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诺，傅文琬，商洛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新秧歌剧是“讲话”之后延安文艺界向民间形式学习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新的时代表现新的生活、塑造新的人物所适宜的形式。新秧歌剧的成功为民间形式的利用改造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坚定了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利用民间形式的信心。新秧歌剧是各抗日根据地新的人民文艺的一次成功的文艺实践，表现了鲜明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新秧歌剧带动了整个抗日根据地群众性文艺创作，表现了复杂、丰富的农村生活，表现出极为鲜明的创造性。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文艺实践中，新秧歌剧是成绩最大的文艺类型之一。新秧歌剧不但反映了抗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生活，塑造了新的人物，而且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乡村建设、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等革命事业中来，起到了积极的社会动员作用。
秧歌分为秧歌舞与秧歌剧两种形式，秧歌舞一般指的是在平地上行走的舞蹈，主要出现于节日活动中的节庆活动，属于社火的一种形式。而秧歌剧指的是有人物塑造与故事情节的用秧歌表现的剧作，属于民间小戏的一种。在陕北，旧秧歌剧主要与祭神娱神或者男女关系有关，又被称为“骚情”秧歌。“其目的不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就是图一个大家都乐呵。”新秧歌剧吸取了秧歌剧的某些艺术手法，呈现了根据地新的生活，塑造了新的人物，表现了新的主题，体现出愉快、活泼、健康、明朗的新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新秧歌剧大都是来自于农民自己的创作，是农民自己搬演自己的故事。即使是文艺工作者编剧的，也是文艺工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呈现农民的日常生活。我们从中能真实地看到抗战时期农民对新社会的想象、期待与憧憬。
一、新家庭
在中国旧家庭中，家庭管理具有鲜明的家长制、宗法制特征，不但男女不平等，而且夫妻、婆媳、父子、兄弟姐妹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新秧歌剧生动地反映了根据地家庭的改造过程，真实地呈现了家庭改造给家庭、社会带来的蓬勃活力与崭新气象。
在新秧歌剧中，婆媳关系是其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新秧歌剧揭示了旧家庭中婆媳关系的不合理性。在新秧歌剧《小姑贤》中，儿媳妇周氏贤惠孝顺、勤劳能干。婆婆不让她参加识字组，她悄悄参加识字组被婆婆发现后，遭到了婆婆的斥骂与殴打。在对家庭的改造过程中，婆媳关系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婆婆由家庭管理者变为协助者，能干的儿媳妇逐渐成长为家庭的组织者与实际管理者。新秧歌剧生动地反映婆媳关系的变化给家庭带来的生机与活力。除了婆媳关系，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晚辈在家庭的话语权明显增加，他们勇敢地批评父辈的错误观点与错误行为，父辈对晚辈的控制逐步削弱。
除了婆媳冲突，夫妻模式是新秧歌剧中另一种重要的情节发展模式，夫妻模式反映了根据地夫妻关系的新变化，夫妻平等、夫妻恩爱成为根据地小家庭活生生的现实。在《夫妻识字》中，刘二与妻子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发展生产、学习识字。他们一起报名参加识字组学习识字，二人订下了识字计划。夫妻二人每天都要互相检查识字任务完成情况，互相监督，当上了生产识字的模范。在《十二把镰刀》中，农民王二接到警备团政治委员的命令，连夜要打制十二把镰刀，王二回来跟自己的妻子一齐动手打制镰刀。“这些秧歌剧突显了农村女性在革命生产中的突出作用，展示了农村女性逐渐融入集体与社会的新式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
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把妇女解放放置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注重从制度建设方面推进妇女解放。在新秧歌剧中，妇女解放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而得到生动的呈现。从新秧歌剧可以看出，抗日民主政权在根据地形成了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妇女解放的策略与政策。
二、新乡村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政权成为一种虚拟的组织而难以下延到基层，乡绅是乡村的实际管理者。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基层管理者出现了严重的劣化与武化倾向，农民遭受的压迫与剥削更加严重。
