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盛、聂馥玲，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摘要】第二次西学东渐时，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电”概念传入中国对译为中文，首先传入的是“电气技术”，随后才有“电气科学”著作被译介为汉语。而囿于传统中西知识体系的隔膜，中国学者无法细分“科学”与“技术”之间差异，将所有关涉“电气”的知识一概以“电学”命名归集，由此便出现了新兴的“专门学”——“电学”。随着各种“电气技术”广泛应用，相关的物理学教育制度的确立，“电气科学”著作也被更多的晚清士子所研读并深入思考，中国历史上有无“电学”成为考据的命题，由此开启了“电学史”在中国的历史书写过程，一直延续到“科技史”学科的建立，中国“科技史家”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电学史编史过程。整个电学史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历程也展现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物理学知识本土化的思考和探索。
“电学史”是关于“电学”的历史，属于“学科史”，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现代科学属性的“电”概念却是在第二次西学东渐中才被移译为中文词汇的。
一、作为“专门学”之“电学”的传播脉络
中文世界未曾有过将“电”与“学”二字联用的情况，“电学”一词是在《电学入门》一书时才为人所知。其实最先传入中国的是“电气技术”，其后才译介了“电气科学”，由于晚清的中国学者无法区分两者的细微差别，以“电学”总括其名。
晚清时期“电学”转换为两个更为明确的名称：“电气科学”和“电气技术”。在科学层面所关注是“揭示事物的本质、结构和规律”；在技术层面，更多关注于“实践效果和效率”。“电学”在晚清之际的传播，也呈现为不同的两个阶段：最初的“电学”传播是凭借着“电气技术”的实用效能，随后阶段才有更深层次的知识及学理内容。
急学先用，制度先行，是晚清社会接纳“电学”这一完全外来学科的路径。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系统，在对于异质文化中所产生的“电学”的接受过程中，基于实用性的现实考量，国家层面之下最先进行的便是对“电气技术”制度层面接受。而个体化的更为深层的“电气科学”知识层面的吸收则在其后。
二、汉译西学中的“电学西源”说
“电学史”是“电学”的“学科史”。最早的“电学史”内容是《电学》一书卷首所设的“总论源流”一节。在《西学关键》中有明确的关于“电学史”的问答：“问：始得电气者为谁？答：学士达类思始见琥珀有吸力”。在西方人看来：电学作为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物，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源头“两希”之一，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晚清时期，基于技术应用的实用性考虑，具有开放视野的知识分子快速而主动地接受了“电气技术”，更多的集中于学科制度化的内容；而在更为深层次的“电气科学”的知识体系层面上主要却是借助当时的汉译西学著作。
在“电学”初传的阶段，其时的文人士大夫承认其实用性、高效性，将“电学”视为西洋的奇技淫巧，对于“电气科学”更多的则是不屑一顾的态度，至于“电气技术”的历史，自然是无暇关注。此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汉译西学中关于“电学史”的记述。而随着“电学”制度化层面的全面铺开，必然要带来知识体系层面的深入，由此关于中国“电学史”的思考也将展开。
三、晚清士人的“电学中源”观念流变
随着电力技术的普及，晚清政府对于“电学”实用性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在1876年便开始筹办福州电报学堂，“专收生童学习电气并寄电信，如何寄法，又制造电线、电报各种机器。”李鸿章也说“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随后，多家电报学堂陆续设立。清末新政之后“电学”学科在制度化层面逐步深入，特别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物理学被纳入教育体系之中，电磁学知识的普及也更为广泛。在这一时期“电学中源”说逐渐形成。
在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其五十四》中，“东来法”与“电学中源”说同时出现。“东来法”观念，从康熙时便已经出现了，“（康熙）再次以‘御制’的名义强调‘东来法’之‘东’指的就是中国，使这一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所信奉，最终成了康熙朝之后清代中国士人（西学中源）的主流观念”。在“东来法”——“西学中源”这一思潮之下，“东来法”与“电学中源”说相结合成为晚清时期对于“电学”来源的一种叙述模式。
