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晚商王室田猎与政治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在武丁时期之后，田猎刻辞中贵族的消失和田猎职官的制度化演进，反映出王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对贵族及其族氏的双重限制。伴随着田猎地网络的逐步建构，田猎地与族氏据点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田猎地的扩张模式具有明显的制度逻辑。历代商王延续不辍的田猎传统同样蕴含着制度属性，他们不断逡巡于田猎地之间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王权对于各族氏及其资源的有效控制。王朝末期出现的铭功田猎刻辞，亦表明田猎可作为权力的象征而树立统治权威。
细审殷墟田猎刻辞便能发现，王室田猎及其所反映的商代政治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和现实的发展逐步演进。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着重探讨田猎与晚商王权统治的内在关系，以期对商代政治制度研究有所裨益。
一、田猎刻辞所见贵族与职官的地位升降
殷墟田猎刻辞最早见于武丁早期的师类刻辞中，一直延续至下限为末代商王帝辛时代的黄类。根据刻辞内容可知，晚商王室田猎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商王亲自带领贵族进行田猎；一类是商王呼、令贵族而不亲自参与田猎。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田猎行为在内的呼、令卜辞皆集中于武丁至祖庚时期，自祖甲时起便很少见到了。商王呼、令贵族以供驱使既是王权的体现，也是日常统治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卜辞中不再出现商王呼、令贵族的记录，并不代表实际生活中真正如此，否则王朝便不可能正常运转。按照商人所谓“无事不卜”的神灵信仰思维，商王不为与田猎、征伐有关的事宜进行占卜的可能性亦很小。因此，笔者认为，卜辞形式与内容变化的背后是商王朝现实政治制度变革的反映。
被商王呼、令田猎的贵族及其族氏皆为商王朝望族，大多肩负着对外征伐和对内生产的职责。从延续性来看，其中不少族氏自武丁时一直活跃至帝辛时，甚至进入西周时期仍然具备制作青铜器的资格与能力。可见，武丁至祖庚时期被呼、令的贵族，在王朝政治中大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为自祖甲时开始，贵族在田猎刻辞中逐渐消失埋下了现实政治层面的伏笔。伴随呼令贵族田猎内容消亡的同时，一类与田猎有关的职官开始扮演重要角色，频繁见于与商王田猎有关的占卜辞例之中，这就是“犬”官。卜辞中的“犬”官本是饲养猎犬的职官，进而成为田狩之官。
这种犬官起自祖庚时代，一直延续至末代商王帝辛。商王朝的犬官经历了由居于王都的职官演变为临时外派职官，再由临时外派职官演变为固定外派职官的过程。事实上，这一职官制度化进程存在于商王朝的各类职官中。田、牧、卫多与王都以外的田地、牧场及族氏据点有关，从一开始便与王朝外服联系紧密，因而会较早出现外派的情况。而犬官的职事最初仅为饲养猎犬，属于内服事务职官，到祖庚、祖甲时，很可能是借鉴了上述三类职官，才开始发生职事的转变。外派田、牧、卫官真正较为密集地出现于殷墟卜辞，同样是在廪辛－武乙时期。这不仅与外派犬官的情况完全一致，更与王卜辞中呼、令贵族消失的时间基本重合，说明廪辛－武乙时期乃商代政治制度变革的关键节点。从相关刻辞可知，这些职官多驻扎于族氏据点附近。因此，外派职官在承担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可起到分化和制衡族氏权力的作用，使得商王能够更为有效地控制各地的族氏据点。此外，再简要讨论一下贵族在王卜辞中消失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祖甲之后，贵族不再作为占卜主体出现于王卜辞中，正是商王开始独占神圣性，并通过收束神圣权力而集中世俗权力的反映。准此，可说田猎刻辞中贵族的隐身与职官制度的形成，正是缘于商王为抑制贵族权力、控制各地族氏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属于商王朝政治制度结构性变革的结果之一。
二、田猎地网络与田猎传统形成的制度逻辑
