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要】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清朝的地方社会治理，最基本的方式是借助地方社会职役实现。广西地方社会职役的个案研究，有助于认识清朝地方社会职役的复杂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态。
一、乾嘉广西刑科题本所见地方社会职役类型与分布
首先，统计分析乾嘉刑科题本资料集出现的地方社会职役名称、地点，呈现出广西地方社会职役的类型与分布。
乾隆朝刑科题本职役的统计分析。《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两书辑录了刑科题本中的土地债务类资料，包含23个广西事例，其中有11件记载地方社会职役名称。《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收录了3件发生在乾隆朝而结案在嘉庆朝的广西刑科题本，记载了报案的地方职役名称。
14例报案者当中，出现的地方社会职役名称与数量共计17种，其中保正4例，保长2例（其中1例与地方、乡约同时出现）、村保1例，保2例，乡约1例（与地方、保长同时出现），乡长1例，地方1例（与乡约、保长同时出现），狼总2例，村老2例，头人1例。
14例案件出现在广西6个府州，地域分布如下：桂林府灵川县1例；柳州府罗城县1例；思恩府3例；梧州府怀集县1例；郁林州6例；浔州府平南县1例。已有事例占据广西的半数府州，以郁林州最多。
报案人员大致出自四个系统。一个是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第二个是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保甲负责人，村保、保都也属保甲，总计9例，该类占据报案人员的大半。第三、第四是乡约与里甲系统。一般来说保甲管治安，乡约掌教化，地方征钱粮，三者在地方治理中相互配合，皆具有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责任。三者同时出现于一个案件，也说明当地报案职责并不专属。
嘉庆朝刑科题本职役的统计分析。《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收录的55件有关广西刑科题本中，有51件记载了报案的地方职役名称。《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收录的20件广西刑科题本中，有16件记载了报案的地方职役名称。以上合计题本75件，有职役名称的67件。
地方社会职役名称及数量分别为：保正37例，地保22例，乡保3例，保长2例，乡约1例，狼总1例，土舍1例。与乾隆朝相比，嘉庆朝的职役名称种类从16种减少为7种，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以绝对数量占据第一位，乡约、狼总仍存在，新增地保、乡保与土舍等职役。
嘉庆朝职役事例的地域分布基本覆盖了全省，其中郁林直隶州、桂林府事例较多，均在10例以上；6—8例的有柳州府、思恩府、浔州府、泗城府、平乐府、梧州府；2—4例的有太平府、南宁府。
二、乾嘉时期广西地方社会职役活动与官府治理
首先，从刑科题本看广西地方职役与民间、官府的关系。刑科题本的口供，也记载了一些职役报案细节。永宁州民黄志盖因分租事致死邻人黄日红案，据尸子黄芝美供：“小的听闻忙去查看……去投明保正同来看视，父亲已不能言语，不一会就死了。”“投明保正”，就是投保，即把案件告知地方社会职役，职役则需要看视案情。职役接到投案后，有时还要和投案者缉拿凶犯。宣化县民刘玉粹因索找地价杀死曹亚宁案，据曹定初供：“小的赶来看明，就投保正协同邻佑们把刘玉粹拿获，连刀报解到案的。”有时凶犯隐匿，被公差拿获。
