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循，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明代军制在正统至嘉靖年间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其实质是从军事劳役体制向职业军队发展。卫所屯军从军队分离，大多数军士按作战任务组织为营兵，并定为经制。以户供军制度几近解体，世兵由户役向职业兵转化，不强制世袭的招募军兵和不入军籍的招募民兵相继出现。官兵上升通道由封闭转为开放，将校选拔平民化。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军额大幅增长，军事人才济济，军队战斗力提高，军力比较强盛。万历中叶以后，明朝治理能力跟不上军制发展的新形势，导致军队职业化的负面作用愈加明显，这是强盛局面很快结束、军力迅速衰败的重要原因。
一、军队员额的构成及其增减
通过剖析员额、编制、军役、军官等方面的变化，可以揭示军制从军事劳役体制向职业军队演进的趋势，进而重绘明代军力盛衰的轨迹。因以卫、所为基本单位，今人常谓明初军制为卫所制，其军额空前庞大。事实上，明初大多数卫所军士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劳动。常年操备、随时听征的操军、守城军在卫所员额中只占较小比例，大多数卫所军并非真正的军人，而是受军法约束的农夫、船工及匠人，说明卫所既是军事机构，更是劳役组织。
永乐、宣德年间，军事活动频繁，操军不敷所用，便调发屯军，屯军被差占，屯地由户下余丁耕种的情况十分普遍。屯军转化为佃户相当于变相复员，对军制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屯军基本不参与训练作战，洪熙以后各地汇报军数常不含屯军，正统以后屯军不再支饷，正式被排除在“食粮正军”之外，于是军额大减。相比北方，南方卫所屯军比例更高，操军也更少。数量庞大的屯军事实上已从军队分离出去，大多数军士不再从事生产，军队的劳役性质大为消退。若去除屯军，明朝军额的变化趋势将大不一样。明前中期作战部队人数总体是增长的。
二、营兵制的产生及经制化
营兵制萌发于卫所普遍设置、功能成熟的洪武、永乐时期。营兵与卫所的重要区别是以作战任务设营。先北后南，营兵制至迟到嘉靖中叶已是大多数作战部队的组织形式；卫所机构侧重催征屯粮、管理军籍及勾补逃军等职能，与营兵各司其职。这一变化符合军队主要功能由劳役生产向训练作战转移的需要。
营兵制出现后，其将领职务具有因事而设的差遣性质，《明史》称其为“无品级，无定员”，兵数亦因形势变化而时有增减。
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职务没有品级，其身份等级由官员原本的五府、都司、卫所官品体现，存在将领之间职同品不同，职高品低或与之相反的情况。成化二十三年，余子俊再次出任兵部尚书，在孝宗即位诏中重申将领“名分”，弘治时载入《大明会典》成为国家典制。明廷根据各镇回报的兵马钱粮等数额，折中裁定“应支岁用”，此即“嘉靖四十五年议定经制”这次整顿虽由户部主导，重在军饷钱粮，却对军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裁定军饷必须确定将领员额、军额及营制。张居正主政期间再定经制。神宗即位初，令兵部右侍郎汪道昆会同督抚查理蓟州、昌平兵马钱粮，万历元年定为经制。定制的影响因而及于全国，南北营兵均为国家经制，各地通过招募编入营伍的非军籍兵士和卫所世兵一并成为经制兵。
三、以户供军走向解体
明代军役本是一种户役，突出体现在军饷待遇方面。每户对应供给一军，为保证供给的稳定，军役必须由该户世代充当。这种供给方式与其他配户当差的徭役并无二致，王毓铨概括为“以户供丁”，军役就是以户供军，是卫所制作为一种劳役体制的重要特征。
