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炼，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所。
【摘要】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严复以其深具洞见的论述以及对一系列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促成“天演”世界观在近代中国的形塑。在这一世界观的影响下，清末民初的读书人逐渐接受“公理”“公例”“公法”等西方科学定律与政治法则。“天演”世界观由此呈现出“由道变俗”的世俗化价值取向。然而，严复的思想摆荡于中西之间，既接受多种“道”并存的历史现实，又高度认可中西学理的“道通为一”。因此，严复对于“天演”世界观的探索，无法简单概括为“寻求富强”的世俗努力和对于西方科学理性的全盘接纳。在“由道变俗”与“道通为一”的思想张力背后，是严复对于“超越富强”之“道”的深沉追寻。
一、求道：“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
严复在19世纪末期的思考，聚焦于因“世变之亟”而让他反复致意的一个主题：“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为回应迫切的时代挑战，严复最为卓越的思想贡献，是通过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将西方近代的知识谱系引入晚清思想界，进而为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文化转型与国民形塑，提供了一个建立在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方法之上的新世界观。严复对于世界观转型议题的反省与探索，与其早年的学思历程密切相连。在长达近30年的军旅生涯之中，严复的学术志趣超越了军事战术、炮台建筑、国际法律等海军学堂的实务研究，转而关切人文学者才深感兴趣的政治、道德、人性等形而上的思想议题。通过广泛思索“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严复展开对于西方科学公理、公例不懈追求以及对于中国之“道”的执着反省，并由此探寻激烈冲突之下中西文明的辩证关系。
1879年（光绪五年），严复初读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得以反省自身“独往偏至”而不能会通中西的思想局限，从而激发“企图融通中西与一切宇宙人生之理的努力，表现了一种典型的求道性格”。面对中国在甲午海战之中的溃败，严复对于传统世界观的批判认知与深沉忧虑大大加深。严复意识到，儒家世界观与知识体系不足以应付严峻的局势。
二、问道：“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
1895年2月至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相继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多篇文章。在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之中，对于“传统之道”的忧虑以及对于“因应之道”的追问，共同构成了他思考近代中国“由道变俗”的问题以及重构世界观的起点。从此，在严复心目中，西方“理法”的正当性，不再源自超越价值与圣人垂训，而是源自通过归纳与演绎的分析方法，最终形成的可供证伪的科学体系。通过“即物穷理”，才能明白何为西方之“道”。将“即物穷理”推向极致，西方“日用常行”的人事也可以如中国儒家传统一样，实现“暗合道妙”的“极高明”的境界，此即严复津津乐道的“道通为一，左右逢源”。随着严复对于“道”的重新阐发，使得其心目中的“道”，已经逐渐超越传统儒家之道的范畴，承接的是18世纪以来西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学理之“道”，前者肯定人是最高智慧或终极智慧的概念，后者强调物质世界是基本的实在或者唯一的实在。
三、证道：“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世界观
1898年8月，严复在北京通艺学堂作《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之时，再度详论作为“格物穷理之涂术”的“内导”（归纳）和“外导”（演绎）的方法。从此，时间上的差别转变为价值判断的不同和理性选择的不同，19世纪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中西之争”，由此演化为“新旧之争”与“古今之争”。
四、载道：“顺乎天演，郅治终成”的道德与政治
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西之间商战与学战的扩张，在晚清朝野的认知当中，“争的观念因西潮而显，亦由西潮为之正名”，更为以竞争成败确认文明优劣的思潮提供了社会语境。随后，进化理论即被斯宾塞“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理，帜其学曰‘群学’”。作为自然主义“进化史观”反对者的赫胥黎则一再强调，“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
