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清季议改与议废科举的知识群体，尚有正在通过科举渠道晋升的士人。这些应试士子并非惯常认为的仅是被动和消极接受相关政令，而是以科场书写的方式参与到科举改废进程当中。清廷废除科举这一通常被视为“鲁莽灭裂”的举措，从光绪辛丑科举“改章”及督抚提议科举“中额递减”，到甲辰之际“中额递减”的适时出台和科举停废决策的正式启动，呈现出一条紧凑且又渐进的演化脉络。
一、壬寅肇始：南北闱关于“科举”新政与“学校”新法的讨论
清廷科举改章之后举行的首次“新章”乡试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乡试，其时距科举改章大约已有一年时间。首先，来看南北闱中关于“科举”类试题的讨论。壬寅顺天乡试第一场第五题为“宋仁宗诏天下州县立学行科举新法论”。其中“行科举新法”的表述，一方面与辛丑科举改章构成呼应；但细味题意，所谓“科举新法”实际上是“立学”的一种委婉表达。壬寅江南乡试第一场第二题为“唐杨绾疏停明经进士，请令州县举孝廉论”，题中直接出现“停明经进士”，较顺天乡试则更显一种直白和“激进”意味。
其次，来看南北闱中关于“学校”类试题的讨论。壬寅江南乡试第一场第三题为“宋神宗置太学三舍，厥后陈东率诸生伏阙上书请起李纲即出自太学论”。官方设计此题有极强的现实关照：一方面，光绪辛丑并举的“改科举”与“兴学校”在宋神宗初政时亦尝一并出现，也即士子朱卷中表述的“宋神宗初，改科举以经义、策论试士之岁，立太学生三舍法”；另一方面，这种现实关照更体现在当时所谓“未获学堂之益，先得学堂之害”的情形：“今者风气大开，学堂林立，明诏以兴学为急，士人以就学为荣，岂不甚善？然而自兴学来，三年于兹矣，学堂之规则既未大定，学堂之成绩亦尚未可预期，而学生之藉端龃龉相率哗噪者，时有所闻。未获学堂之益，先得学堂之害，是何故耶？”也即是说，官方从“太学”容易招致诟病的“议政”角度切入，询问士子对此情形的看法。该题如此设计显然较单纯以化约的“是”或“非”来判定学校与科举的考察路径更进一步。
二、癸卯赓续：科场书写与考试变革“舆情”的生成
如果说上述情形仅为科举甫经改章之后顺天、江南等个别地方出现，那么即使两地乡试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特殊政治文化地位，也未可据之上升到较广范围的“舆情”高度。接下来还需要在上述壬寅顺天、江南乡试相关科场书写基础之上，纵向拓展至随后的癸卯、甲辰科场书写，横向拓展至其他各省乡试及会试科场书写，立体呈现此一时期科场书写的整体情形、演化脉络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关键问题。通过分析表格中文本、数值及朱卷相关书写，可以得出若干关键性结论：
首先，就总体而言，此一时期朱卷中出现的科举与学校相关试题总量和比例，远超理财等其他热点问题相关试题单项总量和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此时期“科举”新政与“学校”新法相关议题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更重要的是，上述表格中单科“相关试题总数”累加后总计31道，其中论题21道（占比67．7％），策题10道（占比32．3％），也即“论”题数量是“策”题数量的两倍有余。
其次，就分场次来看，自科举改章后首次“新章”乡试，至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颁布科举“减额”谕旨，期间举行考试中科举与学校相关试题所占比例依次为14．2％（壬寅乡试）、30．0％（癸卯会试）和5．9％（癸卯恩科乡试），总体呈现一条单峰型曲线。即先以较高比例在壬寅乡试中出现，至光绪癸卯春会试达至最高点，至光绪癸卯秋恩科乡试，相关试题比例降至最初壬寅乡试之下。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随着这三科考试的逐步推进，科举和学校相关议题在受到高度关注和密集讨论后，热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这种下降背后其实显示出朝廷的致思方向和决策重点逐渐清晰明朗：如果说至癸卯春会试之际，朝廷都还在通过科举与学校相关命题探知士子“舆情”，并试图进一步确认这种“舆情”并非一时或一地的偶发现象，那么到了癸卯秋恩科乡试之际，随着官方命题、士子答题、考官阅卷与试卷进呈、朝廷磨勘等形成的信息互通，朝廷对于科场书写所表征的“舆情”逐渐了然，对于接下来的科场变革步调也趋于明朗，也即朝廷的改革致思方向与考生“舆情”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
再次，进一步考察科场书写还会发现，“废科”之请甚至在壬寅、癸卯之际就已经出现在士子朱卷上。此一时期“非议”科举以及提出改废科举的群体，除了惯常被提及的列强势力、改革派官员、新兴知识阶层如留学生之外，科场内部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即正在通过科举渠道晋升的士人。此一时期，士人在科场书写中流露出的或隐或显针砭科举言论，官方不再将这种“过桥拆桥”之举视为悖谬加以黜落或抑制，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舆情”加以引导或利用，包括以此探知士子对科举新政与学校新法的态度，以及士人这一直接利益受损群体对科举改革尺度的容忍阈值（此点尤其关系到改革成效与大局稳定），进而据此及时调整科举改革进程的推进幅度与相关政治施设。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清廷废除科举这一通常被视为“鲁莽灭裂”的举措，从光绪辛丑科举“改章”及督抚提议科举“中额递减”，到甲辰之际“中额递减”的适时出台和科举停废决策的正式启动，呈现一条紧凑且又渐进的演化脉络。当时大多数士子对于科举停废“不以为异”，以及社会层面未发生大规模骚乱，也可以从士子书写所昭示的“舆情”背后寻得其中重要根源。作为传统社会“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趋于解体，甚至也可以说是发生于科举废除之前；而导致其解体的动力和推手之一则是士子的自新或者说自伐之举。在某种意义上，科举废除这一事件甚至并非士人阶层整体崩解的原因，反而是士人阶层自我消解过程中的伴生物。
科举虽然戛然废止，但新式教育却无法做到体量和质量上的有机衔接。其情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梁启超所谓“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这一“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境地：“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例案已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即使到了民国肇建之后、科举废除将届十年的1915年，当时学校“设施未竟，形式或是，精神则非”的欠缺状况依然成为当年“一月一日大总统申令”着重检讨的内容：“本大总统在前清从政，即以废科举、设学校为先，褴褛初开，设施未竟，形式或是，精神则非。重以政体革新，神州云扰。民国成立，荏苒三年，财政困难，未遑兴作，根本大计缺焉。”如果我们以此情形为参考系，回看清季科举变革之际士子相关科场书写及其所表征的“舆情”，就会发现这些书写更多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针对现实问题的象征性行动或象征性态度。而这种象征性行动或象征性态度一旦被朝廷视为一种“舆情”采纳，并因之有所举措尤其是有所裁革，其后果便极易导致梁启超所谓“两头不到岸”之境地。
文章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