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军全，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展现兴盛状态，颇具影响力。不过，囿于纪念日政治性的理论预设，中共纪念史研究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隐隐地流露出某些欠缺，似乎陷入了注重呈现纪念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时间的政治性一面而低估其作为民众时间的社会性一面的研究困境。因而，发掘中共纪念史中的社会时间，分析纪念日从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向民众社会时间转化的路径、形式和状态，将是一条缓解研究困境的有效路径。这条路径的优势在于，在发掘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念日组织开展社会建设的政治思虑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呈现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的思想认知、态度情感和行动反应，还原党、政府、民众和社会力量在纪念日中相互扶持和角力的历史本真，真正地把社会环境带进中共纪念史研究中，从而实现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知识重构”。
时间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既有属于精英的政治时间，又有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也不断发生着从政治时间向社会时间的转化。纪念日作为纪念与缅怀事件或人物的时间符号，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本质属性。本文拟在梳理中共纪念史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剖析研究困境产生的原因，并尝试寻求突破困境的研究路径，特别是注意思考如何呈现中共纪念史研究中被忽视的社会时间问题。
一、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兴盛
中共纪念史研究可追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身处其势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洞察到纪念日具有的特殊时间意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基于政治引领和现实斗争的双重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纪念日的政治价值。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创办或编写的刊物杂志也尽显对纪念日的重视，刊发了不少关于纪念日的讲话、报告或材料。此外，诸如国民党等其他政治势力基于对抗需求对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也有所分析和研究。
如今，中共纪念史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日渐兴盛，展现良好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体量不断扩增，研究力量从少数知名学者扩展到数量较大的研究生群体，研究成果数量也不断上攀。第二，研究对象不断拓展，从单个纪念日向多个纪念日扩展。第三，研究层次不断深入，从片段性观察向整体性审视转变，从横纵分离发展为横纵结合。第四，研究内容不断丰富。
中共纪念史研究同样得到海外学者的注意。一些海外学者擅长于理论建构，他们借助长期纪念研究所累积的理论阐释工具。但是不少海外研究沿袭着西方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西方价值观的政治倾向。
研究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的功能和价值成为21世纪以来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并渐趋形成了“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历史场景的再塑，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的缘由、方式、类型、功能、规模、价值的考察，对中共各种纪念活动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评价”等问题的研究热潮。
二、中共纪念史研究的欠缺
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其发展一帆风顺，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共纪念史研究隐约流露出制约其进一步成长的某些欠缺。现在看来，最大欠缺或是愈来愈强调纪念日中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时间，采用“精英—权威”的话语体系，相对忽略了纪念日中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致使“群众—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中的行动反应、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纪念活动机制分析的理论探讨等问题的匮乏，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念日开展社会建设的政治思虑和历史经验，还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效能评估中更有说服力的“社会声音”，甚至带来了“同质化”现象，从而降低了中共纪念史的研究质量。
这种研究欠缺产生的根源大多是难以摆脱纪念日先天就是政治时间的理论预设。纪念日一旦生成，便无法脱离政治力量，难以从现代政治舞台抽身，只得将自身命运与政治力量紧密关联在一起。正是因为愈来愈多地认识到这一点，研究者无不尽力发掘纪念日包含的政治设计，充分展现纪念日中属于政治力量的政治时间，这同样影响到中共纪念史研究。
当然，这并非要否定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强调属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的必要性和学术性。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具有高度的同体性，强调纪念日中的政治时间就是呈现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色彩、特征和经验，所以这种研究不仅是有益的，还是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关键构成。只不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深陷这一理论预设，总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权力技术展开，尽力发掘纪念日背负的政治功能，并且以此回应这种权力技术的效能。
难以避免的是，单纯地将纪念日视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表现的理论设计极易形成固化的研究路径。中共纪念史研究愈来愈呈现相似的研究框架和写作风格，造成了研究内容的相似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纪念日中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中的呈现与效果。
毕竟，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纪念政治本身并不只是展现自我形象和追求，更乐意看到自身纪念日在乡村社会中的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不仅将纪念日视为自身的政治时间，还渴望借助纪念活动将其变为社会时间，促使群众感受到拥有自身节日的喜悦感，从而产生对纪念日串联起来的时间秩序的认同感。中国共产党这种政治愿望很难在注重政治时间的理论设计和研究路径中被呈现，往往会受制于纪念日的政治性，忽略纪念日本身具有的社会性，致使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社会声音和民众感受的缺失，也无法看到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的纪念日变为民众社会时间的内化过程，实难全面描绘中共纪念史演进的生存图景。
