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
【摘要】顾颉刚在1920年代发动“古史辨”的讨论，引发学术界轩然大波之后，留下不少自传体的文字，详细解释自己的成长道路。顾氏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书信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和人生态度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地反抗父命。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对马丁·路德违背其父亲的意志，进而发动宗教改革的精神分析，颇有可比之处。1918年，顾颉刚妻子吴徵兰去世，他又奉父命于次年再婚等事情，促使他反省封建父权，在《新潮》发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的长文。1920年秋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一方面检讨古史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与父亲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使他在三年后与父亲分道扬镳。顾颉刚对其父的抗拒和反叛，为我们理解他之抨击古史的真伪，批判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情感分析的视角和情感史研究的实例。
顾颉刚出身苏州书香之家，自小受到祖辈、父辈的严格教育。但在其6万余字的《〈古史辨〉自序》中，他却很少提及其父顾柏年（号子虬）。相反，他的自述、日记等材料揭示，他们父子之间在求学、婚姻等方面存在着矛盾与冲突——顾颉刚对其父亲抱有敬畏大于亲密的复杂情感，使得顾颉刚几次间接或直接地反抗父命。1918年，顾颉刚妻子吴徵兰去世，他又奉父命于次年再婚等事情，促使他反省封建父权，在《新潮》发表《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的长文。1920年秋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一方面检讨古史的真伪，另一方面又与父亲产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使他在三年后与父亲分道扬镳。
一、父亲的“缺席”
通过顾颉刚为其父亲子虬公写的回忆材料，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其生平事迹。顾颉刚之父名柏年，字贞白，号子虬，1870年生于苏州，自小背负着父辈的期望，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改善其家族衰败的命运。经过自身的努力，他也几乎成功，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功名，但因时势变动，造化弄人，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另寻出路，不再以教书、学术谋生，而是选择从事其他行业来求富。子虬公一生勤奋努力，为家庭做出了牺牲，到了晚年颇有收获。子虬公在晚年的具体积蓄或财产是：“有亩400亩，屋50间，现款4万元。”如同顾颉刚自己所说，“这份产业也不算小”。而子虬公付出的代价是，常年在外，将儿子交与嗣母培养。顾颉刚成年之后，父子有机会共同生活过一些日子，但都为时不长，所以顾颉刚在回忆其生平时没有像怀念祖父、祖母那样回忆、描述自己的父亲，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子虬公基本上是“缺席”的。
二、父子间的矛盾和冲突
顾颉刚曾对学生说，自己幼时“家长强迫读没有句读的古书，教他自己断句”。子虬公对顾颉刚的严格要求也使其产生了反叛的心理。而他父亲则一开始就告诫他不要随便买书。11岁时，顾颉刚买了人生阅读史上的第一本书《西洋文明史要》，便受到父亲的指责：“这是你不懂得的，买它做什么？”但顾颉刚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实有买这本书的要求，至于懂不懂乃是无关重要的”。后来，他还是一仍其旧，买书、读书随心所欲，不听长辈的劝阻，因为他的“心中坚强的执拗，总以为宁可不精，不可不博”。
顾颉刚18岁的那年是1910年，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激荡岁月，顾颉刚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和组织了不少政治活动，显示其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假借其妻子名义写的《妇女与革命》，刊登在《妇女时报》上，强调妇女的解放方能体现革命的彻底性，其思想之激进可见一斑。
顾颉刚高涨的革命热情，很快被其父发现并严厉阻止。子虬公知道儿子北上之后也赶赴北京，找到了顾颉刚。他虽然流着泪劝说顾颉刚，但语气十分坚决：“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不能让你办党。”子虬公知道儿子喜欢读书，因此这么说道：“我并不能强迫你脱党，只是要你升学”，然后命令他考北京大学。在父亲的软硬兼施之下，顾颉刚貌似屈服了。
