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继清，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
【摘要】《春秋》所开创并为历代史家遵循的我国传统史学“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史事编系方式。自《史记》开始，历代正史均采取传统的干支纪日方式来编系史事，成为正史修纂的基本体例之一。但偶有变例，史家利用纪时方式的变化进行褒贬，维护正统，体现历史书写，成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一个特点。
问题的提出：从唐太宗索观国史说起 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曾数次索观起居注，肇皇帝自观国史、史臣篡改国史流弊，对史官独立修史的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影响了官修正史的“实录”性。
我国早期历史记载已经存在“直书”与“曲笔”的矛盾斗争。“春秋笔法”作为在我国历史编纂学史上最具影响的书写模式，也是在一定历史时期解决上述矛盾的最好途径。
那么，在唐太宗不断干扰起居注及国史撰修，甚至钦定“玄武门之变”性质的情况下，唐代史官无法在国史中“直书”以曝其恶，会不会采用其他的书写方式来隐晦地表达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与评价呢？
一、《旧唐书》纪、传中的数序纪日
仔细审视《旧唐书》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除《高祖本纪》外，其他所有相关纪、传，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都是用数序纪日而非干支纪日。除“玄武门之变”相关记载外，《旧唐书》列传部分还有多处使用数序纪日方式编系史事的例子。卷二百的传主是叛逆王朝的“安史之乱”“朱泚之乱”“黄巢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传记中都有多少不一的大事纪日，而且毫无例外都是数序纪日。
现有材料表明，我国最早的纪日方式当推天干纪日，嗣后则发展为干支纪日。周代以降，干支纪日成了最基本的纪日方式，因之也为各种上古史籍普遍使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干支纪日的方式，开我国历代正史干支纪日的先河。西汉宣帝以后，在社会上干支纪日逐渐被数序纪日所取代，干支纪日主要运用于国家所颁历书、诏诰制敕、史书修撰等领域，包括《汉书》等正史在内的史书一直沿用干支纪日编系史事。
唐代的诏诰、奏表、碑铭，标署日期的形式相当复杂，干支纪日、数序纪日、干支数序结合纪日诸种形式都有，而以数序纪日居多。唐修国史早已散佚，现存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韩愈《顺宗实录》两书均用干支纪日，结合《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诸帝实录及两《唐书》的记事形式，可以确定唐修国史使用的是干支纪日方式。那么，《旧唐书》纂修者用数序纪日这种书写方式叙述“玄武门之变”等历史事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我们可以通过对汉唐间正史纪日方式的梳理来寻找答案。
二、汉唐间正史数序纪日的出现与演变
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司马迁父子撰著《史记》时，数序纪日尚未出现，因此《史记》未见有数序纪日。从《汉书》开始，汉唐间诸正史均有零星数序纪日，有些分布在《五行》《祥瑞》诸志及各部分的奏表、书启中。鉴于正史诸志的这种纪事特性，我们对数序纪日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对诸纪、传的检视上面。
可以看出，从《汉书》到《宋书》，数序纪日的出现、发展和演变，有一条相当清晰的线索。《汉书·王莽传》虽然名曰为“传”，但须记录王莽主政及“新朝”十余年的历史，其实际体例类于本纪，即学者所谓“纪其实而传其名”。数序与干支相结合的纪日方式，在《汉书》中仅被运用于新莽政权覆亡关键史事的编系，有理由认为，班固可能试图通过纪时方式的改变，来表达自己对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认识与评价。
《汉书》这一细微的体例变化，显然引起了后世史家的特别关注。嗣后，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列传部分均有数序纪日方式出现，而且都是用于篡逆与叛乱事件的时间标识，说明修史者已经是有意识地将民间习用的数序纪日与传统的干支纪日相区别。干支纪日用于帝王本纪的史事编系，属于正统书写；而少量数序纪日在相关列传中使用，表达对篡逆行为进行贬斥的书写意图，以达到惩恶戒乱的政治目的。到沈约的《宋书》，开始更多地使用数序纪日，事例多，分布广，且扩展到与北魏之间的军事行动记载中，其主旨上承陈、范，一以贯之，就是用于篡夺、谋逆、内乱事件的时间标示，表达贬斥的书写意图非常明确。班固的初步尝试，经陈寿、范晔的发展，在沈约《宋书》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未见古代史家对正史中的数序纪日变例做专门论述，但经过《三国志》《后汉书》《宋书》等的实际运用，修史者对这种变例隐含的“书法”意义都是心知肚明的。到唐初设立史馆纂修南北朝诸史，史官们对利用纪日变例表达书写意图的方式已能驾轻就熟，信手拈来。
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有当代的现实背景，唐国史纂修过程中，史官们面对“玄武门之变”如此敏感的重大历史事件，又遭受到来自君主的巨大压力，在坚持“直书”“实录”的优良史学传统与维护正统、保持政治正确间陷于两难选择时，利用数序纪日这一变例贯彻书写意图，表达历史认识，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数序纪日用于历史书写的思想基础
利用纪日方式变化表达历史书写意图，其思想基础是自战国、秦、汉以来逐渐成形的“正朔”观念。“颁告朔”的实质，向天下颁布实行的历法、该年每月的朔日以及重要祭祀的用日，所谓“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建）也”。“颁告朔”必须如期进行，它是王朝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因此司马迁说：“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而“改正朔”就成为新旧王朝更替的一大标志。此后便有了“奉正朔”的说法，行用某王朝的“正朔”，即使用某王朝皇帝的年号纪年纪时，也就意味着服从该王朝的政治统治。经过汉儒的不断发展完善，到《汉书》纂修时，以“三正”“三统”“五德终始”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包括“正朔”观念已经完备并趋于鼎盛，为史家利用纪时方式变化区分正统与僭越、篡逆、偏霸，达到正名尊君这一政治目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班固深谙此道，在《律历志》中详载上古帝王在位年数及与历法、德运间的关联。因此，他在《王莽传》利用数序干支相结合的纪日方式记载新莽覆亡、炎汉更始的关键事件，应该不是随心所欲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尝试。班固只能通过纪日方式的变化巧妙地把从西汉至新，再从新至更始、东汉这一正统中断再续的曲折过程描述出来，既区别了更始政权与新莽政权、东汉政权的不同，又不废史书大事系日的记事之道，从而为历代正史修纂者贯彻历史书写开启了一条新路径。
历代正史纂修者遵从“春秋笔法”，利用纪日方式的变化贯穿历史书写，达到了他们正名、定分、尊君的政治目的，完成了作为传统史学家担纲的维护正统、惩恶戒乱的任务，但这种书写方式却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史家“直书”“实录”的原则，并造成了部分史实记述的无序和史事阐释的混乱，也给历史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8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