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并非单纯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同时亦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田固然是他们首要的追逐目标，但是钱也是他们重要的追逐对象。因此，我们在论述地主时，不能仅注意其拥有多少田产这一首要问题，同时应该注意其拥有的钱财，两者均为当时地主追逐的重要对象。
一、南北朝时期的两类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可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南北朝时期的“皇权地主”，由皇帝、皇室、官僚三者所构成，何以这三者属于“皇权地主”呢？因为他们都是因皇权而成为地主的。兹分别论述如下。
皇帝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王权众庶”时代（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延续至“皇权吏民”时代（秦至清）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故天下的山林川泽、无主荒地均为公有，亦即皇帝所有，即使是私田，其最高所有权实际上也掌控于皇帝之手。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将“公田”用于屯田。皇帝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凌驾于私有土地和公有土地之上。皇帝所直接占有的山林川泽，则另设专官，如少府、水衡等进行管理，收取产品和赋税，以为他的“私养”。南北朝时期继承这一传统。但是，这些从制度上设置的库藏并不能满足皇帝的奢靡消费，于是进而将手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总之，皇帝的一切奢靡腐败最终都是由“吏民”买单，其奢靡腐败的程度与“吏民”所受苦难之程度是一种正比例关系。
“皇室地主”是以皇帝家族成员为中心，包括诸王、宗室、公主、后妃以及外戚等异姓亲戚所组成。由于秦至清两千余年来皇权的家族性所决定，一个新王朝建立，意味着皇帝家族成员及其妻族、母族成员，均成为皇权政治的依靠对象。他们亦因此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得到巨大的利益，从而形成一个王朝新兴的“皇室地主”群体。
所谓官僚，根据汉代制度，是指各级“公卿百官”，具体而言主要为“中二千石”至“吏民”之间的群体，“而百石以下的‘小吏’和广大编户民则共同构成‘吏民’这样一个群体”。事实上，上述“皇室地主”也是“官僚地主”，因为皇室成员除了皇帝的家族成员或亲戚这一身份之外，他们也担任政府的各级官员，而且是高级官员，与此同时官僚也往往与皇室沾亲带故，因此，“皇室地主”与“官僚地主”是相互交叉的。一般而言，一个新王朝建立，就会相应产生新的“官僚地主”群体，但是也会有少数前朝的“官僚地主”过渡到新的王朝，继续成为新王朝的“官僚地主”，这种前朝“官僚地主”之所以能够在新的王朝中继续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改变立场而投靠了新的王朝。谢灵运就属于这种典型。孔灵符与谢灵运的情况类似，其家族也是早年投靠刘裕而得以过渡到新王朝，成为刘宋的“官僚地主”。更多的是新王朝扶植起来的新“官僚地主”。南朝政治的一个特点是所谓寒人典掌机要，于是恩幸之徒“贿赂日积，苞苴岁通，富拟公侯，威行州郡”，“门同玉署，家号金穴”，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一种“官僚地主”。
至此，有必要讨论一下“官僚地主”为什么也属于“皇权地主”的问题。这就需要认清皇权政治及其与官僚的关系和基本属性。因为皇权政治并非仅仅表现为皇帝专权，而是以皇帝专权为核心，以皇权所派生的官僚体制为依靠，形成皇帝与官僚“共治”“共天下”的一种政治体制。明乎此，则官僚中的地主属于“皇权地主”的组成部分也就不言而喻了。南北朝时期的“官僚地主”及其与皇权的关系，是秦汉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官僚地主”及其与皇权关系的延续。
所谓“吏民地主”就是“吏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载籍中所见地主，多为“皇权地主”而少见“吏民地主”，但也并非没有，只是由于过去对于地主的构成和类别认识存在问题，故往往视而不见。“吏民”的上层与官僚的下层之间是一个模糊地带，这是社会复杂性的一种体现。
二、两类“地主”的不同成因