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以后，积极建设基层政权，对乡村政治治理结构进行了革命性改造。新秧歌剧展现了乡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化、群众化，新秧歌剧通过生产、支前、优属等动人故事展现了乡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在新秧歌剧中出现的基层乡村政权的代表人物是村长、村主任、农会主任、妇女主任等，当家庭之间的矛盾在家庭内部未能解决或者悬而未决时，就需要村干部解决这样的“家务事”。在新秧歌剧《小姑贤》中，婆婆高老婆子对媳妇的压制非常厉害，她对媳妇任意打骂，逼迫自己的儿子休掉自己的妻子。在妇女主任的教育下，李老婆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再阻拦自己的儿媳参加识字生产，矛盾得到解决。
新秧歌剧中的村干部形象一般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是农民中的生产能人，因为他们勤于生产，所以他们的家庭过得比较殷实，家境比较好。如《刘二起家》中的村长借给刘二粮食，贷款给他买一把镢头掏地。他们都有较高的思想觉悟与较强的工作能力，善于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村长对刘二又批评又讲道理，道理讲了半天时间，让刘二心悦诚服。
从秧歌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村干部在剧中直接出现，充当一个实际角色，推动情节发展；有的村干部在剧中没有出现，只是作为背景人物出现。不管村干部是否真正出现，他们都是矛盾解决的关键。村干部连清官难断的“家务事”都能断得清楚、公平、公正，说明了村干部充分获得了广大农民的信任，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了有效的治理体制与机制。
新秧歌剧中的乡村基层干部都是先进的农民形象，容易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任。在根据地乡村，干群关系和谐，邻里关系团结，家庭关系和睦，这既是农民对新社会的热情期待，也是他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动人想象。
三、劳动的新意义
在新秧歌剧中，劳动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农民的传统观念中，休闲不啻是一种罪过，他们只有无时无刻地从事体力劳动才能感到心灵的安静。新秧歌剧是伴随着大生产运动而兴起的，因而歌颂劳动成为新秧歌剧的重要主题。
能否积极劳动是衡量一个农民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在新秧歌剧中，凡是先进的农民都是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兄妹开荒》中的哥哥是个先进的农民形象，他每天早起上山开荒。《一朵红花》中的胡二嫂在家里刷锅做饭、纺线织布，在外边开荒种地、领导生产。
劳动推动了人的价值的实现。在新秧歌剧中容易看到，劳动不但能帮助根据地农民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为他们赢得了做人的尊严。在《钟万财起家》中，钟万财生产劳动一年后，掏下了七垧地，打下了六担粮。村长看到钟万财改造得好，推荐钟万财当宣传组长，边区参议会上还挂上了钟万财的图像。这让钟万财感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有了创造新生活的勇气。
劳动是促进人思想改造的重要方式。新秧歌剧关于二流子改造的题材特别多，在二流子改造过程中，劳动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刘二起来》中的刘二参加生产，劳动一年，获得较大的收成。艰苦而又愉快的劳动生活帮助他克服了懒惰的坏习惯，他下决心继续加油，来年多开荒、多种菜、多纺纱、多织布，争取成为劳动英雄。在《钟万财起家》中，村主任要求钟万财把洋烟戒掉，钟万财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后，逐渐戒掉了洋烟。
“讲话”发表以后，民间形式得到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的重视，如何利用民间形式讲述革命故事成为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新秧歌剧创作的成功为民间形式的利用、改造、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新秧歌剧是近距离反映农民生活与思想的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实践中，新秧歌剧的成功带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新秧歌剧的成功，同时意味着必须对民间文艺进行改造与再造。经过改造后的民间文艺完全可以表现革命主题、讲述革命故事、表现革命激情。新秧歌剧为根据地农民带来了不一样的艺术感受和审美体验，根据地农民对剧中的故事与人物感到亲切、自然、平易，他们很容易认同作品中所表达的主题与情感。
文章摘自《安康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