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书吟，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近年来，孙中山素食思想中蕴含的国家主义受到关注，其素食理念被纳入所谓“国家素食主义”思想脉络中考察与西方素食思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
一、最卫生的“科学素食”：大豆兴国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参考
在食品工业一部中，孙中山特别提到两种食品工业化的设想，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物品——茶叶，另一种则是鲜有人提及的黄豆。根据孙中山的设想，大豆工业化的核心是农业全产业链的工业化，而实现产业化的重点在于工业化。虽尚在设想阶段，但孙中山对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作为大豆实业计划的理论基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一部《孙文学说》中多次提到豆腐、豆浆等素食豆制品代替乳肉荤食的优势：吾友李石曾留学法国，并游于巴氏高氏之门，以研究农学而注意大豆，以与开“万国乳会”而主张豆乳，由豆乳代牛乳之推广，而主张以豆食代肉食。
在《建国方略》和相关的讲演中，孙中山拒绝诸多肉类荤食，特别推崇豆腐、豆芽、豆浆等豆制品的营养价值。正是对大豆的充分利用，以及豆浆、豆腐、豆干等种类丰富的豆制品的发明，避免了中国历史上亿万贫苦民众因肉食匮乏导致的蛋白质缺失，维持身体健康；进而融合儒家守孝文化、道家养生理念与佛教不杀生教义，推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崇尚俭朴修心、淡泊明志的素食文化，将食素作为提升生命品质与回归自然的精神象征。
而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对豆制品和牛奶的态度并非出于家庭贫穷的被迫选择，也非传统士大夫对个人修养的素食文化认同，而是基于现代化学知识的素食养生理念。
使孙中山将大豆制品视为救国素食的关键人物则是其革命好友李石曾。在《孙文学说》中，孙氏反复提及李石曾关于大豆和豆制品可以发展中国外贸经济的主张，认为李石曾的大豆学说为“泰西今日最著名科学家之所苦心孤诣研求而不可得者”。因此，李氏也是理解孙中山大豆计划的关键人物。
李石曾，为清末清流名臣李鸿藻第三子，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此外，李石曾还是近代第一位主张以豆浆代替牛乳的化学家，他发现大豆的营养成分较牛奶亦毫不逊色，这些观点被系统性地浓缩在了1918年出版的化学专著《大豆》里。凭借家族深厚的政治关系网，1909年李石曾很快依靠归国筹措的第一桶金在巴黎城内的一家民房开设了“巴黎豆腐公司”，采用全套最新机械设备生产豆制品。
李石曾开设的巴黎豆腐公司，在《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中尚无相关文字描述。目前只有李石曾晚年纪念孙中山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孙中山参观巴黎豆腐公司的概况：
孙中山先生……他来参观我的豆腐大豆工业化学机关，并且详细访问我，把跟我的谈话，写在随身携带的一本小册子上面。
当来到豆腐公司，映入孙中山眼帘的是明亮整洁的厂房、簇新的全套机器和精神饱满的工人。加之刚开张时门店生意火爆，目睹豆腐公司的生意兴隆，就不难理解为何孙氏不仅对豆腐代替肉食的卫生理念大加推崇，而且在实业计划中特别提出设立新式黄豆制品工场。这些设想与李石曾巴黎豆腐公司的生产方式完全契合。由此可见，孙中山宏伟的大豆出口计划是以李石曾的巴黎豆腐公司为蓝本规划的，目的在于以西方工业生产模式革新中国“三家村豆腐店”式的传统手工经营方式，使中国豆制品走出国门，成为国际化工业食品。
二、超越西方现代性：世界贸易体系与区域经济中的“大豆计划”
将孙中山的黄豆计划置于其政治和经济的国际化战略构想中，亦可表现出远超表层素食主义之诸多面向。
孙中山的农业计划并非完全依照科学原理，而是试图在国际贸易网络中思考附加值高的农业产业。大豆计划源于一战期间欧美遭遇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在战时食物供应方面——尤其是牛奶和肉类的供给表现得尤为明显。孙中山将一战作为中国输出大豆的国际机遇，以中国传统的优质植物蛋白置换效能转化率低下的动物蛋白。
