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晶，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汪沛，南京大学商学院；吕程翔，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摘要】第二次西学东渐时，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电”概念传入中国对译为中文，首先传入的是“电气技术”，随后才有“电气科学”著作被译介为汉语。而囿于传统中西知识体系的隔膜，中国学者无法细分“科学”与“技术”之间差异，将所有关涉“电气”的知识一概以“电学”命名归集，由此便出现了新兴的“专门学”——“电学”。随着各种“电气技术”广泛应用，相关的物理学教育制度的确立，“电气科学”著作也被更多的晚清士子所研读并深入思考，中国历史上有无“电学”成为考据的命题，由此开启了“电学史”在中国的历史书写过程，一直延续到“科技史”学科的建立，中国“科技史家”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电学史编史过程。整个电学史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历程也展现了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物理学知识本土化的思考和探索。
1943年前后，日军控制下的鲁西冀南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疫病流行，民众流离失所。时隔六十余年，中国学者在该地区深入调查，走访了大量亲历、知情老人。在受访老人的描述中，不仅看到战争与灾情的惨烈，也有普通个体人的经历和体验，还可观察到“天灾”中人的因素与“人祸”里灾的影响。通过对口述材料进行定量分析，用ＧＩＳ和统计学工具减少其中主观记忆偏差带来的影响。同时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地方志和文史资料实现多方参证，在时空分析的基础上，努力还原历史场景，并尝试构建日军活动与当地疾病流行的证据链，以及析出战时民众流徙方向和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搭建集体记忆研究的技术与方法
（一）我们采用人工整理方式，对口述史信息进行一一识别与提取。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围绕“人”和“事件”，将调查时制定的访问问卷所涉及内容分为四大项，即受访人所属地、受访人基本信息、口述细节和备注。其次，以位于“大贱年”调查区域中心位置、同为重灾区的馆陶县为样本例，依照口述内容涉及的信息，在每一大项目下细分出若干小项，如在“受访者基本信息”下确定“姓名”“年龄”“属相”“出生年份”“性别”“采访时间”“时年（1943）年龄”等项，初步确定信息提取表格。最终确定了“样本信息提取表”。（二）样本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大贱年”共计获得口述样本3070份，采访3058人次，在性别分布上，男性受访者共2485人次，女性545人次，性别信息缺失28人次。（三）地理信息采集与数据整理。在对口述材料文本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文史资料、党史资料、地方志等相关历史资料，运用ＧＩＳ等技术手段构建涵盖区域地理环境、霍乱分布、日俘笔供和中方亲历者口述等多种专题要素的电子地图。
二、体验记忆中的天灾：旱灾、洪灾与蝗灾
1943年春夏期间，华北各省在经过连年荒歉后，再度遭遇旱、水、蝗灾的多重打击，其中尤以冀鲁豫接壤地区灾情严重。当老人们回忆起1943年前后，无一不谈到当时的连年灾害。老人回忆中的时间往往缺失或不准确。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借鉴当地县志记录以获得旱灾、洪灾和蝗灾的发生时间。所用县志包括《馆陶县志》等10种。以馆陶县为例，如果对应的月份发生了自然灾害，则在对应的自然灾害下面标注“1”，否则为空缺，由此可知从1943年春夏到1944年夏季，当地经历了先旱后涝再蝗灾的过程，即“1943年春夏季旱灾—1943年秋季洪灾—1944年夏季蝗灾”。
对比之下可以发现，自然灾害的重灾区集中于馆陶、邱县、临西、清河和鸡泽等县以及冠县和东昌府区的少数乡镇。在这些区域，旱灾、洪灾和蝗灾相继发生，尤其是在同一年内“先旱后淹”的情况，对当地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老人的记忆中，“天灾”是这对这一时期自然条件的准确概括，但现有研究发现，1943年秋季的洪灾或许存在人为作用的因素。
三、找寻记忆的拼图：决堤与霍乱的相关性
