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道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1949年，政权鼎革。巨大的变化下，个体生命轨迹也不可避免跟随动荡。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青年助理喻世长，经历了政权鼎革前的恶性通货膨胀，靠着倒买倒卖维持生存。政权鼎革后，政治进步至关重要，喻世长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和青年教师一起，争取权益，力图打破大学的既有格局。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希望进入组织体系，获得更多进步的机会。因为偶然的机缘，喻世长被选中充当特殊系统的信息员，成为大学里特殊的一员。喻世长的经历，折射了时代的脉动。
一、买卖
公开出版的喻世长的日记从1948年元旦开始，此时政局动荡，经济形势日趋恶化，通货膨胀严重，如何活下去是每个普通人不得不严肃对待的问题。喻世长的日记就提供了一个如何活下去的鲜活案例。从1948年到1949年初，日记留下大量买卖物品乃至倒卖货币的记载，体现了一个小人物在大动荡下，寻求自救和自保的努力。或许正因为喻世长一直在倒买倒卖，通过获取差价一定程度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1949年前后，虽然物价一直在暴涨，喻世长也经常在日记中抱怨捉襟见肘，但从日记看，他的基本生活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甚至在恋人来的时候，可以有点小小的浪漫。即便在北平最紧张的1948年12月，他还能保证有酒有肉的生活。
鼎革之后，喻世长的“生意”终于告一段落，他开始更多关注自己的进步，力争跟上时代的脚步。时代变了，但社会经济的底色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物价依然高涨。鼎革之前常喝的小酒也很少喝了：“出来蹓了菜市，花生萝卜都很贱，鱼肉也不贵，但是我不敢买，只买了一斤白薯，半斤绿豆芽，酒呢，盘算一下，没有买，仍然拿着空瓶回来了。”看来，没有了投机生意，喻世长的活钱反而少了，日子要好起来，尚需假以时日。
二、青年教师
政权鼎革时代，革命的大门是敞开的。革命来了后，再在身边来个革命，或许也不失为亡羊补牢，建立与革命政权联结的方法。何况，在学校的层级体系中，青年教师处于最底层，付出和收入常常不成正比，比如喻世长就需要给教授抄稿子、查页码，这其实都是私人事务，可以说是超越制度的时间剥夺。正因此，喻世长等几位文科研究所的青年教师在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日子，也在文学研究所“这腐化的学校中最腐化的一环”“做了一件解放的工作”。具体是：“今日马小姐通知我们，讲助同人去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式……大家讨论时，各抒一腔愤，最后决议即日起下午自动放寒假，写个信通知所长与秘书。”自己放自己的假，等于否认研究所管理者的权威，虽然这样的做法，只是一种不合作的表态，并没有具体的针对性，但喻世长已经为此非常激动，精神大振。喻世长等的放假要求虽然未被接受，但青年教师初次亮相，用不合作证明自己的存在，还是形成鼓舞。
当时，喻世长等的行动不是孤立的，受中国共产党对新生力量充满期待的表态鼓舞，国内高校讲师、助教要求改变学校权力结构的呼吁持续发酵，喻世长等的行动只是这种趋势的一部分。和北大齐名的清华，此时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的日记，从教授的角度，记录了年轻教师和教授们的一段微妙折冲，可以和喻世长的日记形成对照。新政权尚未正式接管清华时，清华的风气已有改变。
三、进步
政治上的进步，是当时人们更努力为之拼搏的方向。喻世长做梦都想着进步，日记中说：“天快亮时竟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虽非党员，但受到更进一步的信任与……记不清了。”喻世长用省略号和记不清把自己的梦想隐藏了，相信他省略的也会是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中共接管后，各种组织次第建立，能不能在组织中占取一个位置，成为能否求取进步的关键。从日记看，喻世长常常给罗常培通风报信，让罗颇为信任。
然而，喻世长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努力不断遭遇挫折。先是教职代表的选举：“宿，一根筋张和马小姐三人竟不选我，我神经过敏地想，我是否在文研所又失败了。如果教职代表落选，我就更难得到学校中的一般消息了。再则从今以后是否我的地位更会日益低落呢？罗因此看不起我呢？为了这件事终日在思索。”接着，在工会基层小组组长的选举中，喻世长又落选。现实中的起伏，不可能不在内心中掀起波澜。喻世长衷心想改造自己，对新政权的一些具体做法或许不无看法，但对中共指出的方向，绝无怀疑。正因此，他不断反省自己，期求进步。这种进步，既有个人身份地位的向上攀升，确也有思想上的提升要求，这在喻世长内心，某种程度已融为一体。
然而，这样的改造他自己还是没有信心，确实，要达到新政权的目标真的是太难了，以致他不得不慨叹：“念着整风文献，思索着自己，又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毛病了，不过我是两个世界的人，是没法否认的了，过去是没法给它以价值的了。”曾经以左倾自命的人，终于不得不面对和新政权属于“两个世界”的事实。他又拿出旧时代处世的那一套，计划着自己的应对方式：“对罗该不即不离，每月与他谈一次话，新文字要研究得透彻。对齐要用才思的理论，该靠拢且靠拢。对同仁，我的势力孤，该团结那些打独阵的人物，在群众中少说话，要发言必有力。”
四、信息员
在单位系统中积极求取进步，难得其门而入的喻世长，却在另一个系统中和新政权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1949年2月，新政权刚刚完成对北平的接收，喻世长就和特殊系统的干部开始沟通，他日记中写道：“就在这个当儿，安（父亲来平就是受他之托）给我送信去了。这是我与共产党人第一次的接触。”安是中共地下系统的干部，和喻世长的父亲有联系，北平鼎革后，安仍然从事着特殊的工作，喻世长由于其在北大的位置，加之中共通过他父亲建立的对他的一定了解，被相中成为组织发展的一个信息员。
从喻世长的日记看，当时发展信息员没有特别的手续，更多是通过谈话建立了解：“今日的谈话，开始我做‘自我介绍’，然后他给我讲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革命的策略等等，我也大胆地提了几个问题，他大致解答一下，也有关声韵的。他的口才和思考力都相当好，是个精练干部。”“我把写的小说给他们看，此时自己打酒炒菜。没什么欢畅，不过也有的地方也颇能说得来。好处是他们没架子，十分自然天真。这就难得了。”
大变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棋子。作为一个思想具有左倾色彩的青年知识分子，喻世长欢迎这样的变动，但是当变动真的来到时，他还是觉得迷惘，一度感觉找不到方向。时代的变化实在太过剧烈，新时代的要求又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出现种种困惑在所难免。喻世长感情充沛，日记中记载，他经常为了各种各样的情感而流泪，这一点，如他自己所说，颇具小知识分子的情调。同时，作为一个青年人，他又有着对未来的向往，对自己身份地位的追求，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升降浮沉成为常态时，这样的追求尤其有了更多的落实可能。喻世长的经历，映照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大变动下的生活浮沉，尽管每个个体由于机缘巧合具体路径会有差异，但其中的希冀、努力、困惑乃至苦恼，还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脉动。
文章摘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