廪辛－武乙时期商王朝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层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田猎及其相关领域的情况是这一变革的具体表现之一。以当时“血缘性的家族组织长期地作为社会的基层单位”的社会形态而言，商王朝的发展只能依靠各贵族及其族氏的力量。如何确保各个族氏在扩张过程中保持忠诚，并对其形成有效控制以获取资源，是王朝政治的首要问题。事实上，据殷墟甲骨文所载，商王朝臣属时叛时服的情况并不鲜见。在这一现实背景之下，基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局限，商王朝中央通过田猎地网络来控制处于地方的族氏势力便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之一。将商代族氏铭文与田猎地名两相对照，便可发现，族氏铭文与田猎地名相合者至少三十余例。这说明王室田猎地渐趋广泛、密集的分布，与商王朝族氏据点数量的增加、分布范围的扩大存在密切关系。
除了藩屏王都之外，族氏据点的另一重要职责便是输送各地资源至中央。因此，交通便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而新辟一处田猎地就等于增加一处新的交通线路，田猎地网络实际即是交通网络。因此，田猎地网络的形成与族氏据点的设置，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商王通过不断拓展的田猎地网络，使得处于其中的族氏聚落乃至农田、牧场等资源地与安阳王都之间形成了畅通的交通线路；同时，新的族氏聚落、据点的设置又推动商王朝田猎网络的扩张。很大程度上，商王正是藉以田猎的名义和方式逡巡于各地，对分散四处的商王朝族氏保持有效统治。
三、田猎在商末统治中的特殊作用
田猎在军事活动中更为重要的作用，应当是塑造内部秩序、彰显商王对内权威，而这种作用在战争频仍的商末尤其明显。这一时期的商王常需要率领多田、多侯、多伯征伐敌人，自然更需要王都近畿各族氏的支持，田猎正是一项适合与贵族们建立亲密关系的活动。商王将所获猎物赏赐给随行贵族，能够显示出对后者的恩宠，增进二者之间的关系；贵族在所赐猎物的骨头上勒文纪念，则既能表现自己对商王的忠诚与顺服，又可由此“铭其功烈，以示子孙”，起到巩固自身在王朝及族氏内部地位的作用。笔者认为，这很可能即是铭功田猎刻辞在此时出现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铭功刻辞与晚商青铜器上用以记录赏赐的记事铭文十分相似，而这类记事铭文同样是在帝乙、帝辛时期开始出现的，这种巧合的原因亦值得思考。
综上可知，在商王朝与敌方之间矛盾日益严峻的历史背景之下，王室田猎所具有的制度属性得到了进一步展现。在空前的高频率田猎活动背后，潜藏着商王对内树立权威、对外震慑敌方的紧迫事实。而铭功刻辞的出现更加彰显出田猎所具有的现实政治意义及其调节商王与贵族关系的作用。
四、晚商王权形塑过程中的“田猎”
综合传世文献、甲骨文及考古材料来看，自武丁起至帝辛为止，商代的王权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演进脉络。以下我们对之进行简单地梳理，以期更好地理解晚商王朝政治改革的背景，进而凸显出田猎在王权形塑过程中的作用，厘清田猎与晚商王权之间的关系。
从甲骨文和考古发现来看，武丁应该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通过向高等级贵族让渡一部分权力才令王朝得以中兴，晚商王朝由此呈现出较为强劲的扩张势头。武丁之后的祖庚、祖甲时期，扩张之势持续，直至廪辛－武乙时达到了高峰，这在各地商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中可以得到验证。而这些分散于各地的商文化遗址多出土带有族氏铭文的铜器，既说明商王朝的族氏是向外扩张的主体，也反映出族氏在王朝政治中的重要性。
然而，也正是从祖甲时期开始，至廪辛－武乙时期愈发明显，商王对贵族及其族氏的权力进行持续地回收与制约，具体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弱化贵族们的占卜神圣性、制度层面上推行制度化职官。这些举措共同导致了王卜辞中贵族的消失以及外派职官的凸显。但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形态，商王朝的扩张无法突破以族氏为基础单位的模式，因此便呈现出收缩族氏权力与族氏据点持续扩散的矛盾画面。通过田猎地网络的建设以控制、管理各地族氏，便成为商王平衡这一结构性矛盾的手段与策略之一。而商代末期的田猎诸现象则从侧面反映出，即使是在危机四伏的时刻，田猎在塑造对内权威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总之，我们并不否认田猎及田猎地扩张所包含的享乐、开垦乃至军事训练的作用，但更应该认识到晚商王室田猎所蕴含的制度属性，这样才能解释田猎为何能够成为历代商王最为主要的日常活动之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上对田猎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证明，虽然晚商王朝并未因制度化职官的推行而发展出分工明确、权力分层的“官僚制政体”，最高统治者仍只能采用不断逡巡于各地的方式来确保有效统治，但商代政治制度已经具有相当的成熟性则是不容忽视之事实。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