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摘要】王国维与同为遗民学者的张尔田在民初的交往和论学情况，非常值得注意。双方学术理念虽然不同，但交往频繁，能够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对此进行考察，不仅有利于更全面把握和认识王国维的性格偏好及其学术研究、著述出版、政治参与等活动，也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张尔田的为学为人，以及民初上海遗民圈的生态情况。
一、王国维评点张尔田
1916年春节期间，王国维从日本京都返回上海。迁居上海近一年后，仍未融入上海遗民圈，且他同罗振玉一样，自视甚高，有些轻视其他遗老。在同沈曾植周围的上海遗老文人交往日多后，王国维对张尔田、郑孝胥等的为人为学情况越来越熟悉。
手眼俱高的王国维忍不住开始向罗振玉坦陈其对这些文人学者的看法。如他认为自以为祖述汪中以骈文名世的李审言实际水平有限，只能模仿，并不能得汪中文章精髓。同样，与张尔田初交往后，王国维也一度非常轻视其学问，将其归为喜作“无根之谈”的人。在性格方面，王国维认为张尔田性格多变，让他难以捉摸，但承认其学问文章为沪上遗民之首。不独于治学取径、性格方面差别很大，在为人行事方面，王国维对相识不久的张尔田也颇有不满，这在他致罗振玉的信中皆有所体现。但随着对张尔田为人的了解增多，王国维异中求同，慢慢认可并接受其为人行事风格。
二、张尔田、王国维的交往
从现存张尔田写给王国维的一百多封信中可以看出，两人信中虽涉及不少对时局、人事和学术的看法和评价，但共同兴趣则是谈论学术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新旧冲突、学风等问题。张王两人交往的真正增多是1916年初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归国定居上海后，《张尔田书札》中所收张尔田写给王国维的信函也即集中在这一时期。相关书信材料表明，最初人在上海的王国维多次拜托时在北京清史馆任职的张尔田帮忙。如王国维曾在信中请张尔田代为当面致意同在该馆任职的柯劭忞，或请张代转致柯信件，张尔田复信不仅将王的问候、信件转达给柯，还转达了柯对王的赞誉。而柯劭忞想让次子追随王国维问学，也请张尔田代为转达。
从王国维的角度来看，能显示出他对张尔田信赖程度的事情有两例。其一是，当王国维打算将自己著作结集交给蒋汝藻出版时，看重著述出版样式的他曾致信张尔田征询对“编次体例”及所拟文集名字——《永观堂集林》的意见。张尔田复信，劝说王不如仿效郑玄笺《毛诗》形式，“于大题上题‘王氏学’”字样，“无妨沿用”“自题”，“至尊集总名‘永观堂集林’，‘集林’上冠以堂名，亦不雅，蹈宋以后习气”最后此书以《观堂集林》命名出版，作者名字采用“古法”大字“自题”——“海宁王国维”字样。其二是，1923年5月25日（四月初十），王国维由上海赴京，经天津短暂停留后于31日（四月十六日）抵达北京。两个月后（8月14日），王国维致信张尔田详述了他在北京的生活、工作情况。信中直言张尔田是自己的良好论学对象，希望他在秋季开学时复来北大任教。王国维还表示他不愿意同沪上其他遗老多通书函，担心互相传观会“多生是非”。凡此种种，不难看出王国维对张尔田的信任，以及两人友情较之他人更为亲密的事实。
至于张尔田，特别是他之前在北京任职时，同样不断求助于王国维，更经常通过王国维了解孙德谦的消息或转达给孙氏的致意。因沈曾植搬家，人在北京的张尔田也曾托王国维代转过致沈曾植的信，还请王国维代求沈曾植题签，代送沈曾植、孙德谦其新作。此外，张尔田代友朋向王国维、罗振玉赠书（托王转送），经常托王国维代借由罗振玉出版的图书或收藏的资料，向王国维求助购买或获赠罗出版之书，也请王国维代为转赠罗自己的《史微》等，并曾让王代向孙德谦索要《六朝骈文话》一书，以及央求王国维代为介绍熟悉的某医生为自己侄儿诊病，请王参加自己招待曹元忠的家宴或夏日来纳凉聚谈。求王国维帮忙之外，张尔田也帮助王改诗，转达柯劭忞对王国维的关心和问候等。
三、论学往来
在多封信中，张尔田曾反复称赞王国维为“当代学人第一”，“生平学友中，弟最服兄有定力”。因为欣赏和佩服王国维，张尔田不断向其请教。当考证性质甚浓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出版后，张尔田曾向王自述学术转向情况，想请后者评定其转向之效果。当张尔田另外一本得意著作《清列朝后妃传稿》写成后，张尔田在致王国维信中客气地表示希望得其“一阅，审正从违，以期完善”。在张尔田看来，王国维的治学路向同浙江前辈学者孙诒让一样，“其为学皆有其得力处，皆非毁圣无法者，不容破坏纤儿得以藉口。”是故，张尔田将王国维视为学人中的典范加以推崇。
王国维与张尔田在学术上有共同关切点的另外一个例证是他们关于戴震学术的交流。由现存张尔田致王国维的书信看，两人短时间内曾就戴震其人其学有过频繁交流，这不但可以为理解王国维为何大力批评戴震抄袭赵一清提供背景知识，还可以为我们理解张尔田何以批评戴震找到答案。既有材料显示，王国维最初颂扬戴震，视戴震为清代汉学家的榜样，但为何于1924年以后转向大力批评戴震，直斥他所校的《水经注》抄袭同时代学者赵一清著作，不过，由罗振玉致王国维信（1922年4月27日）可知，至少在1922年初，罗振玉已经得知王国维在研究戴震《水经注》是否抄袭赵一清这一公案，“《水经》戴赵之狱，公已着手否？”
有关此事，王国维应该在致张尔田的信中说起过，故张尔田回信鼓励王研究这一公案：“东原诚有过人处，但为捧场者所累，亦以其生平好标榜也。若近之崇拜东原者，则又东原之罪人矣。”从张的信中可以看出，王国维此时还没有对戴赵案定谳，倾向于判定戴震无辜，张尔田也认同王国维，而王本意是借戴震批评当时在极力颂扬戴震思想的梁启超等“崇拜东原者”，这其实也是后来王国维大力攻戴的现实关照。有关情形，在张尔田致王国维的信中有所反映。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杀，罗振玉、郑孝胥、黄节等王国维友朋，以及一些日本朋友和学者纷纷追悼王国维。自杀之事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一众中日学者和王国维同事、学生包括大众媒体纷纷纪念王国维。大家在哀叹其自杀之余，开始检讨和反思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和真相，也有人为尊者讳，努力拔高王国维之死，避免将其自杀一事同殉清联系起来。面对此种情况，张尔田以王国维知己的身份，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清意义。如他此后在致陈柱信中所言：“静安身后，为其门弟子滥肆表扬，令失真相，且于殉忠大节，讳而不言，仆深恨之，故纤儿不可使执笔也。”张尔田认为王国维根本系殉清而死：“闻静安未死前数日，梁新会在研究室偶谈及，冯兵将到天津，行在可危，静安颇为之动，则其死自当以殉君为正因也。”
张尔田在捍卫他希望呈现的王国维形象之余，也希望纠正时人关于王国维形象认识的偏差和误读。他在致好友、昔日北大同事黄节信中追忆当年与王交往经过，王当初学术路向若何及其转变过程时，批评世人对王国维为学为人的误解。从该段叙述中不难看出张尔田对王国维评价之高，以及他以王氏知己自居的心理。但信中说“未尝见”王国维“臧否人物”，则显然表明他对王国维的了解并不够深。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6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