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希，国家博物馆策展工作部。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沦陷，随后在日本操纵下，伪满洲国成立，并建立了伪军。伪军下级军官施明儒记有1937—1945年间的个人日记《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该日记呈现出在伪满洲国明为伪军，暗有抗日行动，但无力改变大局的背景下，其心态从忧患和焦虑到接受和顺从，其中又夹杂着愤怒、屈辱与悔恨的变化过程，这在东北沦陷区民众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运用历史心理学的方法，在充分考虑日军强权之下伪满“合作者”生存状态的基础上，试图诠释战争压力对人性的扭曲，强调人性的脆弱与复杂，力争突破以往从民族国家立场出发诠释沦陷区历史的单一认知模式。
对于中国人而言，日本侵华战争无疑是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日本占领东北地区长达14年，并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面对外来入侵者和“新政权”，以“闯关东”移民为主体的东北民众，面临民族国家情感与现实生存的困境，其复杂心态难以言表。本文基于伪满军官施明儒的日记《辙印深深——一个伪满军官的日记》展开研究，近距离审视东北沦陷时期对日“合作者”个体乃至群体，既要苟且偷生，又难以压抑民族主义情感；既对国家有所期待，又迷茫顺从的心境。以此了解民众在日伪强权下生存之艰辛、人性的扭曲和对和平的渴望，审视日本侵华战争对沦陷区民众造成的心灵创伤和复杂影响。
一、伪军下层军官的多面相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为使占领合法化并避开国际社会的谴责，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到1945年8月，该政权存在长达13年。侵略摧毁了国民政府在东北各省的统治结构，对于日本而言，利用当地人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不仅可以弱化民众的反抗情绪，还可保障军需供给，降低占领成本。由此，日本人需要“合作者”的出场。
在抗战爆发、抗战中期和战后处置汉奸的不同时期，“合作者”“通敌者”“汉奸”等名词的意义均有所不同，其中夹杂着民族、道德情感及政治立场的判断。仅从学术层面而言，“合作者”应被界定为“在占领当局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的人。从政治角度来说，其不应被夸大为“叛国”的典型代表，更不应将生活在占领区的所有民众及参与底层管理的人都列为“通敌者”。施明儒是伪满洲国的一位下级军官，又参与自发的秘密抗日活动。
东北沦陷时期，只有极少数伪满官员成为彻头彻尾的叛国者，多数人介于“通敌者”与“抵抗者”之间，心理分裂明显。研究欧洲二战史的罗德里克·科德华，将沦陷区历史比作一幅山水画，其主要标志并不是“人们熟知的通敌和抵抗之树”，而是那些“不确定的灌木丛”，并认为这才是“树木的心脏，是他们真正体验了沦陷时期的酸甜苦辣”。
二、何以当伪军
研究二战时期丹麦史的亨瑞克·德斯莱夫森曾说：在被占领状态下，整个社会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迁就当权者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的社会行为”。战争压力下多数民众无力反抗和迁移，生存的威胁导致其沉默，从而造成“合作”。从自保和生计的角度考察，人们可能更接近对日“合作者”在复杂环境中呈现出的矛盾心态。
战争造成民不聊生，摧毁了家乡的社会经济生态，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施明儒被迫合作。他看到蕴藏量丰富的抚顺煤矿已被“已为群鬼占据”，感到刺目痛心。旧日的重镇佳木斯，为“倭贼压榨所苦，致市民生活陷于呻吟状态”。可以发现，即使是被“民族大义”所谴责的“合作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遭受战乱后，沦陷区物资极度匮乏，哈尔滨市第二大商店“同记商场”商品稀缺；物价飞涨同样令人堪忧，如正阳街满洲书店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售价高达10元。交通一度中断，人们出行都需要持有日军签发的“旅行证”。
在困境下，施明儒也需要“合作”，保障生活、获取便利是其成为伪军官的动因之一。他结婚时仅婚礼的基本预算就高达1000元，包括“彩迎汽车、音乐、礼堂筵席、礼服、摄影”等。声称“家无恒产，绝非富第”却能准备如此奢侈的婚礼，无疑得益于其任伪军官的收入。人脉资源同样使其获益，如他向部队长顺利求得了婚宴“白酒特别配给请求证明书”；在汽车缺乏的吉林，他却能托友人定妥两辆汽车。
