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桂蓉，熊芳芳，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在近代早期的法国,城市环境和清洁卫生问题逐渐被纳入城市治理的范畴。从16到18世纪,王室政府和城市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清洁卫生法令,以减少瘟疫和疾病的传播,改善和美化城市环境,维护城市居民的健康。法令不仅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城市垃圾的处理,还试图统筹清洁卫生治理所需的资金,并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治理官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治理法庭可以对各类违反法令的行为作出判决,予以惩治。其中围绕屠宰场的污染防治和迁址问题,成了检验城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近代早期法国王室政府和市政当局通过立法和行政监管,对城市居民的行为加以规范,致力于城市清洁与卫生治理,无疑体现着政府和城市管理职能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近代以来法国城市治理的制度化体系。
一、卫生问题：近代早期城市的顽疾
在近代早期法国，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一直为时人所诟病。1496年，执教于巴黎大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安代利尼在一首致巴黎贵族的拉丁文诗歌中描述了自己走在城市街头的遭遇，作者抱怨的是巴黎街道的拥挤混乱景象与市民糟糕的卫生习惯。自16世纪以来，随着法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聚居于此，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环境卫生和社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人口增长导致城市中的生活垃圾与生产废料大量产生。二是清洁卫生设施匮乏且运行不畅。三是胡乱扔放垃圾、随地大小便的情况屡禁不止。
事实上，肮脏污秽是近代早期法国所有城市面临的真实普遍状况。不过，无论是王室政府、市政当局，还是社会人士，对这一问题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瘟疫和流行病的恐惧。14世纪黑死病的大规模肆虐之后，地方性的瘟疫仍接连不断。据统计，从1348至1536年，瘟疫平均每11年发生一次；1536至1670年间，平均每15年发生一次。1500－1668年间，巴黎一共暴发了约52场瘟疫。在里昂，1628年8月至12月瘟疫死亡人数将近6万，城市在数日之间变成了一座“坟场”。其他地区，如图卢兹、里尔、波尔多在16、17世纪也经常遭到瘟疫的侵袭。在现代流行病学尚未真正起步的年代瘴气致病论影响深远。
二、城市治理：清洁卫生法令的出台
直到大革命前夕，法国才出台了第一部全国性的关于城市街道和广场清洁的法律。在此之前，巴黎的清洁卫生立法大都出自王国政府敕令或巴黎高等法院的决议，主要由巴黎夏特莱法院执行，协同巴黎市政府参与城市治理。外省城市的清洁卫生治理则以地方市政为主导，颁布市政法规，依靠地方官员具体落实。一个得到良好治理的城市应该道路平整，洁净舒适，这一观念在1539年弗朗索瓦一世颁布的《关于维护巴纖道的管理条例》中有着集中体现。
该条例初步建立了奖惩制度，规定特派员、街区长及十人区长和五十人区长可以获得其中四分之一的罚款，以调动其积极性；同时对玩忽职守的官员给予相应的处罚，轻者停职，重者革职，甚至没收其财产。在17和18世纪，得益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不断扩展，城市的清洁卫生治理形成了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的运作模式，具体围绕行政机构改革、资金管理和清洁承包方式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设置专职的治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其二，以税收作为杠杆，通过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来统筹清洁卫生治理所需的资金。其三，调整清洁承包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垃圾处理。同时，当时出台的其他相关治理法令还明确了城市居民、清洁工和治理官员等主要行为群体的责任。例如，图卢兹于1625年仿效巴黎引人清洁承包制。为方便管理，图卢兹市政府在1688年颁布的条例中专门划分出8个清洁区域，划定了承包人收集垃圾的路线。
三、依法惩治：清洁卫生的治理实践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居民肉类消费和需求量不断上升，城市里开设的肉铺和屠宰场的数量也在增加。17－18世纪，商界、医学界和政界围绕屠宰场的选址和迁移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漫长的争论。在这种情形下，围绕屠宰场的清洁卫生和污染防治问题成为了检验城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屠宰场多设于城市的中心地段，选址布局并不一定合理规范。在废污处理设施有限的情况下，血水、粪便和废弃物随意流淌或随地堆放，屠宰场周围往往腥臭难闻。此外，屠宰场排放的污水顺着公共排水沟四处横流，进而也污染到周遭的环境。常年弥漫的腥臭味也被认为会污染刚刚屠宰的鲜肉本身，进而间接损害居民的健康。因此，搬迁屠宰场成为治理城市环境污染、降低公共卫生风险的重要举措。
1664年，一位名叫尼古拉·雷比的巴黎有产者，提议在城外修建４座大型屠宰场。巴黎的屠夫可将买来的牲畜运到城外屠宰场，进行集中宰杀和切割，屠夫按照屠宰的数量向雷比缴纳费用。王室最初对这一计划非常感兴趣，国王在2月21日颁布的诏书中指出，雷比的提议“有益于巴黎城郭内外所有居民”，因为新修的屠宰场将远离居民区，“牲畜的血水不会再肆意流淌于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避免污染空气、滋生疾病。然而，该提议遭到巴黎屠夫行会的强烈反对。行会驳斥说，将屠宰场转移到城郊对屠夫而言成本高昂、开支巨大，他们需要雇佣帮工和马匹车辆来回驱赶牲畜、运送鲜肉，考虑到巴黎每天所需的庞大肉食供应量，取消城内的屠宰场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将屠宰场迁至城外还会造成诸多问题：一、新屠宰场距离中心城区的市场较远的话，运输时间较长，天气炎热时鲜肉不易保存，肉一旦变质会危害居民身体健康；二、如果屠宰场离肉摊较远，那么屠夫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备好货出售，必须在凌晨便将宰杀好的肉运进城；但是夜间城门是关闭的，势必会影响市场供应，造成诸多不便。从中可以看出，屠夫行会的反驳点亦立足于城市治理所关注的问题，如居民的健康和生活的便利性，对市场秩序和公共秩序的影响等。行会的抗议最终导致雷比的计划流产。
王室政府还于1704年、1707年、1712年和1759年颁布多项在巴黎近郊建造屠宰场的法令，最终也因为行会的反对等原因而陷人僵局。因牵涉各方力量和利益，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始终犹疑不决，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手段。由此可见，一方面，城内私人屠宰场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切实可见，王室政府和市政当局对这一问题日益关切；另一方面，鉴于屠夫行会的反对以及对商品供应和市场秩序可能造成的影响，屠宰场的迁址困难重重。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典型地揭示了近代早期法国城市治理中各方力量的博弈以及权责交错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近代早期的法国，出于对瘟疫和疾病的恐惧以及美化城市、维持良好的公共秩序等目的，环境和清洁卫生问题日益受到城市当局和社会人士的关注，也逐渐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王室政府和城市当局出台了一系列清洁卫生法令，设立专职的管理机构、治理法庭和专门的治理官员，尝试明确城市居民、治理官员和相关行为者的权责；巴黎、里尔等城市还形成了以私人承包经营为特点的城市清洁方式。这些渐趋专业化和规范化的举措和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近代早期法国政府职能的日益专业化和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
文章摘自《历史教学问题》2023年第4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