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张曾敭卸任浙抚后居京四年，虽屡有传言他将复起，却终未再现于政坛之中。辛亥革命后，张曾敭隐居涞水，后寓居天津直至去世，这段时间是他人生最后的岁月。在涞水期间，张曾敭以清室遗民自居，不问世事，与劳乃宣等遗民多有交游，但鲜有文字存世。1916年，天津发生了“南皮张氏二烈女”事件，平日杜门不出的张曾敭突然出山，并为之奔走呼号，推波助澜，致此事成为津门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张曾敭对“二烈女”的关注，可视为他践行遗民心迹的表现，也是一次文化抗争。张曾敭通过遗言坚持其遗民身份，而劳乃宣、陈宝琛等人在挽辞、墓志铭等文本中，固化了张曾敭的遗臣形象。
张曾敭在晚清政坛沉浮数年，且在民国生活十多年之久，目前的研究现状远不能了解其人。本文拟挖掘相关史料，尤其是学界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描绘张退出政坛后的遗民生活，为观察清遗民在清末民初变局中的抉择与因应，提供一个较生动的切面。
一、鼎革之际平淡居京
张曾敭因秋瑾案开缺浙江巡抚后，病情一度恶化，有传言他常对人说：“秋瑾女士之事，吾之过也”。自卸任浙巡至辛亥革命爆发，张住在北京顺治门外贾家胡同，此后他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这里据一些碎片资料，对其居京生活略加缀叙。
张居京期间，《顺天时报》与《大公报》刊文称清廷拟将其再次起用，然目前未见任何清廷欲再次起用张的官方资料。其仕途生涯在秋瑾案后，永远终结了。
张居京期间，多次看望张之洞，并与鹿传霖等人往来甚频。鹿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拜访张之洞，张曾敭在座。四月十四日，张拜谒鹿。八月初十，鹿拜会张和李符曾。九月一日，江瀚拜访张，二人相谈甚久。九月初八日，张找江瀚，对其所撰《宗孔编》十分赞赏，索两册而去。由是观之，张其居京期间，并无太多活动，多为退休官员的日常生活。同年九月十四日，林纾、沈瑜庆等人相聚于张曾敭寓所，谈论伊藤博文被刺身死一事。可见他虽未活跃于政界，却依旧关注着时局变化。
张隐居涞水的时间，至迟应在1912年2月之后。同年，劳乃宣、张曾敭、宝瑞臣、徐梧生等人“同赴易州西陵拜景庙暂安殿，并谒泰陵”。此时民国肇建，张去拜谒清皇陵，便是他誓作遗臣的佐证。涞水距光绪帝陵墓崇陵很近，张“于奉安时临哭”。在奉安仪式中，张再次巩固了遗民身份。后张迁居天津，这里是清遗民的聚居地，他“益杜门不与人事”。
总之，张卸任浙抚后的生活较为平静，多系与僚友的相互拜会。辛亥革命后，张以清室遗民自居。除此之外，几无其他社会活动。这是否会给人一种印象，即张在晚年几乎没有任何心迹表露，只是在默默无闻中度完余生？事实上并非如此。
二、在“二烈女”事件中的作为
“二烈女”系南皮偏坡营村人，其父张绍廷被金姓店主招赘为婿。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张绍廷租来一辆黄包车维持生计。绍廷一日丢了车，车主索赔，其无力偿还。戴富有趁机若将一女出嫁，所得聘礼可偿还债务。绍廷同意将次次女春姑许给戴富有长子，并立书约。1913年，绍廷病卒，戴妻马氏邀金氏携两女同住，因事金氏搬出戴宅。戴以悔婚为名将金氏告上法庭，并伪造书约，称此前张家已将两女分别许给其二子，法厅便将二女判给了戴富有，戴家欲择期迎亲。二女以命争之，于1916年4月18日晚服毒自尽。
该事件掀起巨大舆论风潮，乃至后来被搬上舞台，多与“二烈女”自杀后社会上为她们举办的一系列悼念活动有关。当时有诸多文化名人和政客为之书写纪念文本，其中后人解读和分析较多者，乃王国维所作《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这首长诗的产生，是张曾敭积极运作的结果。
张为请王作诗，颇费周折：他先找与自己交好的劳乃宣，劳与罗振玉两家乃世代之交。罗振玉与王国维交好，罗振玉致信王国维：“劳丈书来……并徵公题《张氏二烈女诗》，《事略》一纸奉寄……此乃张小帆中丞所托，张女，中丞家人也。”“劳丈”指劳乃宣，“张小帆中丞”即张曾敭。
罗请王作诗的第一封信写于1916年12月31日，信中提及劳乃宣信“来已多时，弟置抽屉中，忘奉达”，即张托付时间还要往前推。1917年1月10日，王复函罗：“张烈女诗是一好题目，唯作长篇则颇费时日，短篇则无从见好”。1920年6月7日，罗致信王：“张小帅托致意，渠催张烈女诗已数次，千祈迅寄。”王6月20日复信：“筱帆中丞所索张烈女诗，至前日始就别纸录出，祈转交。”时隔多年，社会上关于“二烈女”的讨论早已平息，张旧事重提，催促王“二烈女”长诗事，足见他对此事的看重。