清末“电学”在制度化层面的加强，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接触“电气科学”部分，由此“电学”的知识体系层面便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这与之前仅仅习用“电气技术”时期有明显的变化，而这种“纯学术”地研习思考，催生了“电学中源”说的产生。
四、20世纪初中国“科学家”笔下的“电学史”
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宣扬的“电学中源”说所形成的文本并没有为后来的“专门史”——“电学史”所继承，其历史书写所形成的文本大多寥寥数语。随着清政府的覆灭，以西方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教科书被民国政府大力推广，“电学中源”说也迅速被中国知识分子遗忘。
20世纪初，有着西方科学专业背景的“科学家”开始重新书写“电学史”。如在杨铨指出：“电之科学史自格尔波特始。”在杨氏的论文中专门提出了“电学史”这一范畴：“电学史卷帙繁富，绝非此寥寥数章所得而尽，新理新物，日出无穷。即一器之微，欲尽其专史且恐累牍不能也。”“电学西源”这一观点还见于唐钺《雷电说》一文中，“人类之知有电，自英之格尔波始。在琥珀拾艾与闪电出于同一原动力，则美之费兰克林之功也”。其在文章开篇便指明中国的“电”字本义与西方科学的“电”不同。
在20世纪初“科学主义”的思潮之下，更多的知识分子通过直接学习西方著作来了解科学，对于西方“电学史”的梳理也明白无误。所以，此时中国“科学家”笔下的“电学史”更多的是高扬西方“科学”的昌明与荣光，鲜有论及中国古代的“电学史”的，既使稍有涉及也是更多的惋惜喟叹。
五、“科学史家”对于中国电学史的书写
梁启超关于“专门史”的论述中详细说明了“学科”与“学科史”之间的区别。他觉察到“治专门史者”必须仰赖“该专门学者”，“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以此推论，“电学”与“电学史”也一定不是同一门“专门学”，“电学史”的编纂必须有待“科学史家”的产生。而此时，“科学史”这一学科也在西方诞生了。20世纪初，乔治·Ａ．Ｌ．萨顿，完成了“科学史”学科在现代大学的建制化过程，至此，“科学史”便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科学史”这一学科自创立伊始，便将“东方”作为关注对象。
“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辟专章撰述古代中国的“静电现象”，这章节的设立与否，便关乎古代中国是否存在“电学”这样的一个重要命题。李约瑟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世界范围起源律’”。这一规律的发明，使得古代中国的科学与现代科学有了“可比性”，即是“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发展渊源，即所有的中国古代科学成果都是可以用现代科学解释的。
将中国古代“雷电”知识编入“电学史”的工作，是由中国的“科学史家”戴念祖等学者完成的。戴念祖通过梳理中文“电”字演变的历史，指出“中国人的‘电’字最初指天空的闪电”，“后来才用以泛指一切电的现象”，这一看法也见于刘昭民的著作中正是中国古代对于“雷电成因”的探索使得古代中国形成了独有的概念术语及思维模式，可以与西方的认知相并列，由此获得了中文“电”字概念古今演变的自身根据，而这一系列思考，成为把中国古代“雷电”知识纳入“中国古代电学史”的编纂之中的逻辑依据。
戴念祖将“雷电”部分纳入“中国电学史”的历史书写是“电学”知识体系层面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是在中国古代史料丰富的“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的行为，奠定了今天“中国电学史”的基本框架为“静电现象”加“雷电现象”的历史书写模型；也是区别于李约瑟依据英文命名来追述梳理“中国电学”的思考模式，形成了更为完善的“中国电学史”。
“中国电学史”的历史书写过程便可以细分为四个阶段：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电学西源”说，以晚清士人为主体的“电学中源”说，以民初中国“科学家”为主体的“中国无电学史”说，以专业的“科技史家”为主体的“中国电学史”说。“电学史”作为“科学史”的分支学科，必须通过专业的“科学史家”才能够最终实现“旧领土上而行使新主权”，将传统典籍文献中丰富的“雷电”知识经过论证、筛选、编纂成为“电学史”。在科技史学科规范之下，中国的科技史学者所完成的“中国古代电学史”的叙述，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建构中国科技史学科的自觉。
文章摘自《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3年第4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