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勇军，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导致无数中国家庭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生命遭受无情摧残。淞沪会战爆发前后，常熟乡绅徐兆玮每天关注战况，日常生活深受战事的影响。常熟沦陷后，他携家人辗转多处寻求避难，途中遭遇各种惊险，家中也被日军抢劫达七次之多。在此期间，常熟民众除了遭受日军的奸淫掳掠之外，还饱受土豪劣绅、土匪流氓以及地方武装的摧残。徐兆玮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常熟沦陷前后民众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的变化以及战时地方社会秩序混乱的情景。
淞沪会战爆发后，江南民众开始真正近距离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对此，常熟乡绅徐兆玮在日记中均有详细记录，本文以《徐兆玮日记》为研究中心，从微观史的角度研究他在淞沪会战爆发及常熟沦陷前后的日常生活、情感变化，以此丰富抗战社会史的研究。
一、沦陷前的日常生活
1937年，居住于常熟何市镇的徐兆玮已是70岁，他每日的生活就是陪伴家人、接待访客、与友人通信以及阅读书籍。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这种平静的生活逐渐被打破。7月7日徐兆玮的日记中并没有特别的记载，四天后他在给叔叔徐凤标的信函中写道：“芦沟起衅，恐将扩大。”从中可知，当时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已在常熟传开，徐兆玮还取消了去上海观看展览的行程。同样，宁波人张泰荣也在当日得知事变消息：“芦沟桥事件扩大……恐战事将从此开始。”徐、张两人的忧虑一样，都非常担心中日战争将不断扩大。
7月16日，常熟乡间开始谣传苏州城内的保长训练处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卢沟桥事变之后江南不再是安乐窝，民间开始产生恐慌。实际上，这种恐慌并非是空穴来风，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军就在长江下游地区频繁活动。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1月，日本军舰多次在常熟白茆口、浒浦口、野猫口等处测量水位，并登岸侦察，为入侵做准备。
随着华北战事的不断扩大，徐兆玮的内心极为焦虑，每天均会关注最新消息。7月26日，他写信给上海的瞿凤起询问道：“芦沟起衅，沪上亦有谣言，未知来日何如？”27日，他感于报纸新闻滞后，遂改用收音机收听新闻。当日得知日军进入北平城，并在彰仪门大街、牛街一带与宋哲元的部队进行交战，他顿时失望至极，声称“和平殆绝望矣”。
报纸是徐兆玮获取外面信息的主要渠道，能否获得报纸也影响到了他的情绪。如9月30日，当得知有停售几天的《琴报》《新生报》送到时，他心中顿时大喜。10月16日，听闻《琴报》停刊，他心中极为失落。11月1日，当《常熟报》迟迟不能送到时，他心情则是“沉闷极矣”。
自1937年7月21日至11月11日徐兆玮举家避难之前，他先后通过收音机以及《时报》《晶报》《琴报》《新闻报》《大公报》《新生报》《电朝报联合日刊》《每日新闻》《申报周刊》九种新闻报纸了解战事。1938年4月11日，他携儿孙前往上海法租界避难，大多数时间都在看报。据笔者统计，自1938年4月20日至1941年7月16日的三年两个多月中，他几乎每天都会阅读《大美晚报》《申报》《新闻晚报》等报纸，了解国内外战争的情况。
作为江南文人的他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即便是在得知上海战事甚烈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抄阅各类诗文。然而8月20日至11月26日，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日记中再没有出现抄阅诗文的记载，通信内容大部分涉及战事，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由此可见，这场近在咫尺的战争已经深深影响徐兆玮的心态。
二、沦陷后的逃难生活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日军飞机频繁袭扰四乡。徐兆玮所住的何市镇“幸无驻军，且距江稍远”，故暂无袭扰之虑。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他深知家乡很难幸免于战火。9月18日，徐兆玮给避难于苏州宝岩寺的张鸿去函说：“桃源难觅，锡山离江岸较远，或足避兵。”在此期间，张鸿以及他的女儿张森数次写信催促徐兆玮及其家人离家逃难。短短的几个月中，两家之间的信函来往就有15次之多。在张鸿的再三催促下，徐兆玮决定偕家人外出避难。
