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成生，姚春敏，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晋绥边区的群众戏剧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农村剧团和秧歌队纷纷成立，晋绥首府兴县作为群众剧运的榜样，演剧活动尤其活跃。农村剧团成员以村内青年农民为主，演出时间主要是在春节和其他节庆日，戏剧剧本主题集中在减租生产、文化教育、拥军支前与百姓翻身等方面。农村剧团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宣传的有力助手，它切实推动了农村的实际工作，促进了社会动员，并且通过演剧重塑着这一时期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革命与演剧交融共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进入了农村日常生活。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各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戏剧运动。笔者以山西省档案馆珍藏的晋绥边区政府对其首府兴县13个农村剧团和秧歌队（1944—1946）的调查档案为主，再辅以多种资料，通过对其组织情况与人员构成、演出活动和戏剧剧本的微观分析，一方面揭示晋绥边区农村剧团和秧歌队（文中简称“农村剧团”）的基本演剧情况，另一方面深入论述农村群众演剧究竟是如何进入日常生活中的。
一、组织情况与人员构成
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政府成立，首府驻扎在兴县，农村群众戏剧活动接续传统逐渐活跃起来。1943年4月7日，晋西民间戏曲研究会在兴县召开，之后群众性的戏剧活动蓬勃发展。至1949年，全县业余剧团发展到20多个，演员500多人。
兴县农村剧团主要是在1944年至1946年成立，其状况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有旧基础的，这是主体，在13个农村剧团中，有6个属于此种情形。旧基础指的是在原来村落中旧有的秧歌队基础上改造的。第二种是来自外界帮助的，主要是区政府（公所）和专业革命剧团的帮助。但这两种类型并无严格区分。第三种为新成立的，如一区廿里铺村青年少年秧歌队是在1945年冬学中在学校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1944—1946年，兴县的13个农村剧团中，村干部和劳动英雄一般是组织者和指挥者，小学教员是村内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剧团的领导核心。剧团参加人数在30人左右，不少剧团中儿童占有很大比例，靠近城关的行政村参加人数较多。性别比例方面，总体以男性为主，女性虽然人数较少，但也是破天荒的。从剧团所在空间位置来看，城关各村和黑峪口村为集镇所在村落。
二、演出活动融入乡民生活
兴县农村剧团搬演的时间基本是依托当地村落传统的民间节日集会、纪念会和群众大会，其中春节与旧集会成了群众演剧的黄金时段。如一区孙家庄村群众剧团，1946年正月初二出演，演出共12次，计15天。二区杨家坡村杨家坡剧团，成立以来演出62次，在春节宣传中去各个自然村和别的行政村演出。
空间上，受交通和地理条件所限，农村剧团演出的地点主要以本村和周边村落为主。村际表演成为加强乡村社会联系的交往方式。如一区孙家庄村群众剧团，利用各村旧的平安会，在吕家庄、王家崖、王家沟等村演过。三区横城村群众剧团，在王家圪台、吴儿申、武明村都演出过。
正因这种特征，晋绥边区和兴县政府在1945年和1946年春节期间都组织过公演竞赛。在演出活动中，村干部的作用尤为明显。在表演过程中，不少村干部既是组织者又承担着演员的双重身份，一般在剧中扮演正义的执行者，以此进入演剧中的日常。
另外，剧团装备也是演出活动的重要构成。依据档案调查，其分为“文武场家具”“服装”“幕布”“化装”和“道剧”五个部分。“文武场家具”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沿用“旧家具”，另一种是借用。在这些剧团中，有“服装”的只有3个剧团。“幕布”统计上，只有南关村业余剧团有“六块幕布”，其余剧团则没有。化妆上以演员自备（集体）或化妆费由演出当地负担，可知化妆应较为简单。“道剧”统计上，各剧团几乎没有。
三、戏剧剧本的生活化叙事
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农村剧团“集体创作”和“组织生产”是戏剧剧本产生的主要手段和基本特征。剧本以村落日常生活为主要叙事内容，表达了乡民的审美情趣，具有浓郁的群众性和革命性。
粗略统计，兴县13个农村剧团演出的剧本在80本左右，形式采用以当地群众熟悉的秧歌、眉户、道情和民间小调为主，几乎都是小戏，短小精悍，形式灵活。话剧和山西梆子在杨家坡剧团采用过，黑峪口剧团亦用山西梆子演出，因为该村“稍有旧基础”。
兴县农村剧团的剧本来源分为“外来的”和“自编的”两类，外来的剧本是相对于各村自编的剧本而言。边区政府鼓励农村剧团根据村内工作的实际情况“集体创作”和“自编自演”剧本。廿里铺村根据群众的备荒情形自编了《能备荒》，横城村根据白玉江救护两个伤兵的事实编了《白玉江拥军》等。
剧本内容立足本村实际，结合当时的革命时事，反映了晋绥边区兴县农村的深刻变化。如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剧有《查租》《减租劳军》《王德锁减租》等；反映大生产运动的剧有《闹春耕》《定计划》《兄妹开荒》《纺织好组长》等。在演出之后，一些较为优秀的剧本陆续被刊登出来，供各农村剧团交流使用。
四、革命进入农村日常
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1943年3月，中央文委确定了根据地的剧运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台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些重要的政策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演出要配合当时的政治工作和中心任务，即“政治标准第一”；二是选择“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
（一）推动农村中心工作，促进农村社会动员
兴县农村剧团根据本村实际，紧密结合中心工作，演剧以在实际中所起的作用为标准，务使演的戏对村中工作有所帮助。如杨家坡剧团自成立后，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编写新的剧本演出。《埋包袱》改造了二流子，《刘成龙告状》开展了高本泉的工作，《一切为了前线》发动了群众支援前线。剧团的演出节目反映了农村每一阶段的工作并推动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成为农村开展工作和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革命历史情境下，戏剧运动与政治运动始终相伴相生，以演剧来推进政治运动的开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动员策略。群众甚至以剧中人作为评判和衡量自己的标准，这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中心工作和社会动员，以致干部们认为演剧“比咱开十天会也强”“剧团是改造思想和推动工作的法宝”。
（二）开展农民文化教育，引发群众情感共鸣
出于“政治标准第一”的演剧，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回应其最为关切的现实问题，因而深受欢迎，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开脑筋戏”或“换脑筋戏”。西关村根据真人真事自编的《减租生产大家好》演出后，效果显著。“在演减租那段事实时，有些地主说再不敢顽皮了，这样的话人钱两空，不如开明的顺利减了。”这种氛围的戏剧演出，剧场已然变成了教育现场，能够使群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共情效应，最大程度地实现预期效果，“他们已不只把它当做单单的娱乐来接受，而且当做一种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表现，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来接受了。”
（三）丰富农民娱乐活动，改变农村精神风貌
在节庆期间尤其是春节，兴县农村演剧活动十分频繁，是群众愉悦身心和集体狂欢的重要节日。农村剧团演出的革命时事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满足了群众的精神需求。然而，娱乐并不是政府参与节日活动的主要目的，通过组织活动增强政权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实现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才是其目的所在。杨家坡剧团显著的成绩就是成功改造了平安会。“平安会是群众中流传下来的迷信集会，从正月初一起要闹七八天，请和尚，吹鼓手，还要摊钱，把一年的积蓄花费在和尚、香纸、蜡烛之上，还灌了一脑袋封建迷信思想。有了剧团，杨家坡不闹平安会了。”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晋绥边区农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首府兴县作为群众剧运的榜样，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推动下，根据地农村剧团成为中共政策宣传的有力助手，革命与演剧交融共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进入了农村日常生活。
文章摘自《中国农史》2023年第4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