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文君，隋福民，南京大学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以“福利比率”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农户生活水平，发现户均生活已达“糊口”水平，但农户个体间差距较大。一半以上农户无法维持生计，少数农户通过剥削等方式掌握大量生产剩余。同一农户的历时性研究显示贫困具有可延续性。生活水平的户间差异主要受土地占有量和家庭人力资本影响。家庭福利比率差异表明20世纪初地权更容易集中在有充足剩余资本的农户手中，有生计之忧的农户无法持续投资农业生产，从而加重贫困。从生产价值再分配过程来看，农业生产剩余并未被人口完全消耗，而主要集中在不事农业生产的地主手中。“高水平陷阱”将近代农业发展停滞归因于人口对农业生产剩余的消耗，在微观视角上难以成立。
以“福利比率”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农户生活水平，发现户均生活已达“糊口”水平，但农户个体间差距较大。一半以上农户无法维持生计，少数农户通过剥削等方式掌握大量生产剩余。同一农户的历时性研究显示贫困具有延续性。生活水平的户间差异主要受土地占有量和家庭人力资本影响。家庭福利比率差异表明20世纪初地权更容易集中在有充足剩余资本的农户手中，有生计之忧的农户无法持续投资农业生产，从而加重贫困。
一、农户生活水平的测量
本文采用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使用的“福利比率”来衡量农户生活水平。福利比率是农户家庭实际收入与家庭成员维持生存所需花费之比，数值等于1代表家庭能够基本维持生存，大于1表明有剩余，小于1则表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通过福利比率，我们可以估算处于生存线边缘或者之下的农户数，从而考察江南“糊口经济”的说法是否准确。本文对于福利比率的计算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家庭人口折算成等成年男性数，再根据中国等成年男性每年最低生活消费物品的费用估算乘以家庭等成年男性数，得出家庭总的生存消费价格。最后，家庭年纯收入与家庭生存消费数之比即为家庭的福利比率。
（一）最低生活消费的测量。本文对成年男性每年最低生活消费的测量引用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估算的用于维持个人一年基本生存所需的一篮子物品，这些物品包括粮食、燃料等。经计算，1929年、1936年无锡农村每一个成年男性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花费分别为59．63元和55．26元。考虑到住房方面的花费，调整后的生存费用分别为62．61元和58．02元。
（二）家庭福利比率及其对农业生产的意义。从无锡不同年份的家庭微观数据可知家庭总收入、地租、税款、利息4组数据，但家庭经营费用一项尚无记载。依据隋福民对保定农户人均纯收入的计算方式，将植物栽培收入的30％作为农业生产的经营费用以及各项租税。因此，家庭纯收入＝家庭总收入－植物栽培乘以30％－利息。按此方法计算，1929年、1936年户均纯收入分别为274．03元和263．11元。依据家庭福利比率＝家庭纯收入／家庭生存花费，计算出1929年、1936年的农户家庭福利比率，1929年的福利比率户均值仅为1．06。
样本农户对任一单项生产的投资都会影响其于其他农事活动的投资能力。简单列举卜凯对20世纪初中国7省2866个田场每亩所投资本的调查可知，投资占比最大的是土地和房屋，其次为牲畜和农具，但从每亩田场投资总额54．99元来看，1929年和1936年的农户户均盈余显然很难达到。从平均水平来看，无锡被调查农户的收入盈余除限制农业生产再投资外，也不足以加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以生老病死、婚嫁等常见家庭财务风险为例：农家丧葬费用每次约200元，娶妻费用每次300元左右，嫁女费用在100元左右。另外，从20世纪30年代初浙江吴兴农户调查可知，每户每年医药卫生费用约4．15元。1929年和1936年无锡样本农户的家庭盈余几乎不可能应对这些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重大费用。综合而言，家庭福利比率的平均值表明两个年份内无锡被调查农户的生活仅达到糊口水平。
二、以“户”为单位的生活水平个体差异