还有知县对职役办案的具体布置。贵县监生刘棓贿嘱钟亚三顶凶案，据尸兄李亚四供：“把李亚八抬送到县，蒙张县主验明伤痕，饬令地保刘扬领出，在严义隆歇店医治，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因伤身死。”职役平时还负责处理当地的纠纷。民众遇到经济纠纷，也会请乡保评理。
关于职役的报酬，应是民间自筹。如村落百姓设置村老田，村民轮当村老。据护理广西巡抚印务、布政使继昌疏称：“缘黄老猫系黄定理小功服侄，同村居住，素好无嫌。该村有公捐村老田亩，向给轮当村老人耕种，以为工资。”
职役失职会受到官府惩处。永康州佶伦土民黄迌殴伤黄庞身死一案，护理广西巡抚、布政使恩长审理认为：“乡老颜关既经黄黄氏投鸣，并不即行禀官相验，殊属不合，应照地界内有死人里长不报官司检验律，杖八十，折责三十板，革役。”这是将乡老视同里长失职处理标准进行处置。
其次，清高宗、仁宗实录所见官府与广西地方职役的关系。乾隆初年清政府大力推行保甲，广西巡抚杨锡绂也非常重视。乾隆七年四月杨锡绂奏：“粤西猺獞，近来时有煽惑为匪，多由不行保甲所致。”该奏还谈到广西城厢内外及汉人村寨，原有保甲等成法管理，继续编立保甲；苗、瑶民族村寨，原有头人等管束，今则根据“本地情形，变通办理”。意味着有一些苗、瑶民族村寨也要编立保甲。广西编立保甲还得到了杨锡绂继任者奏言的证实。广西巡抚托庸奏折中记载了广西编立保甲的情形：“南宁、太平、镇安三府属，……并于沿边村寨，编立保甲。”
乾隆中叶保甲普遍存在于广西各地，保甲还具有管理流放犯人的职责。广西巡抚布政使淑宝奏：“现查粤西各府，集犯多至三四百名……则各处保甲十倍于所辖配犯。除附近苗寨安边及猺獞土狼各保甲不宜安插外，应饬州县，查到配半年安分各犯，匀交内地保甲长。由附郭及四乡分领收管。”
官府也提到利用乡保、乡地职役治理广西的私钱流行问题。乾隆十五年正月广西巡抚舒辂奏：“各省鼓铸制钱，原期泉布流通，不容奸徒翦边兴贩。……今饬属出示严禁，如有收买搀兑，许易钱之人，与乡地首禀地方官究治，并将徇隐治罪各例，明白晓示。有首报审实者，酌赏示奖。”此为依靠乡地治理剪边钱。
嘉庆年间广东、广西社会问题突出，官府继续推行保甲，维护社会秩序。嘉庆十九年二月谕军机大臣等：“现饬各省编查保甲，著蒋攸铦、董教增各饬所属，将此等习教拜会匪徒，设法严查究办。”蒋攸铦时任两广总督，董教增时任广东巡抚。
再次，碑刻中的地方社会职役。广西地方社会职役在乾嘉之前已经形成，恭城碑刻也对地方社会职役有所呈现。如栗木镇《大合村分股当差合同碑》记载：今将大合村合入上灌、田心、高町、岭尾数村同为一保，数村约长与保正具呈太爷台前，愿将地方分承当差，蒙县主韦俯准批示，仰练约当神酌立合同为据，以防日后争论。
该碑是数村约长、保正于康熙四十六年订立，内容是大合村人少，与另外的上灌等村合为一保，共同承担差役，经知县批准，立此合同。主持此事的则是练约。可见乡保、练约是当地职役。
广西土州地方社会的管理具有融合官府制度与民族传统的特色。《太平土州五哨新旧蠲免条例碑记》所记：“一件头人三年一换，年中作三印每年钱数给完票预收免。”而嘉庆七年则有：“一件告状是非发乡封同乡保人秉公……一件盗贼拿获送官究治，不问乡保其人本村。”当地既有职役头人，又有乡保，乡保接受村民告状，拿获盗贼送官究治。乡老、乡保两类职役再次出现，体现出土州的地方治理方式。
碑刻资料也可证明嘉庆时期广西保正的状态。嘉庆二年，两广总督觉罗吉《禁革陋弊》碑记载泗城保正欺压百姓的问题：“闻西隆等州县有刁惫吏胥傍官勒索，而保正、把事人等，藉充在官人役，挟制乡愚，有盖造房屋及红白事件，辄派良民馈送木料、布匹、银、谷等物。”可知保甲、把事造房、娶媳、嫁女时，向当地富户、中户摊派勒索，被官府禁革。
乾嘉时期广西的地方社会职役是以保甲、地保为基础的多民族管理形式。乾嘉时期以保甲为主的广西地方社会职役系统，正是此前推行保甲的结果。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刑科题本揭示了职役报案的过程。《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恭城碑刻呈现出乡保、练约是当地地方职役。广西土州地方社会的管理主要有乡老、乡保两类职役，体现出土州的地方治理方式。
文章摘自《安徽史学》2023年第4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