这种研究路径逐渐形成了一种狭窄的研究视野，存在从内向外或者从外向内简单看待纪念日的线性思维，缺乏整体性关联。实际上，纪念日内部构成中的诸要素是与外部环境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构建起来的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纪念日的前途命运就依赖于这个政治环境。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不同政治环境中，纪念活动中包含的话语、符号、仪式、装扮、游艺、集会等要素的象征寓意是不断变化的，所背负的政治任务也有所区别。因而，纪念日与中国共产党所处政治环境的这种联系提供了延伸纪念日研究边界的线索。然而，这样的线索却不断地消失在收缩性的研究视野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更令人担忧的是，每个纪念日在收缩性研究视野下的理论支撑、叙事框架和书写话语基本相似，不同的唯有纪念日对象，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每个纪念日的特性，淡化了纪念日之间的差异性。
或许，这种研究欠缺是纪念日研究面临的共同困境。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面前，只有纪念日的狭窄视野不仅让人产生将纪念日全部归之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设计的思想疑虑，削弱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也难以有力回答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效果的问题，自然也无力应付一些学者对中共纪念史研究价值的轻视、质疑或攻击，这成为中共纪念史研究的一大尴尬。
三、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突破
在笔者看来，中共纪念史研究实现突破的关键在于摆脱单一强调纪念日的政治性的理论预设，应该在呈现中国共产党政治时间的同时，加强纪念日的社会性研究，重视书写纪念日中属于民众的社会时间，以及两者之间的转化与融合状态，努力构建一个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与社会传统和力量之间内在互动的理论框架，以此跳出固有思维的束缚。
之所以强调纪念日中社会时间的呈现，首先在于纪念日作为一种特殊时间，本身就有时间的社会性特征。因而，纪念日既作为政治性时间存在和发展，也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甚至可以说它背后的政治力量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就是其从政治性完成社会性，最终内化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秩序。
当然，强调社会时间的呈现，绝不只是纪念日作为时间属性层面的内在要求，还是中国共产党运行纪念政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建立和稳固崭新社会秩序的实践表达。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尝试唤起和再现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或形成新的社会的集体记忆，这是它最乐意看到的纪念效能。可是，集体记忆的激发远非只要付出政治努力就会有收获那样简单，而最困难之处是容纳了不同生活背景的民众。所以，“跟个体的回忆一样，社会的回忆也需要动机和场合”，只有在特定的回忆场合之中，社会记忆才有可能生成“历时性社会认同”。
如果以百年视野审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纪念日包含的功能早已溢出纯粹的政治功能。作为现代政治元素浓厚的纪念日，并非只是政治的附属物和传声筒，还与社会习惯存在着微妙关系，具有内在的社会属性，发挥着导引城乡社会秩序、构建社会文化网络的功用。因而，理论预设中要充分意识到纪念日作为社会时间的学理意义，强调从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发生的社会环境出发，将纪念日置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审视考察其具体实态，这既有益于挖掘纪念日背后的中共政治文化与城乡社会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和国家政治文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
一旦理论预设有了社会时间的强调，中共纪念史研究的视野就会得到扩展，研究重心也会从纪念日本体上转移开来，改变只是关注纪念日内部结构的思路，并且不断地向外延伸，寻找围绕纪念日周围的外部环境，并发掘纪念日与其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从而生成一种新视野。这种研究视野不会停止于此，因为为了便于在具体社会环境中把握其运行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意义，依然需要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再度向外延伸至宏观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可以提供政治环境运行的基础性力量，所包含的是更为宽泛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以及自然环境，特别是千丝万缕的社会文化观念，在这样宽泛的环境定义中理解纪念日的目标和意义更具有说服力。而这一切基于纪念日而来的探索和思考，不仅提升了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甚至可以提供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另一种阐释路径。
我们应该站在更为宽广的视野研究中共纪念史，摆脱只是聚焦在因事件或人物而生的纪念活动的片段性的微观考察，而应提出从社会环境出发的宏观性思考，以此带来研究内容的丰富性。所以，研究者有必要发掘社会环境对于纪念日的稳定性影响，观察革命战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同时期社会环境给予纪念日影响的变化，特别是观察纪念日受到社会环境刺激之后的反应或变化，观察所产生的新的信息，以及所产生的冲突性影响，更有必要发掘社会环境变化对于纪念日所带来的变动性影响。如此研究，不仅能够扩张纪念日研究的内容，还能够增强纪念日研究的层次感。
发掘纪念日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内在复杂关系，才是实现研究突破的关键所在。因为一旦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研究的层次性，就会注意到纪念日绝非像表面上所呈现的纪念活动那样统一，实则围绕它还存有诸多与其并不统一的状况或因素，这些不统一的因素既包括与纪念日相抵牾的社会习惯、观念和行为，以及并不相称的社会记忆或叙事体系。因而，揭示社会环境中制约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运行的障碍因素，讨论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对城乡社会的真正影响力，特别是表达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动关系，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运行中城乡社会的情感态度和行为规范，这是中共纪念史研究无法也不能忽略的关键内容。
发掘中共纪念史中的社会时间，并重视呈现纪念日场景中政治时间和社会时间的互动关系，将是一条弥补研究欠缺的有效路径。这条路径的最大优势在于将改变以往总是将纪念日单纯视为事件回放或政治表演，阐释纪念日的语境深陷于该事件所生成政治环境的状况，以及考虑分析事件或人物纪念的本真、内涵和功能的解读纪念日的思维结构；同时也会弱化文本书写上强烈的“精英—权威”话语色彩，强化经济社会条件、文化生活环境、社会民众的态度情感和行动反应，发掘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中被忽略的现代元素与社会习惯之间的内在张力，提供党、政府、民众和社会力量在纪念日中相互扶持和角力的历史景象，充分呈现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日进行社会建设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体现出围绕中国共产党纪念政治而生成的内外联动的历史本真，真正地把社会环境带进中共纪念史研究中，从而实现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知识重构”。
文章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