我们将家庭福利比率在1之上的农户归为“富裕农户”，此类农户的家庭收入能够维持家庭人口生计且有不同程度的剩余。福利比率在1之下的归为“贫困农户”，此类农户基本无法维持家庭人口的生计。以1929年无锡被调查农户的家庭福利比率的分布和差异位列，贫困农户共416户，数量达到总农户数的64．3％，贫困农户的福利比率均值为0．59。多数贫困农户的家庭福利比率集中在0．4－1．0之间，有个别极度贫困农户还出现负收入的现象。1936年贫困农户和富裕农户的数量差距逐渐缩小，但贫困农户数仍占到总农户数的51．57％。
通过统计1929年和1936年调查区域内农户的家庭人口结构、土地占有和使用等情况发现，两个年份内，贫困农户和富裕农户的户均人口差距不大，土地占有量、土地使用量以及家庭教育水平差距较大。1929年贫困农户的户均土地占有量和使用量分别仅为富裕农户的20％和56％左右，这一差距直接影响农户种植业收入和土地租税两方面的收支差距。并且1929年贫困农户的户均种植业收入除去租税后不到富裕农户的1／3，而他们所交的租税总额达到富裕农户的2倍。可见土地资产对农户贫富差距有较大影响。
进一步整理两个年份农户的主要收入结构比显示：1929年贫困农户和富裕农户的在外人口寄回收入比例都非常高，这一方面凸显了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两类农户外出工作的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贫困农户外出工作主要为了生存，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的非农工作回报显然没有富裕农户高；富裕农户外出工作更多是追求高额收入，他们凭借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容易在城市中从事回报率较高的非农工作。1929年两类农户收入比例差距最大的是剥削收入。富裕农户的剥削收入占比达到26．78％，约为贫困农户的3倍。从两类农户1929年的收入结构来看，富裕农户主要依靠剥削收入和在外人口寄回收入，贫困农户主要依靠在外人口寄回收入、种植业收入和蚕茧收入。
农户收入差距不仅影响生活水平，还逐渐加剧农户投资能力差异，从而导致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化，并继续影响农户的家庭人口结构以及未来生活水平。贫困农户有效资本积累少、家庭人力资本低，这些因素会加剧贫困，从而使农户陷入“贫困循环”的怪圈。我们对比1929年和1936年的数据，发现1929年的贫困农户中有235户（占1929年贫困农户总数的56．49％）到1936年仍为贫困农户，其数量占到1936年贫困农户的72．09％。1929年的贫困农户中仅有81户（19．47％）到1936年变为富裕农户，数量占1936年富裕农户总数的26．64％。1929年富裕农户在1936年的贫富变化大致是：64．94％的富裕农户仍旧富裕，其数量占到1936年富裕农户数的49．34％；另外有17．75％的富裕农户在1936年变为贫困农户。农户生活水平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多数贫者仍旧贫困，多数富者仍旧富裕。
在封建剥削基础之上的农户生活水平的微观分析，使得“高水平陷阱”所解释的人口与农业、工业发展的关系值得商榷。至少从无锡农户的案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农业人口消耗掉全部农业生产剩余。相反，富裕阶层通过土地和高利贷剥削掌握了大量的剩余资金并足以投资农业和工商业。但事实上他们并未全都如此投资。其背后原因，纷繁复杂，既包括地租、高利贷剥削与工商业的利润比较，也有战争局势、政府土地政策等的影响。
另一方面，“经济停滞说”的学者们又过于悲观，并未注意到城市非农就业、本地副业等对农户生活改善的重要作用。从1929年无锡农户的在外人口寄回收入比例来看，无论是贫困农户还是富裕农户，城市就业对提升农户生活水平的作用甚至超过了种植业。各种非农收入的总比例也达到整体收入的一半以上。如若没有农业外各种收入的辅助，贫困农户的生活将更加悲惨！此外，城市非农就业对农户生活水平的改善为重新思考城乡关系提供些许启示：不少研究强调城市对乡村资源的攫取，无锡农户将城市劳动所得重新用于乡村生产和生活之中，表明城乡间的利益输送并不是单向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实则也为农村人口带来相应的经济福利。
文章摘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约1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