口述材料中有很多老人描述了1943年夏季当地降下大雨后，卫河涨水决堤导致当地大量农田被淹没，房倒屋塌，但河流为何决堤，何时决堤，决堤点在何处，多数老人并不清楚。随着日军战俘供述披露、地方文史资料整理以及社会面走访调查的开展，有学者认为1943年卫河决堤与日军在当地的活动密切相关。关于1943年秋季的霍乱情况，当地县志记录不多，但在口述采访中，老人们对于霍乱带来的惨状记忆深刻。老人们在回忆中特别强调霍乱与大雨的关联。有学者认为，1943年秋季，日军出于军事作战等目的，掘开卫河河堤，并在水中散布霍乱菌，造成了当地的霍乱流行，但由于缺少具体行动等被称为“中间环节”的证据，现有研究尚未有定论。此外，位于馆陶县附近和临清的几处挖堤点均位于或靠近日军势力较强的“治安地区”，其周边分布着大量“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后两者是中国军队较为活跃、日军反复“扫荡”和进行有计划“讨伐作战”的区域。在日本华北方面军“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军事压力下，有可能出现日军出于战略目的，在控制区域人为掘开堤坝，有意制造周边地区霍乱疫情的情况。
四、承载记忆的空间：炮楼与逃荒
为加强对沦陷区的统治，强化基层控制，日军在华北地区广建据点，在当地修筑了大量工程设施。其中，炮楼作为日军封锁抗日根据地、控制沦陷区民众、弥补兵力不足的关键环节，从修建开始就体现出浓厚的侵略色彩。时隔多年，尽管炮楼的遗迹留存不多，但在受访老人的口述中，战争灾难记忆的呈现大多围绕炮楼而展开，从被抓伕修炮楼，到日军驻炮楼后展开大范围“扫荡”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抓捕劳工和无差别杀人等，反映出日军给民众带来的巨大战争恐慌。
根据相关回忆，我们发现口述中提及逃荒目的地分布情况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东北地区是当地人逃荒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淮河以南的地区提及很少，共197次，占总提及次数的4．2％，且以湖北省、安徽省为主。第二，大量民众选择逃往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逃荒目的地高频提及省份为河北省、山西省，共3827次，占总提及次数的81．9％，尤其是太原—石家庄一带，共1759次，占总提及次数的37．6％，这一地区位于抗战后方，有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第三，民众在选择逃荒地点时，即使要离开生活难以为继的原居住地，通常也不会离开家乡太远。
口述材料作为历史书写的某种形式，是将回忆的声音转化成记忆的文字，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记忆的重建。而关照理性、合乎科学是解释记忆的一个目标。从跨学科角度看，某一专业不能全面有效解释，学科单一性带来了理解的局限。学科交叉融合则有利于增加史料和证据的可验证性以及历史叙事的客观性。因此，本文在明确所研究内容的问题意识后，采用ＧＩＳ技术和统计学工具绘制出专题地图，直观展现1943年鲁西冀南地区旱涝蝗灾、霍乱流行和民众逃荒的历史场景，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底层民众苦难记忆的缩影，并由此深入探讨集体记忆中的若干历史问题。
文中讨论的几个问题是“大贱年”口述材料中话题显示度较高的内容，也是1943年卫河流域战争灾难史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对以往学界研究热点“鲁西冀南地区的洪灾是否存在日军人为制造或扩大”等问题，进行了科学严谨地推理和求证。ＧＩＳ地图有效地推演了从洪水发生，到日军挖堤，再到决堤后，洪水泛滥以及霍乱疫情的整个过程，前后对比了各方势力范围、受洪区域、挖堤区域、决堤点与霍乱疫情分布区域等相关时空因素，清晰地显示霍乱疫情分布的区位特征与敌我势力范围有高度关联。
我们也发现显示度高的话题往往意味着老人们的回忆同质性强，如何从“千篇一律”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一个定性描述的跃升。一方面，正确评估口述材料中的失真与不可信性；另一方面，对口述史中所谈论的历史事实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显现出来。本文基于对逃荒目的地信息的收集与统计，利用空间分析工具进行多环缓冲分析，讨论影响民众逃荒目的地选择的各项因素，并展现出人口流向上的新特点。
文章摘自《中国农史》2023年第3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