不过，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图景之中，斯宾塞和赫胥黎关注的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生存斗争和伦理，而严复面对的则是中国如何在殖民主义的世界氛围当中确定生存权利的方式。严复对于“天行”与“人治”之间道德冲突的觉察，既显示出他虽然努力实现中西思想之间的“道通为一”，又呈现出两种世界观在其思想中的角力与纠缠。从此，在严复的笔下，“任天为治”与“以人持天”就不再是一个关于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二元对立的“现代叙事”，而是因统摄于“天演”世界观之下而获得耐人寻味的平衡。从自然层面看，严复的“天演”世界观接受科学公理并将其作为创造理想政治与社会规范的“公例通理”，从而形成科学方法与宇宙法则的密切关联；从道德层面看，严复的“天演”世界观依然延续儒家“天理”世界观的伦理内涵与超越面向，同时也通过人文主义的视野理解“质、力、名、数之学”，从而实现“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
对于近代中国救亡保种的历史变革而言，这一世界观转型既带来伦理价值上的矛盾与张力，也伴随严复心目中国家与国民的政治改造与社会重构。甲午海战中国兵败之后，严复在天津《直报》的系列论文当中，已经展开对于中国政治的激烈批判。既然中国的政道已“不足贵”，那么变法图强之后的良善政治应当呈现何种样貌？严复对于理想政治的期待，不仅有追求富强的国家目标，更有与民共治的民主参与。这是他多年来在中西之道当中“求其会通”的思考结果。因此，当自由与民主分别成为严复心目中理想政治之“体”与“用”，对于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挑战，势必直接针对戕害自由民主的君权及其衍生的中国政治伦理——君臣之伦。因此，严复的立足点从君主转为民主。同时，他又以追问“道之原”的方式，展开对于未来中国新道统的思考。这是他从现实政治层面确信“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努力。严复自觉地在一种新颖却又复杂的知识谱系当中，思考“天演”世界观与国家及国民的关系。他通过“标／本”这一传统中国的学术表述方式，传递出在“天演公例”之下，国民为现代国家之根基的思想。只有培养出具有德、智、力之能力的国民，才能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富强。
在“公例”的基础之上，严复相信“天演”世界观是一个包罗万象并且“一以贯之”的新道统。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把国家和国民“开化”的文明使命与道德责任，纳入“进种保群”的政治视野之中，以“公理”“公法”“公论”反对殖民主义的弱肉强食。这些论述再一次表明，作为“天演”世界观的重要形塑者，严复从未放弃对这一科学理念背后道德意涵的高度关注。“顺乎天演”的“言治”与“治民”，不仅是严复心目中“郅治终成”的政治变革，也是极为重要的国家与国民的道德实践。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历史情境当中，两者共同促成“天演”世界观在读书人心中的内化。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严复以其深具洞见的论述以及对一系列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促成“天演”世界观在近代中国形塑。他关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追问，也通过更具普遍性与世俗性的“天演”之道，在古老中国获得了深沉的回响。严复既接受多种“道”并存的历史现实，却又执著追寻中西学理的“道通为一”。然而，严复的这一努力并非简单地认可“道出于二”，进而接纳以“西学为基础”的“外来的道”。严复对于中西思想各有批判与取舍，也各有调和与嫁接。在不同的思想语境之下，他对于中国传统的抨击，却往往激活了传统中的因子；而他对于西学的接纳，也每每包含对于西学的修订与扬弃。因此，简单的“道出于二”的判断，无法精确描绘严复在这一时期对于这一系列“英国的课业”的复杂反应。显然，严复的翻译与撰述活动所呈现的世界观转型与建构，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经典理论在相互交织、密切互动之中实现“典范转移”的过程。
严复赞同斯宾塞的看法，以“天演”统摄万物从而实现自然、个人、国家、社会的“止于至善”。但他自身固有的“儒学性格”，倡导的却是发展民德、民智、民力的温和渐进的教化力量，而非弱肉强食的无情淘汰与暴力革命。因此，“天演”作为宇宙运行的常理，具有普遍伦理法则、历史哲学和价值源泉的多重含义。“天演”世界观揭示了万物殊异和变迁之中的终极不变性，亦即他在《政治讲义》中所谓的“道”。若借用思想史家史华慈的书名，晚清时期严复的思想探索，其实并非“寻求富强”的世俗冲动和科学理性可以简单概括。在寻求“道通为一”的思想张力背后，严复有着对于“超越富强”的新普遍性的“道”的执著追寻。
摘自《安徽史学》2023年第2期，原文约1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