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晚清天津开埠后，作为北方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得到快速发展。天津城利用自然地势和沟渠水闸导出废水的旧有排水系统，因人口增加、城区扩展而不断拓展，形成由人力运送、沟渠河槽网络、固定排水地点和沟泥回收等环节组成的排水模式。在此过程中，城市污水中的有机物质，可通过秽水沟泥包运等城乡肥料交易活动返回农田。而在租界中出现的近代下水管道及相关卫生设备以管道运送方式，避免了人力和路面运输带来的卫生问题。但这一变化也减少了沟泥量和肥料贸易，削弱了城市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和城市向乡村的物质流动，造成城市新陈代谢断裂，并影响到城市内外的生态状况。
一、水城天津的排水困境
从地势看，天津平原极其低平，因北倚燕山、西邻太行，整体呈北高南低、西北高东南低的倾斜簸箕形态。因此，当暖湿的季风从海洋吹向陆地时，受燕山—太行山脉阻碍被迫向上抬升形成降水，充实了山林蓄水系统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表径流，在低洼处汇集成为众多河流；从西部黄土高原东流而下的河流总数亦不少，其中长度在20公里以上者便有300多条。这些来源各异的河流汇入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等海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使得海河干流水量丰沛，雨季甚至经常泛溢，其中1840－1948年有102年出现洪涝问题，因此河流下游平原常见洪水导致的季节性湖泊和湿地。与此同时，因天津自然环境多水低洼而导致积水过多，也造成了城市的排水困境。
二、近代天津沟渠排水系统的发展
天津开埠后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伴随着城市范围扩大排水系统也发生了变化。从物质流动角度考察此时污水在城市的移动路径，可大致将近代天津的沟渠排水系统划分为人力运送、沟渠河槽网络、固定排水地点和沟泥回收四个部分。
人力运输污水是近代城市排水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居住人口持续增加并向原本缺乏排水沟渠或低洼地区的扩展，直接导致每日倾倒污水的路程增加，倒水逐渐成为一项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劳动。因此，居民除自行倾倒污水外，有余资者还会雇人帮助倾倒污水，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被统称为秽水夫。秽水夫的工作有时由水夫兼任，他们在送水时顺便将居民积攒的污水运走。随着污水排水需求上升，也出现了专门的秽水夫。据1936年天津市公安局的统计显示，当时天津各区已有秽水夫591名。
旧城的污水主要通过排水渠道流向城外西南区域的开阔荒地，然而，随着住宅生活区增多，排水需求也更为强烈，并形成了两个主要排水渠道。其一，是天津城南部的赤龙河。赤龙河原为从天津城南侧护城河向南排水的渠道，经菜桥子、杨家大桥和宁家大桥在海光寺一带与墙子河、卫津河汇合；城濠填塞后，赤龙河水道缩短至以菜桥子为起点，吸纳了南市人口密集地区的大量生活污水，因为污水囤积呈现红褐色而名为赤龙。其二，是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南开蓄水池。南开蓄水池位于赤龙河西侧的广仁堂附近，是1900年比利时商人修建电车公司仓库时开辟的储水坑，不仅汇集了周边居民区的废水，亦是天津旧城排水系统的终点。
为配合这套排水网络工作，近代天津还出现了固定排水点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城市排水管理的新环节。由于散漫式倾倒污水会破坏整个堤岸且有害城市卫生，因此近代天津在推行卫生环境管理过程中，开始逐渐规范倾倒污水的行为和地点。秽水簸箕也是比较常见的排水设施，因其形状似簸箕而得名，一般建于河岸边，开口一侧面对河道，是抛弃秽水的一种简易装置，有木质和铅铁的质地差别。沟岸设置秽水簸箕，一方面可以作为倾倒废水的定点标志，另一方面也能避免污水直接冲下而损伤土质堤岸。
三、近代天津管道式下水系统的建设
市政主持铺设的下水管道大部分是天津城的排水干管，承担了最重要的排水功能。天津的近代市政下水道建设最早出现于租界区，并形成了早期城市下水道网络，其中以英租界下水管网建设最为典型。英租界在初建阶段便完成了马路两侧街沟的铺设，方便雨水排入海河。随后，在区域规划和住宅建设中逐渐增加了排水设施建设要求；法租界作为天津最早的两个租界区之一，其铺设下水道的时间较早而且设计也最为完善。天津法租界的下水管网被认为是一套“分布广泛的排放洪水与污水的排水管系统”，能够让洪水和污水迅速从河坝流入海河。天津日租界自建之初便着手铺设下水管道，采用混凝土材质水管，小管截面为圆形，大管出于节约经费原因选择了截面高大于宽的方形管道，较早便形成了现代混凝土下水网络；俄租界在建设方面发展缓慢，存续期内只开发了划定范围的一部分，但也进行了综合下水道规划设计；意租界因经费短缺，仅建设了合流制的排水系统，采用混凝土材质圆形或卵圆形沟管，污水均进入海河，部分地势低洼处由抽水房协助排水，路旁胡同内虽建有化粪池，但不如英租界完善。
与政府主导的管道铺设相比，市民自主接修的排水管道，更能够表现出下水管道在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尤其在近代城市工程发展迟滞的区域，居民出资修建的管道延伸了排水干管长度，扩大了下水道的作用。日租界便曾通过鼓励居民自建下水道推进了全区下水网络的建设，规定公设下水道附近土地所有者和租借者“有速开设暗沟（即下水道）之义务”。至1922年底，“铺设私人下水道的数量达到772户”；1928年有室内下水道设施的住户达3289户，没有下水道设施的住户仅余865户。更常见的自设下水道行为，是居民将自家的排水设施与排水干渠相连接。不过，接设私人排水管至市政下水干管需要向市政相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通过后还要缴纳设计和建设费用方可实施。
近代转型期的天津排水系统发展状况，同样展现了城市现代化过程对中国的都市景观、人口和居住环境，以及城乡物质交流等方面带来的多重影响。长久以来，管道式排水系统因为显著地改善了城市卫生状况，且在经济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推动近代化进程而广受世人关注。然而，在带来光鲜进步的同时，其更为隐蔽而深远的影响则发生在城市内外的生态关系改变上。
下水系统的变化首先改变了城市内部生态。传统沟渠排水系统在城市发展需求的刺激下不断扩展和转化，洼淀池沼的存水被排出后得以利用，之前聚集在河流两岸台地和城墙包围区域的人口慢慢向配备了排水设施、地平面抬高的旧有荒地分散，城市承载的总人口数量大幅提升，产生的生活废水也直线上升，但洼淀、水沟和天然池沼等可以容纳降解废水的自然水域却日渐稀少。近代排水系统也对城市与其外部环境的生态联系产生了影响。下水道悄然改变着原有的城乡物质交换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废水通过管道进入自然水体，但可以被转化为肥料的部分却开始减少，沟泥包运和秽水回收等维持城乡经济循环的行业受到波及，城市废弃物向乡村流动的渠道也因此缩减。与此同时，在肥料匮乏的乡村，近代人造化肥的推广和使用进一步削弱了传统中国城市与周边环境的物质交流，形成了本地肥料流失和外来工业替代品涌入的新形态。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