概括而言，上述两类地主的形成原因是不同的，“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力量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吏民地主”则得不到政治权力的助长和扶植，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的。一言以蔽之，前者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后者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以下试为申述。
“皇权地主”的形成原因。皇权对于“皇权地主”的培育和扶植，主要有制度性的措施和随意性的手段两个方面，制度性的措施主要为封爵和仕宦，随意性的手段主要为赏赐与聚敛。制度性的措施是“皇权地主”形成的基本保证，随意性的手段则是“皇权地主”得以进一步扩张的催化剂和助推器。两个方面交相为用，导致“皇权地主”的膨胀。“吏民地主”则基本上无缘于这些措施和手段，虽然“吏民地主”也要进行聚敛以扩大财富，但是两者的聚敛有本质的不同：“皇权地主”的聚敛是在皇权支持下，依仗皇权而进行，故其聚敛是政治性的；“吏民地主”的聚敛基本上是“自力更生”，虽然他们中有些人也会寻求依傍官府以进行聚敛，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聚敛是经济性的。
皇权培育和扶植“皇权地主”的制度性措施有二：一为封爵，二为仕宦。在上述两项制度的保证之下，皇室成员可轻易成为高官显贵和大地主。随意性手段，这个问题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给予宗室诸王及百官等人的赏赐，二是宗室诸王及百官等人之主动聚敛。这些都并非制度性的规定，而是随皇帝或皇室成员和官僚各人意愿而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推行或默许，因而对于皇权地主的恶性膨胀起了极大的催化和助推作用。聚敛的具体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其可得而述者有下述诸项：Ａ．贪污盗窃。Ｂ．抢劫勒索。Ｃ．乞丐强索。Ｄ．经营产业。Ｅ．侵窃田地。
从上述“皇权地主”形成的两个方面原因和途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性措施中也有随意性，皇帝根据自己的好恶和意愿，一定情况下可以灵活操作，对封爵和官僚制度作出畸轻畸重的处置；在随意性手段中也有底线，如果超越了皇权政治的根本利益时则加以惩处。基本上就是在坚持皇权政治的根本利益与培植、扶持“皇权地主”之间进行调控，以图取得两者的平衡。制度性措施是“皇权地主”形成的基本保证，随意性手段则是“皇权地主”在此基础上扩张和膨胀的主要方法和手段。
“吏民地主”的形成原因。“吏民”要成为地主是困难的，因此，从“吏民”中分化出“吏民地主”来，其数量不会很多。中国古代史籍主要记载帝王将相，关于“吏民”的记载则非常稀少，职是之故，关于“吏民地主”形成的记载相对来说也就十分贫乏，故只能根据现有少量资料从一些蛛丝马迹中作出一些推测和分析，其要者为如下数端：1.土地。2.劳动人手。3.经营管理。4.农田灌溉。“吏民地主”的形成发展与“皇权地主”是不同的，其形成过程中得不到“皇权地主”那样的政治性的赐予和助力，基本上是从“吏民”中分化而形成，是各自通过经济性的努力和争竞的结果。
三、南北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吏民”的主体及被“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所役使的“吏民”（部曲、佃客、奴婢），亦即全体“吏民”，共同与皇权构成又一对矛盾关系，这对矛盾关系不论“质”还是“量”都超过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说“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与“吏民”中的部曲、佃客、奴婢主要是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矛盾关系，则全体“吏民”与皇权的矛盾关系不仅是生产关系因而包含“皇权地主”与“吏民”矛盾在内的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依然是南北朝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范畴的矛盾及其作用与反作用问题。也就是说，这对矛盾是社会根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这对矛盾关系决定和制约着大多数“吏民”的生存状况以及皇权统治的盛衰兴亡。从秦汉至南北朝贯穿着一条皇权与“吏民”矛盾的鲜明主线，随着这一矛盾关系的缓和与激化的演变推动着皇朝的盛衰兴亡，以及广大“吏民”的生存状况，体现了皇权与“吏民”这一矛盾所体现的深层根本性矛盾的历史作用。
文章摘自《文史哲》2023年第6期，原文约3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