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天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永安元年（304年），南匈奴左贤王刘渊拥兵反晋，自称“汉王”，揭开了五胡十六国历史的序幕。南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逐鹿中原，竞相立国，直至开皇九年（589年）隋平陈，才恢复大一统局面。受夷夏之防观念影响，古人以“五胡乱华”来概括这段历史，将以五胡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视为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林立、战乱不休乃至导致中华文明“衰落”的主因。然而，在部分学术研究特别是公众领域中，仍然有不加辨析地使用“五胡乱华”概念的情况。这对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主流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利的，有必要加以辨正。
一、“华乱”非由“五胡”
古人所谓的“五胡乱华”是从“夷夏之防”视角解释西晋灭亡及之后中原长期分裂割据的原因，这一认识方式具有历史局限性。“五胡”内迁并不是短时段内的突发事件，胡族进入汉地生活与起兵建立政权也不存在必然联系。以南匈奴为例，早在东汉初年，南匈奴便正式附汉入塞，“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随着时间推移，南匈奴部众自长城沿线逐渐南下至汾河、黄河流域。刘渊起兵时，内附的匈奴人已经在汉地生活200余年，深受汉文化影响，部分匈奴人甚至“服事供职，同于编户”。氐、羌等族从汉朝西陲进入关中地区的过程，亦与南匈奴相似。可以清楚地发现，在东汉、曹魏、西晋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北方已然形成胡汉杂居错处的民族分布格局。
西晋灭亡，症结在于内乱，而非胡族。永康元年（300年），贾后废杀皇太子遹于许昌，赵王司马伦与齐王司马冏等又诛杀贾后及其族党，宫廷政变进一步演变为西晋宗室诸王争夺皇位的全国性混战。长期战乱严重消耗了西晋国力，最终导致朝廷崩溃。为了在战争中取胜，诸王及各镇纷纷援引匈奴、乌桓、鲜卑等胡族的军队为援，如成都王司马颖用匈奴、并州刺史司马腾用乌桓、幽州刺史王浚用辽西鲜卑，引发中原地区更大规模的胡汉移民浪潮。因此，从历史逻辑来看，并非“五胡乱华”，而是“华先乱”，再有“五胡”参与其中并乘机逐鹿中原。所谓“五胡乱华”，本质是中原王朝控制力衰退与周边民族势力崛兴引发的竞争与碰撞，随之而来的是多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二、民族融合是主流趋势
在古代文献语境里，所谓“五胡乱华”还有另一层含义：胡人只知破坏，不知创制，中原典制，毁于一旦。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五胡”起兵建立政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汉、晋旧有的政治秩序，但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胡族君主，却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视为华夏正统的继承者。最早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南匈奴贵族刘渊，不满足于“复呼韩邪之业”，其政治目标不仅是匈奴一族的单于，而是成为胡汉各族共同尊奉的皇帝。刘渊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将“德”而非“族”作为自身政权正统性的来源与依托。他还援引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与匈奴冒顿单于“约为兄弟”的史事，自称“汉王”，建国号为“汉”，试图将自己塑造为汉朝继承者，以便取代西晋。刘渊之后，羯人石勒以“赵”为国号，鲜卑慕容氏以“燕”为国号，氐人苻氏、鲜卑乞伏氏、羌人姚氏皆以“秦”为国号，铁弗匈奴赫连氏以“夏”为国号。与刘渊建立的汉政权相似，这些胡族政权的名号也并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审慎考虑，目的都是将自己塑造为继承汉、晋的华夏正统，这是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政权的共性。
上层贵族推崇汉文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个人兴趣，而是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必然结果。这与胡族政权对汉、晋旧制的承袭、吸收，并大量任用汉人为官的举措是一致的。十六国时期各政权普遍以汉、晋王朝的政治制度为蓝本，建立起三公（诸公）制、三省制、郡县制、察举制等，以及用于等级身份管理的军号、封爵、散官等制度。西北地区的出土文献显示，一些胡族政权还效仿汉制建立起文书及户籍制度。
十六国时期各胡族政权还将大量汉族士人吸纳其中。周伟洲曾对史籍所载汉赵政权共263名官员进行统计，其中汉人多达131人。后赵、前燕、前秦诸政权的统治者也都大量举用汉人：如前燕慕容廆控制辽西后，将逃亡至此的河东裴氏、鲁国孔氏、安定皇甫氏、右北平阳氏、广平游氏、平原宋氏、渤海封氏等高门士族都吸收进政权，予以礼待；前秦也多次令各州郡推举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之士，吸引汉人入仕，苻坚与王猛的君相关系，更是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与汉族士人结合的典型。这些汉族士人积极协助胡族统治者建立、完善各种制度，在维护各政权政治秩序稳定的同时，也淡化了胡汉的界限。
三、“中华”内涵进一步丰富
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并建立政权后，在继承汉、晋旧制的基础上，也带来了新的政治因子。如西魏—北周实行的府兵制，就与鲜卑旧制密切相关。与中原王朝相比，胡族受传统束缚较小，守旧意识较淡。阎步克认为，胡族政权在制度、文化上颇敢于“标新立异”，最初只是制度的畸变，到一定阶段后，也表现为一种制度活力。例如北周大规模托古改制，舍弃魏晋的三省制而全面实行《周礼》“六官”，就是借经典之名创立新制度。十六国北朝时期，胡族政权在官制、法制甚至礼制建设上，都取得一定成绩并为后世继承。由此可见，将北朝视为“走出低谷的历史出口”的观点有其合理性。胡汉融合不仅没有阻碍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反而推动中华文明进入新的阶段——隋唐大一统时期。
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为隋朝统一南北奠定了基础。田余庆在对比淝水之战与隋平陈之战异同时指出，隋之所以能统一南北，决定性原因在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提高与南北政权族群界限消泯。隋唐时期，自汉末以来先后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卢水胡各族，在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逐渐与中原趋同，史籍中再未出现上述族群独立活动的记载。另一方面，大规模民族融合丰富了“中华”内涵，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寅恪认为，隋唐之所以崛兴，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此观点虽不无可商榷之处，但揭示了民族融合对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建立唐朝的李氏，便有匈奴、鲜卑血统。隋唐时期不少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虽以汉胄自居，但从其姓氏、郡望仍能辨认出他们是胡族后裔。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大分裂之后，都会诞生一个空前的大一统时代，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深度广度较之前次大大发展。分裂动荡时期的民族融合与统一进程，往往体现为政权更迭频仍、战乱纷争四起、文化制度迅速更替、人群组织不断重组，民族融合和追求政治统一活动的深度、广度乃至剧烈程度更胜于前朝。由此观之，“五胡乱华”之说部分揭示了少数民族政权崛起与西晋灭亡的密切关系，以及战乱导致中原特别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出现局部性、暂时性破坏和倒退，但这是民族融合和国家再统一进程中曲折性、阶段性的一面，并非历史主流和本质。
文章摘自《历史评论》2023年第3期，原文约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