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皮毛贸易是近代陕北的支柱性产业，不仅改变了当地商民的生产经营结构，同时对保障官府财政收入、刺激经济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陕北民众的革命情绪较为薄弱。1931年前后，受美国经济危机和日本强占东北影响，皮毛出口停滞，陕北地区出现现金缺乏、税赋难征、商民失业的状况，而官方却执行了更为严苛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导致城乡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崩溃。在此背景下，中共党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对失业者和贫民进行帮扶和引导，向他们提供自卫和互助的保障，通过抗捐抗税、分田分粮等活动，以军事方式组织民众，扩大武装力量，根据地发展表现出迅猛的态势。皮毛贸易的衰落成为陕北地方革命运动由低潮转向活跃的关键性因素。
以陕北为核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何以成为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本文希望引入皮毛贸易的视角，讨论作为支柱性产业的皮毛业，如何塑造了近代陕北社会变革，特别是其对地方革命的影响。
一、陕北皮毛输出与市场变化
陕北地区身有着悠久的畜牧历史。传统手工业时代，聚集在陕北一带的皮毛多运销省内泾阳、三原、大荔等地。1860年天津开埠之后，西北地区成为其出口的经济腹地，大量的出口需求使得当地经贸活动踊跃。
随着洋商深入内陆和皮毛价格提升，陕北同山西、直隶等地的经贸联系更为密切起来。大体而言，在1937年之前，陕北每年输出羊毛的价值大致维持在200－300万元，销路好时可达300余万元。每年200－300万元的毛皮收入影响陕北地方经济甚巨。榆林县在1912年约半年时间内，共征收到地丁正耗银305两有余，征到畜税和商税合计809两有余，商畜两项税收占到总进项的50％左右。据此可以推测，皮毛贸易产生的畜税、商税为当地财政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二、陕北皮毛工业的起步
大量的出口收入使得皮毛贸易成为近代陕北的支柱性产业。不少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对原材料进行深加工，获取更高的产品价值，补助民生。然而，实际上，陕北官方正是在发展皮毛制造业的过程中，向民众索取了更多的利益。
从晚清开始，已有一批官绅致力于改良品种、学习工艺的事业。1904年，士绅高祖宪等人为振兴畜牧，引进数百只美利奴羊，号称“陕西第一牧场”，但因规模较小，效果不彰。定边县在1907年以官绅商民集股的方式，开办了织毛公所，并在所内附设艺徒学堂。
民国初年，留日学生王军余、张阜生等人在榆林城内倡立工艺厂。1920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出资将该厂收购，改设为“惠记工厂”，主要生产毛毯、布匹。1928年，井岳秀决定设立榆林工业职业学校，尝试将陕北地区的皮毛加工从传统手工业逐步向机器制造业转型。1931年前后，纺毛、制革、机织、地毯等工厂次第成立，出品有毛毯、毛呢、皮鞋、皮件等物，受到社会欢迎。
与手工作坊不同，现代工业在长时间内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缺乏稳定资金支持的条件下，地方只能以各种附加税自筹款项，税种的变多和税赋的提升自然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陕北皮毛工业艰难起步的同时，一场爆发于北美的经济危机开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日本亦侵占东北，中国的皮毛出口由此遭遇重大挫折，陕北的民众生产生活也急转直下。
三、贸易停滞下的社会危机
美国是中国羊毛的主要进口国，1937年之前，美国进口羊毛经常可占到中国西北羊毛总出口量的80％左右。1929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国际贸易活动受到影响。数据显示，1932年中国出口美国的羊毛较1929年减少了约九成。
雪上加霜的是，日本自“九一八”后强占东北，华北震动，天津在年末甚至出现戒严局面。运销天津货物因此裹足不前，羊毛出口受到重创。在此背景下，陕北地区皮毛输出首当其冲。
1931年因天津行市不佳，边客不愿赔本销售，导致“皮毛生意，萧条不堪”。到1932年，“因出口梗塞津价暴跌之故，所有皮毛，均呈停顿之象”。回到榆林的边商因货物滞销，难以动转资金，前往蒙地的边商又多为了躲避债务而不敢归榆，导致街市“紧迫亿分”，城内“商号倒闭者十多家，停业结束者二十余处”。
同一时期中共党组织同样意识到皮毛贸易衰落影响下商业和手工业的凋敞情形：皮毛绒价格在两三年之间缩水了三分之二左右，不仅如此，因为经济恐慌的影响，军阀混战的破坏，帝国主义者商品的倾销，以致陕北的现金非常缺乏，加之国民党对城市中小商人及手工业者的剥削，使城市中小商业及手工业者不断的倒闭关门，此外群众购买力减到最低限度，是城市工业商业破产最大原因之一。
