫使清政府重新拾起被其废弃的维新衣钵，实施“新政”与立宪。报人在开放言禁、报禁的宽松环境下，掀起晚清第二次报业高潮，报人群体迅速壮大，并自居“中等社会”。这一阶段媒体舆论场与政治环境呈现疏离状态。1903年开始的“拒俄运动”，成为革命报刊言说勃发的转折点。随后发生的沈荩案、苏报案、秋瑾案等成为各类报刊舆论的焦点，充分彰显报刊舆论的强大合力，之后媒体舆论场与政治环境呈现对抗状态。在戊戌政变后的国家重大事件及备受关注的个案中，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部分报人与政府保持疏离状态，部分保持对抗状态。总之，报人群体演进路径的转换，是外因与内因、客观与主观、历史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必然的行进轨迹。
晚清报人群体的演进，可以总结出如下特征：其一，该群体的演进所体现的不只是自身，更体现巨变时代中国政治、社会及文化的演进。所不同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报人群体，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立于时代的潮头，引领、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因此，报人群体的演进先于中国政治、社会及文化的演进。其二，该群体的演进与当时“合群”思想的演进几乎同步。“合群”思想不仅由报人借鉴中国传统“群治”论说及西方“群治”理论提出和推演，而且率先践行。合群思想包含合群方式、主体及目的等方面。合群方式由前期的先赋性关系到中后期的后致性关系，“合群”主体由维新时期的上层社会到立宪时期的下层社会，合群的目的由“救亡”到“革新”再到“革命”。其三，晚清报人群体演进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演进，当其他群体还在沉睡之时，报人群体率先觉醒，做时代的引领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不仅自我演进，而且引导和推动其他社会群体演进。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