以户供军在永乐时期已弊病丛生。因原籍军户贫富有别、卫所军户余丁多寡不同，军士所得贴补差距较大。军士粮饷低微，而原籍军户、在卫余丁自顾不暇，无法支持正军生计，是导致逃亡的主要原因。宣德四年，明廷下令优免军士原籍与卫所各1丁差役，“使专经营以给军”，开启了由余丁免役供军发展为强制供军的差役，再到赋税的进程。嘉靖以后的卫所军在支领月粮等军饷的同时，也领取官府摊派在其户名内外其他家庭所纳帮丁银（一些地方还有军装银），以养家糊口。以户供军制度走向解体，当兵对贫穷军户而言不失为较好的生计，子孙替补积极性有所提高。这些迹象表明，“举族为佐”的军户世兵在向谋生吃饷的职业军人转化。
军户父死子继，看似兵源稳定，但其一旦逃亡故绝，清勾效率较低，缺额不能及时补充。以户供军制度瓦解，军士不再必须由一户对应供给，为募兵制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当军之人是世袭还是招募、土著还是流寓、孤身还是大户，都不再是关键问题，越来越多的百姓或为谋求生计，或为建功立业而主动成为卫所军。
四、兵员征集的变革
脱离卫所的新式募兵起源于东南地区。明朝迁都北京后，东南卫所疲于屯田、漕运，民兵成了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招募对象不限于土著，而以兵员素质为先。应募者背井离乡，慕饷而来，具有职业兵特征。最后，新式募兵不隶卫所、以民籍身份而成为经制兵。在许多场合，新式募兵仍被称为民兵、民壮，以至人们常将其与一般的民兵等而视之。南方在倭乱平定和隆庆开关后，白银大量流入，商品经济活跃，推动军役进一步变革。嘉靖中叶以后，兵员征集的户籍之别、世袭及隶卫与否等框架被突破。
五、官兵上升通道多元化
官兵上升通道畅通与否，不仅关系将校的选拔，也关系社会阶层流动，对军制的生机活力和军队战斗力有较大影响。武官世袭制度使得卫所中的人员大抵只能向上流动，而世职后嗣将永居官员阶层，挤占其他官兵的上升空间。
正统时，出现一条依靠财富的新通道——纳级，即捐纳。明中叶，开例纳级成为常态，捐纳武官越来越多，为防止其冲击世职权益，明廷令军民纳级的“带俸闲住”。嘉靖中叶，明廷求将心切，纳级的低级武官和军民正式获得任用机会。另一条新通道是武举。嘉靖时，户籍限制被突破，军民中试俱授武职。至嘉靖后期，中举军民就与其他低级世职、纳级武官一并获得任用机会。嘉靖后期，军民百姓如果具有勇力和智计，就能得到任用，通过从军实现社会身份向上流动的通道完全开放。总之，嘉靖中叶前后，将领出身差异明显，武将选拔时的身份色彩大为减弱，这一转变与兵员征集方式变化、当兵职业化的趋势相符。
卫所沉重的劳役、军屯落后的生产关系，使屯军等相继逃亡；军、民分籍制在勾补逃绝军低效扰民的同时，又限制百姓从戎；世职后裔整体上趋于腐朽，而民间豪杰几乎报国无门；卫所编制的非临战性质，制约着军队的应敌效率。上述原因使明初的兴盛局面很快结束，军制迫切需要变革转型。
正统至嘉靖间军制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概言之，这些变化呈现两方面趋势：一方面，军队基本脱离了大规模生产劳动，体现在屯军从军队分离，大多数军士按作战任务编为营兵，并定为国家经制；另一方面，官兵征集、选拔中的超经济因素不断减退，经济因素渐居重要地位。首先是以户供军制度走向解体，军籍之兵因而由户役向职业兵转化，军户供军的负担则转化为军装银、帮丁银等赋税性质的摊派。其次是招募成为补充兵员的重要途径，百姓在功利驱使下主动应募及自愿世袭、顶首等现象越发普遍。最后是军职不再被世袭武官阶层垄断，而向军民百姓全面开放，投军从戎以建功立业的通道恢复。尽管具体形式各异，但主要由经济强制而从军谋生者即可视作职业兵，以之为主的军队可视作职业军队，因而明代军制演变的实质是军事劳役体制向职业军队发展。
但是，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也给明朝治理军队带来新的问题。其一，大量“无籍游棍”涌入军队。其二，“九边”供饷体系制约军制发展。其三，军籍与实际的军役严重不符的问题却始终未能改变。
综上，明朝军事的衰败期并非长达200年，而是万历中叶以后的半个世纪。这对重新认识明朝国运盛衰趋势，客观评价明中期特别是嘉靖时期的国家治理水平，应有一定意义。
文章摘自《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