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飞龙，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抗战时期的昆明茶馆对西南联大师生来说，是日常交往的公共舞台、休闲娱乐的“游戏空间”、阅读写作的“文化空间”、文化沙龙与议论时政的“话语空间”。西南联大师生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首要的不是表达自治、理性和反抗的政治诉求，而是呈现一种个体的日常状态与人生情思而进行的话语实践。在这种话语实践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茶馆文化”,这种文化不是西方理论所阐释的“政治性文化”,而是一种“诗性文化”,这种文化影响着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气质及西南联大文学特质的生成。
王笛认为茶馆不仅是市民日常生活的舞台、娱乐休闲和商业交往的场所，还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空间。日本学者铃木智夫认为茶馆是人们生活中集社交、集会、交易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重要公共场地及民间进行公平审判的重要场所。抗战时期昆明的茶馆有怎样的独特之处？它与联大师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种“公共空间”生产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对西南联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有许多关于抗战时期昆明茶馆的文字：“你就在这样可爱的茶馆里静静地喝茶。你身边极平和地吹着清凉的风；你脚边就极文雅地流着翠湖的碧绿的水……晚上，这些茶馆还请了几个人清唱滇戏，也有锣鼓，也有胡琴”。“不用门票，楼上沏杯茶……穷学生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廉价书斋！”战时昆明茶馆有什么作用？有人这样写道：“茶馆的顾客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有长衫商人之流，有短衣工人之类，有公务员，有大中学生”。“茶馆里一坐，干什么的都有：或读书或看报；或演习题或做文章……在茶馆召开校友会、同乡会、某系迎新会、某社团讨论会，有的甚至课外兼差，给人授课地点也在茶馆里。当时茶馆之用可谓大。”
在关于战时昆明茶馆的描述与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种“公共空间”，它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休闲场所和最初的商业功能，具有了深远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但在战时昆明茶馆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来说它还承担一种“廉价书斋”“沙龙”的功能，它与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
抗战爆发致使大量人口内迁，昆明的茶馆“由三十几家增加到一百多家”。茶馆作为联大学生的一个“活动中心”的是逐渐形成的。刚开始“坐茶馆”带有临时性，因为联大“新校舍尚未建筑”“图书馆要抢位置”，也就只好去茶馆，把它当作“图书馆”使用。但没想到茶馆却一直成了他们“图书馆”的一部分，这是联大艰难的办学条件所导致。除了联大办学条件的艰难，由于物价飞涨导致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生活的艰辛，也是他们把茶馆当作“图书馆”的重要原因。
这是当时联大学生生活状况的具体描述：“家在战区的同学，经济来源断绝亲朋无可告之门，不得已在缴费同学吃过饭后到膳堂去吃一点残汤剩饭，来维持生活。”“昆明的米价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由二十多元暴涨到七十元的最高峰。在今年暑假，就因为教育部的贷金和学生救济会的救济金的暂停发放而发生了三个穷大学生断炊的‘惨事’。”如果晚上在教室看书，那就需要买蜡烛，而“蜡烛一毛一支，最多只能用一个钟头”，联大图书馆则是：“抢座位比难民施粥场里抢粥还要挤，自修室七点开门，六点半已拥挤得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情境下，茶馆也就广受西南联大学生欢迎。因为，茶馆“只要五分钱就能坐一晚（这还是吃茶，若是吃开水，只要三分）。”“如果再求写意，买上五分钱瓜子，或花生吃着，恐怕就是目下在昆明最使人安乐的事了吧！”战时昆明茶馆在许多联大学生心中留下了美好的细节：“邻近联大的文林街和青云街店铺买卖不多，独有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常客多是联大学生。茶楼上窗明几净，泡碗茶可以坐上半天。茶馆还可以当着会场。”
茶馆是联大师生读书写作的地方，也是他们沟通交流的地方，关于文学与学术，也关于日常与生活。“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如中文系的汪曾祺就专门泡‘文林茶楼’和钱局街口的小酒店，老师也有上茶馆的，如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就常去‘文林茶楼’”。朱自清经常与友人或学生在茶馆讨论文学，郑天挺去茶馆听“说书”等。
茶馆能使西南联大师生留下美好记忆，也与茶馆老板有关，虽然有些茶馆老板以生意人的眼光对待那些年轻人，认为让他们“泡”会亏本而采取拒绝的方式：“每个茶馆也不过几十个座位。若是联大学生去了，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一晚上，至多买六七毛钱，又怎样不赔本？”但大多数茶馆老板还是以自己的热情表达一种对联大师生的善意：“有一个姓陆的同学……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没有这些茶馆老板的善意，没有他们对西南联大这些外来知识分子的尊重，昆明茶馆与西南联大师生之间也就不可能发生这么紧密而美好的联系。
在这里，茶馆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的空间”，而是一种“个人生活的日常空间”，它不仅为联大师生提供了一个精神的避风港，使他们能够闲适而诗意地生活，在一个紧张而慌乱的时代养成一种难得的从容与自由的心态，从而生成着西南联大师生的整体性的精神面貌。还为他们在相对狭小的物质空间里提供了一个广阔话语空间生成的可能，这种话语空间影响着昆明知识分子尤其是西南联大师生的社会人生思考与文学文化书写。林徽因有关昆明茶馆的诗：“这是立体的构画／描在这里许多样脸／在顺城脚的茶铺里／隐隐起暄腾声一片／各种的姿态，生活／刻划着不同方面：／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老的，慈祥的面纹／年轻的，灵活的眼睛”。也可以听到流传甚广的《茶馆小调》：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把那些剥削我们、压迫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通通除掉！这些文字来自对昆明茶馆的观察、思考与想象，茶馆已经超越了物质空间的层面，它已经演绎成一种精神空间与话语实践，同时还影响着作家的文学题材与文学风格。在汪曾祺看来，他小说中那种“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的艺术特质是与“泡茶馆”有关的，其在茶馆中养成的“不颓废灰心”则影响着汪曾祺艺术人生的生成。
西南联大诗人王佐良认为抗战时期的昆明茶馆作为一种生活空间及“泡茶馆”作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为昆明现代诗歌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西南联大师生在“泡茶馆”过程中的随意、自由、放松的风气逐渐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正如有人说：“这种风气如今也代表联大附近区域的一种精神。”对西南联大师生来说，“物质条件的匮乏使他们不得不远离华衣美食，但是精神上的那点尊严、独立和骄傲是绝对不能放弃的，那已成了最后的根据地。而茶馆，恰好为西南联大师生提供了护卫内心的安身立命场所。”昆明茶馆为他们提供了守护这种生活的一个难得的日常空间，在这里，可以自由地抒展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情怀，或者是文艺学术的或者是社会人生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茶馆是昆明迅速崛起的文艺中心”。同时昆明茶馆也成为观察西南联大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窗口，从中可以发现西南联大文学生成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因素。
战时昆明茶馆作为一种“公共空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场域。对西南联大师生来说，昆明茶馆有其独特之处，它是联大师生的“游戏空间”、“文化空间”、“话语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实践生成的是一种“诗性文化”，这种文化影响着西南联大师生精神特质的养成，也影响着西南联大文学特质的形成。通过对西南联大师生与战时昆明茶馆关系的考察，启发我们：具体的生活有着无限的复杂性，只有从具体的经验出发，对其进行细致观察与学术提炼，才有可能“回到事物本身”。如果仅仅依靠概念的推演或西方理论的移植而忽视本土鲜活的经验，那么我们的研究将难以抵达问题的真相。
文章摘自《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