成为“合作者”的另一原因是为了“抗日社”。他在“考军官候补生”之前，强调自己投奔伪政权并非为做官而在于“实现我之理想，补完大地疮痍”，即参加伪军，掩护其秘密抗日活动。从事后看，施明儒确实有所实践，如获得东北抗日联军与伪军战斗的消息以便伺机而动；接触并了解了谍报手段；从伪军官学校联系新同志加入抗日社等。
三、“叛国”还是“爱国”
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对汉奸及“合作者”的认知常是脸谱化的。然而面对沦陷区众多民众被迫逼或甘心为“亡国奴”的事实，又让人深感以往解释体系的不足。综观施明儒的言行，清醒与困惑并存，情感与利益交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施明儒明里服务于伪满政权，暗中又从事抗日活动。10余年间，伪军官的身份成为掩护其“抗日救国社”秘密活动的最好外衣。当日本关东军以“剔抉八路家眷”为借口，将30余名逃难妇女拉去建立临时慰安所时，他“偷偷的命令情报班长，把大车拉来的女人全部放跑”。这种明暗组合方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后工作者”，也与以往对于“合作者”的宣传和表述不尽相同。
就一个由整体素质较低人员组成的伪军群体而言，其言行存在着复杂动因，无奈求生、炫耀乡里、利权交换甚至以暴力展示地位等，不一而足。以往研究对“合作者”心态的分析切中肯綮，但仍有一些心理未能触及。在看到伪军严刑拷打被俘民兵时，施明儒明直觉“痛心酸鼻”，坦言“彼此都是中国人，国难陷危的今日，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得如此”；在“驻军受攻，上级却惶然无计不往加援，反与两位军需官挟妓饮酒，一室宣淫，士兵也效法横行”时，深感伤心之至，并怒问“难道东北人真是天生成的牛马心肝吗？”
“合作者”行为的多面性导致多种后果。1940年代初东北抗日联军渐被日伪压制后，武装抵抗者很少有实力与日军直接作战，由此突显了地下抵抗的意义。施明儒的秘密抗日持续了十年之久，但多处于策划阶段，几无实施，行动上也多是夜晚张贴传单标语等，效果有限，甚至导致三人牺牲。在以往的道德判断中，我们习惯于夸大个人改变外在环境的勇气与能力，却忽略了沦陷区民众基本没有群起反抗日伪统治的资源这一无奈事实。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让失去保护的沦陷区民众继续对原政权保持忠诚，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既往研究强化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即抵抗是基于民族大义的必然选择。站在这一立场上，不能否认“抵抗主义”的价值和意义，“通敌”显然无法被原谅，然而参与抵抗的多数人一直在苟且偷生、民族大义及个人价值的多重需求中摇摆。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以施明儒为代表的这部分人在日伪统治下左右为难，有爱国之心而又不愿毁家纾难，压抑迷茫而又希冀乱世逐利的心理。
四、屈辱与投机
在沦陷区，面对民族大义、民众苦难，施明儒的心理并非只是处于压抑中，也有面对不同形势和利益驱使时的变化。
1938年3月，收到伪军官录取通知的施明儒，逃不过内心自责，觉得自己“猎取伪国的功名真是一时的孟浪”，虽只是“游戏官场”，但又担心同胞误解自己变节，同时对担任伪军官是否真正有利于秘密反抗行动心存疑虑，认为“塞翁失马，难分祸福，何苦为之”。1940年8月，从其行军时的表现可知，他并不认同自己的伪军身份，坦言“对伪军的同情和谅解，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是决不可轻易的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决对不可信任的”。在观看古装影片《红石山》时，他认为剧中对白流露出一种“革命烈士的精神”，让其联想起“现在祸党卖国汉奸之辈”。他警醒于“豺狼当道，英雄在野”的现实，却唯独没有反思自己参加伪职的苟且行动究竟该如何定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明儒的心态更加复杂。1942年9月，他因琐事蒙受侮辱，发出“被征服的民族永远是受着征服者的压迫”的慨叹，声称自己并非“真正承认了征服者的权利”，只是十年来的奋斗经历及所处环境，使自己明白了“某种场合下处理个性应有的态度”。作者自称，为了“‘大我’的见地”“曲全做人的责任”和“青年的事业”，能够以最大忍耐“接受不合理的侮辱与非理待遇”，选择缄默只是顾惜自己在狭隘、坎坷的人生战场中获得的“惟一斗争地盘”。但是，“流贯在全身血管里的依旧是倔强的热血”。