在这场父子交锋中，子虬公显然占了上风，顾颉刚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不仅考了北京大学，脱离了社会党，而且在那以后与所有党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顾颉刚真的屈服了吗？其实并没有，因为如果他真的心甘情愿地放弃政治，依照父亲的愿望一心向学的话，他就不会自编辑《古史辨》第一册开始，便在其自序和之后的其他自传文本中不断地强调自己外柔内刚的“二重人格”了。顾颉刚没有真正屈服于其父压力逼迫的另一个表现是，自从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以后，每天沉溺于看京戏，并不好好读书。他痴迷看戏的程度是，每天中午不到12点就吃饭，旋即进入戏场，一直要到天黑才出来。顾颉刚对于在北京大学预科不读书而听戏的自我解释是，袁世凯篡夺了国民政府的权力之后，让他们这些青年人大失所望。当然，顾颉刚最终走出了沉溺于戏院的日子，不过与子虬公的规劝或付出没有关系。
三、矛盾激化——分庭抗礼／分道扬镳
顾颉刚在1918－1926年间的言行——前者包括他发表的《关于旧家庭的感想》等文章，后者表现为他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决意从事学术工作等——都能帮助展现从反抗父权到发动古史辨、“斩断”古史的内在关联。顾颉刚在收集、整理歌谣的同时，对之前的所谓高等文化——古人有关三皇五帝的系统——发起了挑战。1920年12月24日，他给殷履安写了一封信，描述他辨伪书的工作，其中有这样的字句：“这一篇如能做得好，便是在中国史上起一个大革命——拿五千年的历史，跌到二千年的历史；自周以前，都拿他的根据揭破了，都不是‘信史’。”也正是在这时，他接受了胡适每月30元的帮助，由此可以在经济上独立，不必向父亲低头。顾颉刚那时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到，他知道其父“不愿我到北平”，但他“为学问计固不肯舍北平”。所以，顾颉刚批判古史与他反叛父亲，两者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
但他与父亲之间的尊俎折冲，却因祖母的去世而又生枝节。正当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辨别伪书，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从小养育他的祖母病重，使他不得不在1922年3月离京返苏，向北京大学图书馆请了长假。顾颉刚在与傅斯年的信中说到，如果在小时候没有祖母的照顾，他可能都不会活到现在，因此与她有着“特别的情谊”，只能“归家侍养”。但他心里还是相当犹豫，所以又向李大钊倾吐，其中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他担忧父亲会借此机会不让他回京做纯粹的学问；二是他用了“习俗”两字，正是他之前探讨的家族制度在中国顽固不化的原因——他生怕自己也无法将之摆脱。
而他的担忧却成真了！在南方的时候，他应邀为位居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编写历史教科书，写了《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其中指出“谣言野史等出于民众”肯说实话，而“正史、官书”则会“敷衍门面”，可见他不仅坚持学问无高低的立场，而且还对之前为人所尊崇的官方史书提出了批评。1922年7月，他的祖母去世。办完丧事之后，顾颉刚准备回北京大学复职，并欲将他全家搬到北京，但他父亲坚决不允许。顾颉刚只能让步，答应不回京，去了商务印书馆正式担任编辑，之后又与朋友们成立了朴社。与此同时，他与胡适、钱玄同等人在《读书杂志》等刊物上积极讨论古史的真伪。可以说，父亲的强势压迫，让他更坚决地批判传统的史观。
其时，顾颉刚表面上似乎对其父屈服，心里却十分不耻他的作为。最后，他们父子分道扬镳。1923年10月，顾颉刚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研究。1926年，在担任朴社总干事时，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论战文字编成《古史辨》由该社出版。为了这第一册《古史辨》的出版，他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长序，生动细致地描述了自己的生平和治学道路，其中几乎不提其父子虬公。也是从那时开始，他们父子分居两地，直至子虬公去世。在这段时间内，两人聚少离多，只是因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顾颉刚滞留抗州，父子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但之后直至子虬公去世，顾颉刚再没有与父亲在一起。而据顾潮的回忆，顾颉刚从大学毕业开始，便一直自主养家，不想也不愿在经济上再与父亲有所往来。
文章摘自《河北学刊》2023年第5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