此外，大豆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孙氏的计划的实现提供了基础。自1861年清政府被迫逐步开放“豆禁”后，东北大豆开始源源不断向日本、南洋以及香港运销。此外，大豆在制造肥皂和作为牲畜饲料方面也表现不俗。在日本人的垄断下，东北大豆迅速从东亚走向全球，成为世界性榨油及工业原料。至1919年，中国大豆（包括大豆制品在内）出口总值达到9400．9万关平两，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近15％，东北地区则贡献了93．7％的份额。东三省也凭借大豆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唯一出超的地区。
孙氏将大豆视为一种比乳、肉更为优质的蛋白质：从经济来说，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的蛋白质含量远高于畜牧业；从营养上来说，这种优质蛋白质不含毒素。基于这两大优点，他计划在现有的基础上，以东北平原作为大豆耕作专区。并收回为日本三井洋行所垄断的大豆出口经营权，设立土地国有化农庄，效仿西方国家农业合作社模式，由国家提供资本、种子、器具，农民贷款取得，以收入分年摊还，以建成“世界供给大豆之产地”。
虽然孙中山十分看好中国未来的大豆经济，但并不意味着他认同中国现有的大豆出口方式。中国的大豆出口虽然数额巨大，但长久以来一直以大豆、豆油、豆饼三大原材料为大宗仍属农产品初级材料。他的理想范本是李石曾式的豆腐公司，在国内开设加机械工厂，制作各类附加值高的豆制品再行出口。此外，孙中山还计划将这些黄豆工厂开遍海外各大城市，向世界民众共享科学的传统美食。中国大豆将成为一大富源。
由于再次投身于革命，孙中山的大豆计划并未付诸实施。随着吴宪等受过严格西方学术训练的生化专业的留学生归国，发起了改革素食中国的口号，豆浆替代牛乳的观念一度沉寂。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战时物资极度匮乏的危机时期，豆浆作为牛奶的廉价替代品才被重新提上日程，但这一替代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举，与李石曾鼓吹的大豆胜于牛奶的观念大相径庭。体现现代科学营养观和政治观点的“大豆兴国论”最终归于沉寂。
三、构想现代中国：大豆计划中的反殖民因素再解读
虽然孙中山宏伟的大豆计划未付诸实施，但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孙中山的大豆计划可视为西方饮食文化在中国扩张中遇到的在地性抵抗，这一抵抗被梁其姿称为“摩登素食主义”。
孙中山的大豆营养论和实业计划，可视为一场西方文明危机中衍生的东方主义以及科学素食主义、农业工业化的综合构想。黄豆计划是一种比发展牛奶更为实际，能够提供绝大多数平民共享的优质蛋白质来源，符合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对于社会主义以及大同主义中蕴含的平均理念的构想，是对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反思和超越。
豆浆与牛奶彼此互为镜面，对中西双方均意味着一种“打开眼界”的经历。对西方人来说，李石曾的学说在否定牛奶的基础上以中国特有的传统食物做代替品，颠覆了西方世界对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而中国人在被西方文明冲击的沮丧和焦虑感中挖掘出蕴含于传统之中超越现代性的神奇力量。
长久以来，近代中国人习惯于在西方的眼光中批判地重塑传统与自我落后的刻板印象，而大豆计划的出现则是镜像的另一面，它意味着在正视和拥抱现代性的基础之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修正。关注以大豆计划为代表的案例，能够提醒我们重视中国现代性所具有的特殊文化议题。在《建国方略》大豆计划中，可以看到孙中山晚年仍然持续通过不同渠道更新自身的知识体系，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平民素食文化中的民生因素的努力，以及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性进行持续性地反思与批判。大豆计划中蕴含的爱国情怀与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文章摘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原文约12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