自1938年加入伪军到1941年底，施明儒似乎一直对中国抗战抱有信心。然而从1942年起，他的心态逐步悲观，虽然民族大义未忘，但追随日伪、求生自保的心态渐重。
1943年8月，施明儒到日侨经营的木厂购柴时被告知不卖给满洲人，理由是担心他们低买高卖，施明儒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难道堂堂的军官（指我自觉堂堂）也会办这样卑劣的事么？”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底，施明儒回望抗战胜利，心情冷落孤寂，悔恨当初没逃往后方参加抗战。他后悔的是“没有抗战的功绩，也没有大员的亲友”，至今“不能露头角”，依旧是“伪人”，戴着一顶“奴化”“汉奸”的帽子。
在施明儒勾画的沦陷区生活图景中，民众被占领之初的忧患意识，到1940年代中期逐渐分化，有“为‘大义’所屈，为‘人责’所缚”而积极抗日者，也有“以老母在堂，不欲冒危险”而“重身家惜生命”者。他自己也认为，“迫于势而屈于敌者尚可藉权宜而宽恕”。回到血腥、暴力占主导的殖民统治中，我们难以将民众多样的表现归结为其爱国层次和程度的差异，其中折射出的是形势和利益驱使下复杂的人性。
在华北、华东等交战区，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在日伪暴行以及与日伪作战中成长起来的。相比之下，日伪在东北的统治更加残酷，“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力度比关内各沦陷区更大，因而民族主义的成长空间相对狭小。卜正民指出，“历史的现实是——没有人知道入侵在空间上将会延伸多广、在时间上将会持续多久，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的交织会变得那么复杂”。当我们再这段历史时，摒弃后见之明和固有的价值预设尤为重要。
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时代，探讨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的心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大员”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敌伪资产接收和汉奸甄别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沦陷区民众带来了低人一等的自卑意识。他们将在此生活的片段或尘封或销毁以免被“秋后算账”。由此，深入剖析日伪高压统治下民众的生存状态及心境演变变得更加困难。
抗战时期沦陷区几乎遍及东部各省，沦陷区人口多达1亿余。日伪统治究竟给民众带来了什么？在历史教科书中，有许多日伪当局烧杀淫掠、强掳劳工、强征“慰安妇”等暴行的记述，然而这仅是情景之一，日常生活仍然应该是叙事的主体，既往研究对此的探讨尚显不足。
从强权下生存的角度考察东北沦陷时期的民众心态，可以看到更加灰暗的故事、更加曲折复杂的艰难抉择。沦陷之初，一些人开始逃亡，一些人开展抗日活动，更多手无寸铁的人成为“顺民”并设法应付身处的环境。随着暴力占领的弱化，尚未具有成熟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多数民众逐渐“适应”并“屈从”于日伪统治。
出于生存的窘境和寻求利益等心态，“合作者”应运而生。他们鹦鹉学舌地附和日伪当局的宣传，希冀以公开言行的“政治合理性”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很难说清这些人是主动与日伪合作还是被迫参与的，我们不应苛刻地将每一次表面的卑躬屈膝都等同于出卖民族利益，这只是沦陷区民众求生存的方式之一。
人道主义评判的出现，是对非正义战争的自然反应，但其无法尽括东北沦陷时期的社会现实。一个人的身份、动机与他的品行本就难趋一致，似乎不能根据现有道德标准来推断处于高压状态下的民众行为及选择，这不仅是基于人性的立场，更在于缺少理解历史场景的思考没有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在既往研究中，“强权下的生存”常常与汉奸、“合作者”相联系，其包含的价值判断，甚至在人们了解这些价值判断的依据前，已然引导了人们的思考。
敢于直面历史的复杂性，努力勾勒出抗日战争史的全景，应该是沦陷区研究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希望本文的粗浅思考，有助于读者透视在预设的准则下常被忽视的这片荆棘丛生的“灰色地带”，审视个体言行背后的复杂图景，品味人性的无奈与苦涩。
文章摘自《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2期，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