11月12日，上海沦陷。徐兆玮得知国民党军队已经放弃长江防线，日军即将登陆。他随即让儿子连夜通知徐凤标、徐凤书、徐凤藻三位叔叔，并约好次日早晨众人一起商量逃难之地。11月14日晨，徐兆玮一行到达李市镇，遇到友人张实甫。据张氏所言：“途中见逃难者络绎，皆近白茆、新市人，镇炸毁大半矣。”11月16日，船驶过张泾桥。徐兆玮想登岸打电话联系无锡友人杨翰西寻求避难，但电线早已被炸断。无奈之下，众人只能继续前行。11月20日，日机飞至太湖一带，众人躲到广丰面粉厂防空壕中。在无锡避难的几日，他就三次遭遇日军搜查，大半行李被抢走，最后连夜逃至惠山姑里。11月28日，徐兆玮一家人逃回常熟家中。然而此时家中已被日兵抢劫7次，一片狼藉。
由于常熟战事未平息，家中无法居住，徐兆玮又携家人逃至太仓沙溪镇。在那里避难的日子里，日常生活恢复了平静。2月10日，他从来太仓贩卖芹菜的常熟船主处打听到，前往荡口避难的乡人已陆续回家，13日下午四时半，一家人冒雨行船到家。然而此时常熟地方社会不靖，谣言四起，几乎天天发生盗匪抢劫事件。无奈之下，他又于4月11日赴上海法租界避难。
三、沦陷前后的常熟民众生活
淞沪会战爆发当日，常熟地方的形势就开始紧张起来。晚上，民众服务指导所和抗敌后援会彻夜办公。各乡镇壮丁除了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之外，还得为过境的军队提供后勤服务。淞沪会战期间，日军曾对常熟城区进行多次轰炸，主要以热闹街市为目标。此外，日机还经常对常熟、太仓沿江的市镇进行轰炸。10月12日，徐兆玮在日记中记载道：“今日敌机往来甚多，遥闻投弹声”。
沦陷之后的常熟，谣言没有停止，主要是关于日军的行踪。1938年2月19日，有谣言称中国军队已到了常州，而徐凤标来信说上海的报纸报道扬中、泰县均已陷落。当日下午又有谣传，说日军已至梅园，还有人说至朱店桥马翠珊家，后有人说自河槽来。谣言大肆传播的背后，显示出民众对日军劫掠的忧虑和惶恐。
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逃亡他乡的居民因各种原因，只能陆续迁回城内。此时，城市表面上恢复常态，但大家都仍旧怀着恐惧的心理，最显著的就是城市变成了“男子城”，年轻的女子都藏匿于乡村，以逃避日军的强暴。
日军的封锁导致交通断绝和消息阻隔，各种日用品得不到补充，物价暴涨。民众也无法了解外界的情形，地方报纸必须经过日军的严厉检查才能够发行。一份中国报纸在上海只售四分，在常熟却要售一角。即便如此，也是很少人可以看到。
常熟沦陷后，沈炯、蒋志范、徐凤藻等人在中国银行的新址里组织成立了伪自治会。伪自治会成立之后，原来那些作恶多端、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更是为虎作伥，明目张胆地做起汉奸来。伪自治会成立之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办理田租。他们趁机征粮收租，敲诈勒索，其中以梅李镇的伪组织最凶。除了土豪劣绅敲诈勒索之外，地方上的地痞流氓也乘机活动，每天都会发生打杀、拆屋、罚款、绑票这样的事。徐兆玮感叹道：“盗风不戢，良民无安枕之夕矣。”鉴于地方不靖，他的家人遂劝其赴上海法租界避难。离家之后，时常有亲朋好友来沪探望，徐兆玮从他们那里得知家乡的匪患日甚一日。
敌伪盘踞何市后，实施抢掠绑架，各乡民众不堪敌伪蹂躏，积极组织游击小队。他们在时势推动下，利用老百姓的同仇敌忾，纷纷树立起抗日的旗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六梯团。不可否认，这些地方武装在成立初期确实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然而这些“游击队”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制订条例，并相互联盟，称王称霸。这些地方武装在乡下不择手段大肆敛钱，找到对象，直接勒索，叫作“请财神”。富农、佃户的油水榨干了，就转到市集上的暴发户身上。
日记主人徐兆玮偏居于常熟乡何市镇，战争彻底改变了他晚年的平静生活。通过日记，我们从微观的视角对当时的时局动态、日军暴行、地方社会秩序以及民众生活有所了解。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常熟地方风声鹤唳，日机空袭、国民党军队过境、壮丁抓人等事情时有发生，以致民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民众陆续逃难他乡。常熟沦陷后，虽然组织成立了伪自治会，但却无法维持地方治安。民众除了遭受日军的奸淫掳掠之外，还要饱受土豪劣绅、土匪流氓以及地方武装的摧残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文章摘自《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年第2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