至于农村状况，延安以南土地多半荒芜；绥德、米脂等县，十分之八九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榆林、三边等地，大半是沙田，农村稀少。除了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外，因出口贸易停滞造成现金缺乏，致使农村高利贷活跃，土地愈加集中。
然而，在贸易停滞的关键时刻，陕北政府当局不仅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适当减税免税、扶助民众，还变本加厉，试图将危机转嫁到底层，执行了更为严苛的税收政策，导致商民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行商备受打击，坐商亦日就衰颓。
底层农民的境况则更为糟糕。陕北中部的安定县因“民穷财匮，十室十空”。条件稍良的北部地区，农民不得不靠抵押方式借贷现金，以缓公家、地主的催征。在生存面临严峻考验之下，农民除了弃田逃亡外，拿起武器反抗，便是最为可能的选择。
四、地方革命的转机
皮毛贸易停滞造成的困局，为陕北革命运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1928年，陕西省委在报告中指出，陕北“地方治安既较宁静，而陕北人又素懦怯，缺乏反抗性，所以革命情绪甚为薄弱”。1929年8月，任子良批评陕北党组织，称其“不注意群众的组织”，并进一步指出：“假如党能用正确的策略将他们组织起来，很可以成为党的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当地特委代表对任子良说：“手工业工人、脚夫不是党的主要群众，并且他们的生活又不固定，很难组织。”
转变发生在1930年代初，受皮毛贸易衰落影响，贫农破产，工人、脚夫失业，不少群众已先于中央的帮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议活动。农村经济的破产，使得广大破产的群众投入到红枪会、哥老会等民间自卫组织当中，其“革命意义”日益引起党组织的重视。
在群众反抗斗争渐成风气的条件下，陕北党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帮扶和引导，使得分散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为革命的大潮，杨培盛的例子即是很好的证明。杨培盛原来从事收售羊皮活动，1930年赊钱买的皮毛货物被土匪抢去，在陇东农村“受苦”耕种，在此碰到了刘志丹。经刘志丹动员，“活动些穷人，弄一些枪枝”，开始从事游击活动，反抗团丁催粮，后来队伍发展到100多人时，刘志丹以此为基础，组织成立了南梁游击队。
根据统计，陕西省有组织成立的县市数量在1931年仅有15个，1932年16个，1933年增加到24个，1934年为26个，其中陕北地区在1933年开始，增长尤为明显。就党员数量而言，1933年陕北有党员1153人，到1934年底，迅速增长到2000人左右。组织扩张的同时，武装力量也在扩大。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致力于在基层建立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等组织。
随着军事力量的壮大，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生明显变化。清涧、安定、神木等县一半以上的区域被“赤化”，葭县、米脂、绥德、府谷、横山等县有十到五十多个村庄“赤化”，吴堡一县只有十数村没有“赤化”，根据地在农村地区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1934年9月，谢子长率领红军游击队攻下安定县城，是游击队首次成功占领的县城。到1935年10月，陕北苏维埃政府宣布，已经在陕甘地区20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和革委会的组织根据地的巩固为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提供了至为关键的落脚点。
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中共党组织认为陕北人缺乏反抗性，革命情绪薄弱，显示出发动革命的困难。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强邻日本侵占东北，贸易急剧衰落。陕北地区出现现金缺乏、税赋难征、商民失业的状况，官方在此过程中却执行了更为严苛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导致城乡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崩溃。
在反抗斗争渐成风气的条件下，陕北中共党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帮扶和引导，使得分散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为革命的大潮。皮毛贸易的衰落及其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是理解当地革命运动走向燎原之势的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7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