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民国前期城乡因文化差异而解纽，缺乏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造成知识人离村往而不返的新现象。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间的耕读传统已中断，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教育培养出的知识人自己“别树阶级”，其他人却未必接受。向往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城市并未得到太多欢迎，而乡村又已成为一个难以回归的故地。由于在城乡都成了“他人”，许多知识青年不得不漂泊于城乡间、城市间或城市中，成为瞿秋白所说的“薄海民”。
一、耕读的中断
从根本言，知识人的离村不返，与废科举和办新学堂有直接的关联。两者皆导致耕读的断裂。以前的士人基本是乡村地方社会中养成。梁漱溟指出，中国过去“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那时“‘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人人熟知的口语。父亲种地为业而儿子读书成名，或亲兄弟而一个读书，一个种地，都是寻常可见到的事”，但因科举制的废除，那扇原就狭窄的门被正式关闭，通过考试“上进”已不再是普通人家可期待的正途。而由于稍高层次的学校都在城市（最高层次的学校更在大城市），新学堂中人不得不异地求学。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农民离村后的去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超过350万户，其中到城市求学者就占到了17．5％。这个数据显然有夸大，若供参考，也可见去城市求学者是个不小的群体。且离村的读书人还包括一些已任教师者和部分士绅。就全国离村者的体量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群体，但在乡村本来不很多的读书人中，却要占很高的比例。现代社会的重心移向城市，各项新兴“事业”也多在城市，学生毕业后多欲留在城市里探寻发展的途径，无意返回乡村。这同样是一个知识人身临其境有感有受的变迁，只是在此背景下的离村，却颇有拔“根”而起的意味。或可以说，现代城市对乡村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助长了乡村耕读的断裂。
二、现代教育的过渡态
在过渡时代的中国，混杂与错位远多于黑白分明。民国前期的新教育本以城市为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两套文化接触”的混杂体制，颇有些“半”的意味。不过，“半”尚不足以表现其间隐伏的多重紧张。新教育之“过渡态”所含的紧张最显著地表现在时间上，但也体现在空间上。很多时人都在批评新教育培养的仍是旧的“士大夫”，颇表现出新教育那半新半旧的尴尬；但也有人指出了“士大夫式都市化”的新现象，提示出这种过渡态和当时牺牲农村发展都市的大趋势存在着共谋的关系。时空的紧张及其与城乡关系的纠缠，是理解新教育过渡态的肯綮。在陶行知看来，正是近代教育的城市化倾向，造成了边缘知识青年城乡两头都难认同的困境。
造成这些认同困惑的语境，即产生知识青年的新教育本身就处于一种半生不熟的过渡状态中，形式处处求新，却又难以挣脱旧思路。中国本就土广民众，近代不仅增添了区域发展不同步的新现象，更有城乡差别的凸显。前述城乡对西潮“冲击”的不同“反应”，使新教育的过渡态更显错综复杂。半西式的中央集权化教育，推行于城市相对容易，在乡村就较为困难，为旧教育的存续留出了余地。在一些地方，新旧兼存的教育更表现出中与西、国家与社会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多重紧张。如在山东汶上县，就“找不到学校、学堂的说法，这不是日常用语，那里知道的只有洋学”。“洋学”又名“官学”，其对应者是被称为“‘汉学’和‘民学’”的私塾。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互相对立冲突的两种组织”。
三、“别树阶级”的新知识人
新教育产生的知识青年承袭了晚清开始响亮的“学生”称谓，他们多自视也常被他人视为一种特别的“阶级”。李大钊观察到，学生“乃为社会最近所自造之阶级身份；而被造就之人人，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份之后，乃以此阶级身份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这里所谓“社会”，当然是指知识青年之外的各群体。
章太炎曾形象地描述了知识青年在新学制下从“负笈城市”到“入都出洋”的逐步异化进程：先是“乡邑子弟，负笈城市，见其物质文明，远胜故乡，归则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又上之则“入都出洋，视域既广，气矜愈隆，总觉以前所历，无足称道；以前所亲，无足爱慕；惟少数同学，可与往还；舍此则举国皆如鸟兽，不可同群”。一言以蔽之，以“别树阶级，拒人千里”为表征。此所谓“别树阶级”，是这些新知识人自视为一群体，而与齐民有别；且其“拒人千里”的范围，甚至包括“向之父母妻子”。胡适在大约同时也观察到，有孩子小学毕业后不愿回田间帮父母做工，因为“田间小孩子能读完小学的人数太少了，他觉得他进了一种特殊阶级，所以不屑种田学手艺了”。而“他的父兄花钱送他进学堂，心眼里本来也就指望他做一个特殊阶级，可以夸耀邻里，本来也就最不指望他做块‘回乡豆腐干’重回到田间来”的。
四、漂泊的“薄海民”
新教育体系的重心在城市，稍高层次的学校更全在城市，先已决定了新知识人的走向。然而城市并不特别欢迎新知识人，而且在单位时间里，城市的容纳能力也远远赶不上学校系统产出的知识青年数量。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颇类似于今日的“北漂”，成败于不同城市之间，过着一种无根的漂流生活。
瞿秋白曾对“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层”做出理论分析，指出他们中“有些是和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而在“‘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这些人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相类，“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他们“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愿回到田园”。但城市并无太多向他们开放的资源，“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结果这些“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最后“都成了失路的人”。
五、要有一条打通城乡的桥
要理解知识青年在城在乡的双重“他人”窘境，仍须回到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疏离这一近代中国的关键性变化。如费孝通所强调的，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本来就和西洋不同”。在西潮冲击的大趋势下，如果说中国的都会是“两套文化接触的场合”，乡村亦然，只是两套文化存在的轻重不同而已。但这充满紧张甚至对立的两套文化之间，却缺乏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以至于“城乡之别在中国已经大异其趣，做人对事种种方面已经可以互相不能了解”；正是这样的文化差异，导致了“城乡的解纽”。
新知识人在城乡间的往而不返，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过去由士人与农人承载的耕读原本是一体的，耕读的中断使接受新教育的乡村子弟成为都市里的无根之人，不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都不得不“天天在都市上漂泊”。而没有读书人来源的乡村，则成为文化的旷野，不复有化民成俗的楷模。这样一种双向的伤害使“乡村社会的主权”逐渐“操在几个乡绅式的田主手里”，导致农村的问题化。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