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永娜，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学术界关于疯癫史的讨论中，“患者被置于疯人院的意图”一直存有争议。在其争议性的历史背后，疯癫与性别之间建立的耻辱感相联系，在患者、疯人院及其家庭等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中得到强化。历史学者对此研究已跨越一个世纪之久，系统地梳理和回顾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还原不同争论背后的历史场域，可为现实提供参考资源。
一、兴起与发展
（一）20世纪60年代研究的兴起。此一时段，随着西方“新社会史”研究兴起，医学史与其结合为医疗社会史等不同分支，“疯癫”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精神病学的人文研究真正兴起，尤以疯人院的主题研究引起关注。比如，20世纪最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已故法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经典代表作—《疯癫与文明》。以法国等欧洲国家为理论分析的案例模板，福柯用700多页的篇幅探讨了“疯子”这个社会产物，从中世纪的流放到“古典时期”的社会控制，对纳入现代医学服务体系之前的疯人院演变历史进行了深刻剖析，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定历史情境中精神医学的意涵，诠释了疯狂如何被构建在社会非理性范畴之内。福柯以权力理论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并在其后席卷全球的“反精神病”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以对欧美的影响为例，英国的罗纳德·莱恩和美国的托马斯·萨斯均深受其理论影响。
（二）20世纪70年代研究的鼎盛。与20世纪60年代研究的兴起阶段不同，20世纪70年代的疯癫与性别史研究可谓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有大量著作问世。而对疯人院的禁锢主题则主要呈现出两种研究范式：一是前期对于疯人院内医患关系的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转向以家庭为研究对象，并尝试将精神病史与疯人院史细分，各自研究。
随着研究的开展，精神病史研究者开始引入两性视角。以琼·布斯菲尔德为代表，她在1996年出版的《男人、女人和疯狂：了解性别和精神障碍》一书中，运用精神分析、生物学、女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材料进行仔细核查和阐释，发现女性并不是之前研究所述的那般“疯狂”，而是存在“更为广泛的‘轻微’精神疾病症状”，期望由此打破精神障碍是一种严重的女性疾病的社会刻板印象。到20世纪90年代，精神病学史的研究面向更为丰富，在性别史角度之外，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研究向度：一是关注到工业经济兴起和城市人口扩增的社会结构转变对精神错乱发病率的影响，进而分析不同社会组织在精神病患者管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个案”微观研究的趋向，通过结合不同疯人院实例，运用“自下而上”的患者研究视角，使实证主义方法为之一新。
（三）2000年以来研究的新进展。千禧年以来，关于精神疾病的代表性著作，除了性别主题的研究，不少作品在对档案的调查分析中也指出阶级因素的影响，甚至认为虽然女性在精神病方面遭受了不公平对待是事实，但性别因素并不是精神病史所面临的最主要矛盾。2012年，阿里·哈格特在《绝望的主妇、神经病和家庭环境》中，针对20世纪50－60年代女性缺乏工作机会的事实和不满，运用口述史等史料阐释战后女性的困境，在于传统社会对男女不同社会角色的期待。2014年哈德·路易斯在《英格兰疯人院中的性别和阶级，1890－1914》中，以性别和阶级的双重视角，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疯人院制度的兴起做了调查和分析，并从疯人院护士等医务人员的看护职责、患者的治疗方法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其后，精神疾病史迎来发展高峰，综述性的大块头著作问世，其中英国学界以著名医学社会史学者罗伊·波特为代表。他一生参与撰写、编辑的医学史书籍超过百本，其生前的著作现大多收藏在伦敦的惠康图书馆。在他主编的《剑桥插图医学史》第八章“精神病”中，概述了自希腊时代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到19世纪的疯人博物馆、20世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内容，再到20世纪晚期以来以福柯为代表的“反精神病运动”历程。2002年，波特的收山之作《疯狂简史》面世，全书简述和回顾了神与恶魔、理性与疯狂、愚人与愚行、监禁与抗议、精神医学的兴起与精神分析的发展等精神病史发展历程，较为全面。在罗伊·波特看来，“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2011年，被誉为“罗伊·波特继承人”的精神病史家安德鲁·斯卡尔，在《疯狂简史》中对精神病的来源、发展做了简洁而系统的梳理，是西方学界研究精神病学史的重要入门读物。斯卡尔也关注到“疯狂”术语的多变，他认为，这些词汇知识的演变，展示出人们对疯癫态度的阶段性变化。
二、缺陷与不足
如上所述，西方精神病史相关研究，成果颇丰，涵盖的研究面广且深。除了相关的疯癫理论著作，还有包括疯癫专题在内的通史性和不同主题深描的论文研究，其中尤以围绕女性患者的争议最为广泛。
对于女性视角的疯癫史研究，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目前仍以女性主义论点为主，尤其以女性学者的著述为多，也就是说并没有引起女性主义学者之外的学术界的足够关注。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开始关注到女性史的研究，探讨主题围绕女性因生理弱势而被定义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比如性与生育。以身体史视角来探析患者精神状态，以及与性别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本身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进步。但20世纪70年代后的疯癫与性别史研究，仍然更多地内设在女性发展史研究范畴之内，强调医学界对女性的诊断受到一系列医学假设的支配，即女性的生育功能定义了她的性格、家庭地位和社会价值，导致诸多研究观点或结论尚未冲破女性主义的视角。
主观上，西方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意识，女性主义思潮也由此萌发。面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历史，受过教育的女性主义者开始从中反思女性的角色。女性主义者认为，通过操弄父权社会中的厌女症，国家成功地将女性变成了男性的敌人。能够从事经济生产的女性越来越受制于自己丈夫的权威，女性作为经济生产者的角色被取消了，那些经济上具有独立能力的女人逐渐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娇妻。受此浪潮影响，英国女性学者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未能转变女性主义的单一研究视角，沉浸在控诉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不公中，并试图证明现已打破男权的知识“垄断”和控制。在女性主义预设论点的思维引导下，疯癫与性别史的研究俨然成为一场“社会道德”的话语权之争。
客观上，尽管转入新千年后，性别、阶级、社会文化等多维角度的研究开始呈现萌芽之态，但由于女性历史的记载资料往往比较少且难以完整获取，尝试多角度的解读方式具有较大困难。尽管今天的档案数字化程度已日益增加，但欲以不同角度来考察西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社会史料仍具有一定困难。20世纪90年代之后疯人院的年度报告、官方公报和部分医案档案已面向公众开放，但格式化的记录往往深描不出更多完整的人物叙事。为此，女性主义史学家以文学作品采证，试图以文学作品反映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经历为线索进行阐释，以区别于传统男性视角下记录的女性史。近些年，口述史和新文化史的发展讲求拓展新史料的研究方法，也许对此有所帮助。
文章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