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院。
【摘要】日常生活史研究旨在揭示生活细节背后的制度，与礼制研究殊途同归。目前关于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三礼”等经学材料关注不够。《礼记》中包含丰富的日常生活史内容，记载着古人一天的生活安排、一生的人生节律和一年的时令行事，正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记忆。在《礼记》中，《曲礼》篇尤其重要，其内容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自汉代以来《曲礼》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童蒙教育，汉唐之间存在少儿诵读《曲礼》的传统。后来唐代的《太公家教》和清代的《弟子规》接续了这个传统，都有大量直接袭自《曲礼》的内容。这些从少儿时代就口诵心惟的生活规范，影响人的一生乃至整个民族的日常生活。
目前关于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三礼”等经学材料关注不够。《礼记》中包含丰富的日常生活史内容，记载着古人一天的生活安排、一生的人生节律和一年的时令行事，正是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记忆。在《礼记》中，《曲礼》篇尤其重要，自汉代以来《曲礼》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童蒙教育，汉唐之间存在少儿诵读《曲礼》的传统。后来唐代的《太公家教》和清代的《弟子规》接续了这个传统，都有大量直接袭自《曲礼》的内容。这些从少儿时代就口诵心惟的生活规范，影响人的一生乃至整个民族的日常生活。
一、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礼制问题
近年来，一大批学者开始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提倡最力的常建华教授主张，社会史要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他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活动；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单独研究某人的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整体生活面貌。总体而言，就是“从群体史深入到个人史研究”（冯尔康语）。其他一些学者，如侯旭东、鲁西奇等的研究都有此种倾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与“非日常生活史”的内涵，即文化、制度等方面，是完全可以打通的。笔者认为，由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折射出的制度，就是礼制研究的内容；他主张的“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域打通”，实际上就是将“俗”与“礼”打通。简而言之，日常生活是俗，“非日常生活”背后所蕴藏的制度性结构，就是礼。实际上，礼与俗互动频繁，并且可以相互转化。
二、《礼记》中的日常生活史料
中国的十三经总共约65万字，而《仪礼》《周礼》和大小戴《礼记》就有约24万字。这些文本记载了大量的礼制活动。此前，囿于经与史的区隔，一般以为经学文献的价值仅在于阐发儒家义理，重点不在日常生活的细节，故而对之有所忽略。20世纪初经学被废除之后，其史料价值更是少有问津。但其实，儒门经典都是上古史料，三礼文献对复原古人日常生活更有助益。《仪礼》十七篇记载贵族的冠、婚、丧祭、相见、乡射、乡饮酒诸礼。每一篇所载的礼仪活动实际上就是一部有场景、人物、情节的多幕戏剧，可以称之为“礼仪剧”。小戴《礼记》49篇，大戴《礼记》40篇，除了一些解释《仪礼》的儒学论文（如《冠义》《昏义》之类）外，很多是直接反映上古贵族生活细节的记载，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信息非常丰富。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知礼”“懂礼”，所谓礼貌的文化资源主要来自“三礼”文献，尤其是《礼记》的记载。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们，如顾颉刚、郑振铎、钟敬文等一大批学者，研究古代日常生活时都大量利用了《礼记》史料。顾颉刚平时非常留意礼制问题，《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关于“四礼”的笔记共103条，其中关于小戴《礼记》者54条，关于大戴《礼记》者16条。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更是整篇都采用《仪礼》和《礼记》的资料。他用社会学理论把礼书中的信息进行改装，大部分内容都与日常生活有关。例如，其中列举有衣饰、饮食、冠笄、婚嫁等类。每一事项下皆先讲仪式，再讲意义，这些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无法回避的细节。
三、《曲礼》对童蒙读物的影响
《曲礼》是《礼记》的首篇，成书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其名或说源于上古名为《曲礼》的文本，或说指礼之微文细节，或说因汉代礼学大师后苍传授礼经于曲台而得名。不论如何，这篇散乱的文献记载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则是不争的事实。它包括行走坐卧的礼仪、雅言措辞的礼仪、侍奉长者的礼仪、为人孝子的礼仪、冠婚的礼仪、取名的礼仪、避讳的礼仪、君子一生各个阶段的礼仪、到朋友家中做客的礼仪、递送物品的礼仪、居丧的礼仪、驾车和乘车的礼仪、出入君门的礼仪，等等，以及如何进行辞让、应对、设席、答拜、进食、饮酒、穿鞋、洒扫等，都是非常具体的动作、姿势等细节。
最值得注意的是，《曲礼》篇是当时少儿童蒙教育的基本读物。北魏时期房法寿的族子房景先“幼孤贫，无资从师，其母自授《毛诗》、《曲礼》”，此事在他12岁之前。由此可知：其一，《曲礼》有可能在《礼记》之外，是一篇单独传授的文献；其二，《曲礼》传授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如上所言，《曲礼》中的种种规定细致入微，简便易行，非常适于孩童的诵习和熏染，所以汉唐之间应当一直存在以《曲礼》教育儿童的传统。例如《梁书》记载，梁元帝萧绎年轻时“聪悟俊朗，天才英发”，五岁时就“能诵《曲礼》”。在梁武帝萧衍的要求下，他“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这里不仅提到《曲礼》是五岁儿童就能诵读的文本，而且分为上下篇，与当今《礼记·曲礼》分为上下篇差不多。
汉唐之间使用《曲礼》教育儿童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的发现使之更加真实明确。《太公家教》全篇约1500余字，四言叶韵，作者自称“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据周凤五先生研究，“约礼时宜”是该家礼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其与《曲礼》篇完全雷同的句子有4处，文意相近的有11处。两相对照，《曲礼》与《太公家教》的联系是非常清楚的。
最近300多年来，对少年儿童的行为规则影响最大的童蒙读物是《弟子规》，该书也处处透露出《曲礼》的印记。《弟子规》于清朝前期由李毓秀编纂、贾存仁改定，共360句，1080字，其中讲到100多件为人处世的细节。阅读者无论后来是否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社会精英，在年少时都对此口诵心惟，烂熟于心。总之，从《曲礼》到《太公家教》，再到《弟子规》，存在一条中国童蒙教育的传统线索。它与“三百千”等其他童蒙文献，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儿童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受到此种教育的儿童成年后，为人处世必然合礼中节。这对于中国2000多年来日常生活的塑造，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向，日常生活史研究所重视的“非日常生活史”，即日常生活背后的结构和制度史与中国古代礼制研究存在相通之处。其实质就是礼文化与俗文化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在研究日常生活史的诸史料中，此前对“三礼”文献尤其是《礼记》不够重视。它们不只是经书，也是重要的史书。《礼记》中很多内容具有稳定性、重复性和连续性，甚至可以超越时代。其中包含的三种时间安排对于日常生活史研究尤其重要：其一，一个人从早到晚“过日子”的节奏安排，由之可以研究古人一天的生活史；其二，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周期，由之可以研究古人一生的生活史；其三，一个人所经历的全年岁时节令，由之可以研究一个族群的生活史。中国民俗学的开创者们，如顾颉刚等一大批学者，都十分重视利用“三礼”文献。民俗学研究日常生活，与礼制研究具有天然的联系。《礼记·曲礼》篇是二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基本童蒙读物，它通过《太公家教》《弟子规》等载体，影响了古代儿童的行为规范。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不可忽视的历史信息。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4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