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霞，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历史上，滹沱河进入黄壁庄（清代属平山县，今属石家庄市鹿泉区）以东的下游平原后纵横冲荡、频繁改道，在宋代即被称为“小黄河”，至清代变得愈加善淤、善决、善徙。实际上，海河流域的永定河、漳河亦有“小黄河”之称，这缘于历史时期黄河对海河流域地貌形态和水系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这几条“小黄河”中，滹沱河的生态变迁在海河流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滹沱河下游的泥沙输出与河道变动
滹沱河是海河流域含沙量最大的三条河流之一，泥沙主要来源于上中游山区。在输沙量方面，滹沱河虽远低于黄河、永定河，但高于漳河，这使清代滹沱河在长期流走的南路、中路沿岸地区淤积了巨量泥沙，并对时常北上入滏的漳河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径流量方面，滹沱河则超过永定河、漳河成为三条“小黄河”中年均径流量最大的河流，这无疑提升了其挟沙冲垫的能力与影响，为其河道的南北滚动以及“入滏、入滋”提供了基本动能。
清政府推动的人工改道终被滹沱河所携巨量泥沙阻断。此后各朝，滹沱河泥沙含量与河道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为明显。滹沱河改道是一个伴随大规模泥沙输出与沿岸陆地抬升的过程，即河道时刻处于“淤塞—改道—淤塞—回旧道”的不断轮回之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滹沱河的改道既存在河道的南北摆动，也暗含着河口的东西滚动，从而促使巨量泥沙的空间分布呈现特定趋向，并最终终结了滹沱河的改道历史。
二、滹沱河下游的改道趋势与泥沙淤积的空间特征
清代滹沱河河道变迁不定，故道密密麻麻，不断更替于北、中、南三路的五条主体路线之间。南路河道是清代滹沱河径流量的绝对主力，而北路虽高于中路，但考虑到1871年前“北路1”并未实际运行，故按1644—1871年的227年计算，南路占比约59％，中路升为25％，北路仅为16％，呈现径流量及泥沙淤积量由南而北依次递减的空间特征。
清代滹沱河改道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呈现“北、南路—南路—中路—北路”的交替特征，以行南路的时间最长。尽管上述讨论主要围绕河道的南北摆动展开，但实际上还暗含着河道出口及其泥沙淤积的东西滚动，即五条路线的末端出口“宁晋—冀州—衡水—武强—饶阳”一直处于动态的泥沙累积之中。可知，河道出口及其泥沙淤积随时间的推进，总体呈现自西向东的运动趋势。
因此，在时空分布上，清代滹沱河大体呈现河道自南向北、河口自西向东的变迁趋势，与之相伴的泥沙淤积也呈现出类似特点。可见，随着清代前中期滹沱河长期行走南路，宁晋、冀州、衡水等南路河道出口加速淤塞、抬升，河水及所携泥沙被迫向东北方向推进，主体路线也逐步北移中路乃至北路。
实际上，晚清士人对滹沱河泥沙输出与河道淤塞、沿岸抬升之间的关系已有清晰认识，并察觉到北路亦面临类似的危机。可见，1868年滹沱河北徙后的十多年间，随着高含沙量的河水漫溢、冲垫，北路河道亦面临淤塞、抬升的困境，致使沿岸洪灾甚重，亟须采取应对措施。
在此情形下，新型堤防策略与光绪七年（1881年）献县减河工程，以及南路、中路层层故道沙障的围堵，打破了北路河道不断迫近的“淤塞—改道—淤塞—回旧道”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北路成为延续至今的滹沱河河道。