张托人请王国维为“二烈女”作诗，是他欲将此事留存后世的明证。正是“二烈女”自杀背后所蕴含的道德和气节，让张为之出山。“二烈女”在张等人的推波助澜下，终成一广受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并被赋予诸多意义。
张除力请王国维作长诗以兹纪念“二烈女”外，他亦为此事写下了《南皮张氏二烈女碑记》，将“二烈女”归为重振社会风气的象征。在张看来，“利欲斗进”的乱世让“二烈女”不得不以一死来保全名节。他欲藉“二烈女”推崇的，是包括贞洁观在内的传统道德，即在他看来依旧存续且对世风拥有教化功用的“吾道”。
“二烈女”以一死来践行的贞洁观，与张等多方奔走呼号建立起来的纪念碑所表达的理念，有很大的差异与不同。前者为保名节，避免母亲和幼弟为人所累。而张等在民国肇建、新旧交替之际竖起的诸种纪念碑，则是清遗民欲藉“二烈女”之死，与现存政权进行一次文化抗争，进而唤起他们所认可的道德和文化。质言之，作为事件当事者的“二烈女”本体逐渐失语。
总之，张在古稀之年为“二烈女”奔走，足见他对此事的关注。在此过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融入其中的身份认同，即便这种认同的范围并不广阔。通过该事件，张一方面是让其族人事迹永昭后世，但更多是借此表达其对传统道德的认同与坚持。
三、身后的评说
张去世前写了几行遗言，颇能反应他的一些心绪：“除以朝服敛外，殡葬一切比照庶人，不得沿用旧式，不得发讣开吊，尤其不准上报。如或不遵，即是不孝。”张的遗言寄托着其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在希望丧事从简、恪守儒家义理的同时，更因其为亡国之臣，要求穿着清朝官服入葬，便是他对清室忠心的明显表露。遗言强调不准上报，似让其子张愿等人勿上奏宣统帝。而遗民死后上陈溥仪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请谥号。
在宣统帝尚居紫禁城，小朝廷仍存的前提下，在一些清室遗臣眼中，若能获得谥号，便是对其身份的认可。此外，若他们能获谥号，便说明朝廷仍在，清室未亡，有一丝抱残守缺的意味。劳乃宣与王照二人希望张长子张愿等人积极运作，以为其父争得声名。但张曾敭并未获得谥号。尽管有溥仪视为“灵魂”的陈宝琛为张力请谥号，却并未如愿。
墓志铭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撰者根据死者经历进行的再创造，其功用看似仅记录逝者生平，实则更为宏阔。陈所撰墓志铭，将张塑造为一个浮沉宦海、能力出众的官员。张去世后，劳乃宣撰写了《张渊静总宪挽辞》。劳首先追忆了他与张相识相知的情谊，及张在官场跌宕浮沉，直至黯然离场的落寞。在劳乃宣笔下，张无疑是一位真正的隐士。劳所撰挽词将张归入历代遗民群体，便是对其晚年岁月至为崇高的评价。
张去世后，王照建议张愿将张曾敭事迹整理后送入清史馆，以强化张的声名。总体来看，《清史稿》对张的书写围绕其仕宦经历展开。传文首先讲述张出身正途及入翰林院的经历，接着以张处理的几次政务为例展现其政绩。若据《清史稿》，张无疑是一位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且仕宦经历非常丰富的官员。
总之，陈宝琛、劳乃宣等人通过墓志铭、挽辞等文本，巩固了张的遗民身份。而其事迹最终被写入《清史稿》，使张的遗民身份得以固化和定型。
张曾敭没有参与清遗民组织的社会事务，亦未卷入到图谋复辟等活动中。他一以贯之地坚持作一个普通的清遗民，期间少有显著的思想变化。质言之，在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的角逐中，张力图守住自己心中的那方避难所。盖在鱼龙混杂的清遗民群体中，他仅是默默无闻效忠清室的个体生命，也可算作近代中国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向中，传统思想顽强留存的例证。
文章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0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