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永康、王宇男，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唐代政治斗争对武士彟形象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士彟形象随着政局的演变而变化。在“废王立武”的皇后废立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赠官、加爵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推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令其配享唐高祖庙，武士彟被许敬宗塑造成太原元谋功臣的核心人物。武周革命之后，武士彟被尊奉为武周太祖，为了论证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李峤将武士彟建构成舜、禹一样的圣王，其完美形象被推至顶峰。李唐复辟之后，武士彟的政治地位陡然下降，其形象也跌至谷底，最终被史官塑造成“迂诞取媚”的平庸之辈。武则天在政治斗争中的成败，直接地影响着武士彟政治地位的升降，进而影响到官方对武士彟形象的塑造与书写。
武士彟，武则天的父亲，因追随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位列太原元谋功臣。武士彟形象随着政局的演变而变化，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武则天政治地位的升降，武则天在政治斗争中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武士彟政治地位的升降，进而影响到官方对武士彟形象的塑造与历史书写。
一、太原元谋：贞观年间武士彟形象之书写
隋大业十三年，天下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李渊乘势从太原起兵，进攻长安。义宁二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
武士彟是最早参与李渊太原起义的重要成员之一，根据记载，太原起兵之初，武士彟是第一批被李渊授予官职的人员。武德元年，李渊称帝之初即表彰追随他太原起兵的功臣。据《旧唐书》载：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约免一死。毫无疑问，武德时期的武士彟是以李渊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太原元从的身份奠定了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武德时期武士彟颇受李渊信任和恩宠，官职很快由库部郎中升迁至工部尚书，并被封为应国公。
贞观时期，武士彟依然获得唐太宗的任用，却没有得到进一步提拔始终以“外放”官的身份活跃于政坛。武德九年，武士彟死于荆州都督任上，朝廷追赠礼部尚书，谥曰“定”，身后并无特殊礼遇之处。贞观六年，唐太宗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以此来提高李唐皇族与权贵的地位，文水武氏不在其中。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表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武士彟亦不在列。
按照唐代撰修实录惯例，大臣去世之后应将传记附于当朝实录之中，武士彟供职高祖、太宗两朝而卒于贞观九年，故其传应附于《太宗实录》之中。武士彟太原元谋功臣的形象得以维持。然而，武士彟的形象显然不能与凌烟阁功臣相提并论。武士彟谥号为“定”，谥号代表着官方对官员的盖棺论定，实录一定会按照谥号所对应的评价对武士彟形象进行建构。
二、配享功臣：“废王立武”政治斗争与武士彟形象的抬高
唐高宗即位之后，武则天获得宠幸，李治决意废黜原配王皇后，立武氏为后，围绕“废王立武”问题，朝廷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抬高武氏家族和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显庆四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以贞观《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原属寒门的文水武氏成了氏族中的第一等。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举措就是推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永徽五年唐高宗“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武士彟获赠“并州都督”。显庆元年“赠武士彟司徒，赐爵周国公”。司徒位列三公，属正一品。显庆四年武士彟配享唐高祖庙庭，武士彟一跃成为唐初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政治地位以及官方评价的变化，必然带来官方历史书写的变化。
显庆四年，许敬宗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授意下，开始着手篡改实录和国史。与此同时，许敬宗还修改了《太宗实录》。贞观时期的武士彟的政治地位不够显达，《太宗实录》所附传记难免简单寒酸一些，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利用改写《太宗实录》的机会，重新撰写了武士彟传。许敬宗重新撰写的武士彟传，今天已经看不到完整的版本，但有学者在考察《册府元龟》中有关武士彟的内容后，认为其中部分内容系截取了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册府元龟》的相关材料全部是对武士彟的溢美之词，其中有些情节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分析这些材料可知，许敬宗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武士彟进行了美化和抬高。
首先，美化武士彟的品行和才能。将武士彟塑造成德才兼备的佐命之臣，高度赞扬武士彟谦让知足的品德。无论是太原元谋功臣还是秦府功臣之中，这样完美的人格仅此一例。
其次，美化武士彟的治绩。武士彟仕宦生涯后期一直在地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中央政治运作，唯有美化地方治绩，才能抬高其政治地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考虑到武士彟在贞观时期与李世民的关系一般，没有得到重用，这样的描写是令人怀疑的。
最后，美化武士彟与李渊的亲密关系，借以突显武士彟在太原起义中的辅佐之功。抬高武士彟在太原起义中的地位，将他塑造成太原元谋功臣的核心人物，但这样的描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
三、武周太祖：武周革命与武士彟形象之圣王化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总揽朝政，通过一系列操作，最终实现改朝换代，建立武周政权。