同治七年（1868年）秋，滹沱河一支在藁城、晋州之间改走北路，经束鹿、深县、安平、饶阳流入古洋河（大清河水系）。同治十年（1871年），滹沱河另一支因中路淤塞也改道北上，二支汇合后全线流走“北路1”，仍入古洋河，但河无定槽，“下流无出路，盘踞低乡，数年不去，无极、深泽、安平、束鹿、文安、大城各州县尽遭其毒”，对保定及天津也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后，清政府开始重视针对滹沱河的堤防工程建设，并于光绪七年（1881年）启动了献县朱家口的减河工程，将滹沱河从古洋河引入子牙河。
滹沱河北徙后，清政府明显加快了对北路河道的堤防建设，其要点有二：一是持续加强重点区域的防护工作，包括重要府城正定与河流交汇点献县；二是提出并实施了新型堤防策略——“借堤为防”。后者可谓清末治理滹沱河的顶层设计，自同治十年由清河道叶伯英提出后，便完全打破了清前中期对滹沱河“以不治为治”的方针以及“不设堤岸”“以顺水性”的政策，成为清末相关堤防工程的建设方略。
加固北部相邻河流堤岸以防滹沱河北上的系列措施，均是对“借堤为防”策略的贯彻，也成为从北部将滹沱河锁定于“北路1”路线的重要原因，可称之为“借堤北防”。至于“曩无堤埝”的藁城、晋州、束鹿、深州、武强一线所留缺口，虽然清政府并未建设系统堤防，但得益于滹沱河北路2、中路、南路2三线泥沙淤积形成的以沙丘沙岗为主体的层层“沙障”，完全阻滞了滹沱河改道南下之势，故亦可将此“沙障”视为滹沱河的天然“南堤”，并与东北部的子牙河堤相连成线。因此，“沙障南围”与“借堤北防”相互补充，在生态变迁中实现了对滹沱河的合围，成为“小黄河”此后被长期锁定在“北路1”路线的内在原因，并延续至今。
以泥沙问题为突破口，可深入探讨清代滹沱河下游泥沙淤积与河道变迁、堤防策略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系统梳理清代滹沱河的改道与泥沙数据可以发现，伴随着大规模的泥沙输出与沿岸陆地的抬升，其河道变动在顺治至同治时期始终处于“淤塞—改道—淤塞—回旧道”的轮回之中。而且其改道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时间的推移总体呈现出河道自南向北、河口自西向东的变迁趋势，巨量泥沙的空间分布亦与之类似，即泥沙淤积总量在滹沱河的南、中、北三路河道间依次递减。尤其是中路作为主体河道被淤塞殆尽后，与南路各故道联结成为阻滞滹沱河再次南下的沙障高地。
三、“沙障南围”与“借堤北防”对滹沱河的锁定
在泥沙淤积的类型与范围上，滹沱河五条主体路线（北路1、北路2、中路、南路2、南路1）自北向南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中间三条路线的沙丘、沙岗分布范围最广、地势也最高，“南路1”的河床高地次之，而流通至今的“北路1”古河道（平铺沙地）则最为狭窄、低矮。由此，在“北路1”与“南路1”之间形成了阻滞滹沱河再次改道南下的“沙障南围”。
随着晚清士人对滹沱河泥沙淤积与河道淤塞、沿岸抬升之间关系认知的深入，以及清代保京畿、保漕运既定格局的限制，1868年滹沱河北徙进入“北路1”路线并冲入古洋河道（大清河水系）后，清政府一改前中期对滹沱河“以不治为治”的方针与“不设堤岸”“以顺水性”的政策，采纳并实施了“借堤为防”的新型堤防策略。1870—1903年，清政府持续投入资金建设滹沱河北部相邻河流（滋河、潴泷河、古唐河、古洋河、子牙河）的堤岸，借邻河堤防来阻止滹沱河北徙，这成为从北部将滹沱河锁定于“北路1”路线的重要原因，可称之为“借堤北防”。
同时，“北路1”以南的束鹿、深州、武强一线虽无系统的堤防工程，但得益于滹沱河中间三条河道路线沙丘、沙岗的“层层沙障”，形成了天然的“南堤”，并与东北部的子牙河堤相连成线。由此，“借堤北防”与“沙障南围”相互补充，打破了之前“淤塞—改道—淤塞—回旧道”的循环，联合将“小黄河”长期锁定在“北路1”路线，并延续至今。可见，清代滹沱河下游的泥沙淤积、河道变迁与政府堤防策略之间存在深层次的相互塑造关系。
文章摘自《山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