天子为天下大宗，武则天想要称帝，就必须建构自身的宗法地位。武则天在推动武周革命的过程中，通过礼制建设，不断地提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扩大武氏家族的影响力，最终实现了将文水武氏建设成天下大宗的目的。总章元年，朝廷表彰武德、贞观功臣，武士彟名列第一功臣集团首席。咸亨元年，“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为了表彰武士彟功德，高宗还亲自撰书了“太原王碑”，并于仪凤三年在文水县置太原王武士彟庙。武士彟的爵位由国公晋升为郡王，政治地位实现了飞跃。光宅元年，武则天作五代祠堂于文水，追尊士彟为太师、魏定王。武士彟的爵位由郡王晋升到亲王，位极人臣。永昌元年，武则天以士彟配明堂，尊其为“周忠孝太皇”，改文水陵为章德陵。天授元年，立“武氏七庙于神都”，并追尊“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次年又“改章德陵为昊陵”。武则天称帝之后，按照传统宗庙制度，建立武氏七庙，武士彟被尊奉为武周太祖皇帝，一应礼制完全按照皇帝的规格对待，武士彟身后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
圣历二年，武则天将管理武士彟陵寝的昊陵署改称为攀龙台。长安元年，又在昊陵前树立了一座巨大的石碑，这便是《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又称为攀龙台碑，碑文内容主要记叙了武士彟的家世渊源、生平事迹，表彰和宣扬了武氏家族及武士彟的丰功伟绩。攀龙台碑宏大的规格和华丽的碑文结合在一起，见证着武周官方对武士彟生平事迹的盖棺论定，也建构着武周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在攀龙台碑文中，李峤熟练地利用传统的天命有德的故事模式，将武士彟塑造成比肩舜禹的圣王，以此论证武周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通过捏造祥瑞，宣扬天命在兹。“母文穆皇后，尝祈晋祠于水滨，得文石一枚，大如燕卵，上有紫文，成日月两字，异而吞之，其夕梦日入寝门，光耀满室，已而怀孕，遂产帝焉。”在这段对武士彟出生情状的描述中糅杂了多位帝王的祥瑞。在天人感应思想流行的背景下，虚构这样的情节就是为了证明武士彟受天命护佑，承担着为武周开基的责任。
其次，将武士彟与古代圣王相提并论，对其进行美化和抬高。论及武士彟的才能与功绩，将他跟伏羲、炎帝、黄帝、舜帝、夏禹、商汤、周公、孔子等圣王和圣人相比较。“似文命之匡虞历，都君之辅唐政”，论及武士彟辅佐唐朝的功勋，将他大禹和舜帝相提并论。通过大量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武士彟塑造成圣王。
最后，以“忠孝”为基调塑造武士彟的品德，证明其以德配位。武士彟去世后，官方最初议定的谥号为“定”，后来又特意改谥为“忠孝”。碑文着力从“孝”和“忠”两个方面，叙述武士彟的相关事迹。碑文对武士彟孝敬父母的细节予以细致的刻画。宗法制度确立皇权的正统地位和传承统系，“孝”的观念是宗法制度的重要基石，帝王“孝”的品行对于建构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碑文不惮繁琐，详加虚美的根本原因。碑文还极力刻画武士彟为唐王朝尽忠尽责的形象。把武士彟做梦、进献兵书的行为与程昱、张良相类比，借以说明武士彟深受李渊信任。将武士彟之死描述为因李渊去世悲痛而亡，凸显其重情重义。
《攀龙台碑》碑文是特定时期武周政治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论证武周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在论述武士彟生平事迹之时，虚构与夸张之处比比皆是，并不是一篇合格的史传之文。武则天曾经希望将《攀龙台碑》塑造的武士彟形象载入史册。只是随着李唐政权的复辟，武周政权的倒台，这篇碑文也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意义，逐渐被人冷落，武周时期所构建的“圣王”武士彟也就此被人遗忘。
四、迂诞取媚：李唐复辟与武士彟形象之贬损
神龙元年，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戴太子李显复位，“复国号，依旧为唐”，李唐政权正式复辟。在这一过程中，武氏家族虽得益于“李武政权”的旧有结构而暂时未遭清算，但主心骨武则天倒台还是意味着武氏家族大厦将倾。
随着李唐政权的复辟，武周政权的垮台，被抬高成武周太祖的武士彟也由此走下神坛。神龙元年五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景云元年，“废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先天二年，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削去武士彟的帝号，降其为太原郡王，昊陵改称太原王墓。武士彟政治地位及礼制规格的急剧下降，必然引发官方对他的重新评价。“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这次修史活动形成了三朝实录的最终定本，标志着官方对“武周革命”至“先天政变”期间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进行了盖棺定论。武士彟作为武则天的父亲，其生平事迹必然会在记载在《则天实录》之中，官方也会重新塑造武士彟的形象。唐玄宗时期，官方还试图修撰国史。开元十四年，吴兢奏请在家中编撰《唐书》，但很快就因“书事不当”被贬。其后韦述接任了修撰国史的任务。韦述之后，柳芳又继续修撰国史，“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纪传体国史中的武士彟形象一定会跟《则天实录》保持一致，因为它们都体现了开元时期的官方立场。
透过《旧唐书·武士彟传》可以看到李唐复辟之后官方是如何重新评价武士彟的。《旧唐书》的史臣对武士彟的评价要比许敬宗和李峤低得多，说他虽然名列太原元谋功臣，却没有什么功劳，全靠依附唐高祖李渊才获得提拔，认为许敬宗过于美化武士彟，很多话不可信。
首先，否定武士彟的元谋之功，说他并不知道李渊要起兵。其次，否定武士彟与李渊的亲密关系，说他是王威之党。最后，否定武士彟的品行，说他梦李渊升为天子是为了取媚李渊。仔细考量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矛盾之处，其实都是官方改造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不够彻底的结果。
《旧唐书·武士彟传》通过恶意改造许敬宗《武士彟传》的文本，贬低武士彟的做法还是相当明显的．如果说许敬宗对武士彟的美化还有一些史实依据，李唐复辟之后国史对武士彟的丑化则完全没有从史实出发，纯粹是文字游戏，为了贬低而贬低，根本原因在于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之后，武氏家族已然被认为是祸乱李唐的罪魁祸首，武士彟的形象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综上所述，随着武则天在政坛上的崛起、武周王朝的建立以及李唐王朝的复辟，武士彟的形象也经历了多次变化。武士彟形象演变的例证，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官方传记文本形成的复杂性，历史人物的形象建构和盖棺论定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造成了史学屈从于政治、服从于权力的修史格局，政治斗争胜利者的意志在官方历史书写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官方史学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敏感的政治人物。从政治斗争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官方如何塑造和书写历史人物，探讨中国古代官方传记文本的形成机制，对于批评和考订中国古代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文章摘自《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2期，原文约13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