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彩霞，裴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
【摘要】20世纪30年代，DDT强大的杀虫功效被发现。抗战胜利后，DDT进入中国，在防疫和农业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和各大城市卫生部门的主导下，DDT被用于卫生防疫，一些地方当局在农业灾情严重时也曾使用过少量DDT，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DDT主要依靠进口，量少价高，且用法相对复杂，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解放后，DDT一度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农药之一，但其危害性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最终被禁用。
近代以来，西方在传染病防治领域不断取得新成就，各种防疫药品相继问世。本文通过考察ＤＤＴ在近代中国的应用情形，丰富了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本土性特征，同时对当前防疫也能够提供若干启示。
一、ＤＤＴ的发明和进入中国
ＤＤＴ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1874年，奥地利化学家奥特马·蔡德勒首次合成ＤＤＴ。20世纪30年代，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曼·穆勒发现其具有神奇的杀虫功效。1939年，瑞士政府首先使用ＤＤＴ防治科罗拉多土豆甲虫，大获成功。二战爆发后，盟军开始将ＤＤＴ用于消灭虱子，从而预防伤寒这一长久以来与战争相伴的疾病。战后ＤＤＴ由军用走向民间，除防疫外，还被广泛用于消灭农业病虫害。
ＤＤＴ问世后，相关讯息很快传入中国。以目前所见，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10月，《中华农学会通讯》刊登了一则短讯：“美国发明之杀虫奇药ＤＤＴ，具有极高之杀虫效能”。抗战胜利后，有关ＤＤＴ的报道日渐丰富，涉及其发明史、毒理学、制造和使用方法、功效及危害等多个方面。国人对于ＤＤＴ强大的杀虫效力赞誉有加，为其冠上“杀虫奇药”等美名。国人认识到ＤＤＴ的巨大威力，开始将其付诸实用。
二、ＤＤＴ在防疫方面的应用
民国时期疫疠盛行，当时流行的传染病主要包括霍乱、痢疾、伤寒、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白喉、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等10种法定传染病，以及疟疾和黑热病2种由政府“临时指定”按照法定传染病办法实施管理的传染病。据统计，当时全国有超过5％的人口遭受上述传染病的侵害。导致万人以上死亡的疫情多达59次，共有250多万人被夺去生命。
面对传染病的严重威胁，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防治手段，如隔离和收治病患，实行交通检疫和管制，强制预防接种，加强环境卫生建设等，还多次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然而这些做法均属于杯水车薪之举，无法从根本上消灭病虫害。有鉴于此，具有强大杀虫功效的ＤＤＴ进入中国后，很快被用于防疫事业。
（一）善后救济总署主导下的ＤＤＴ使用
1943年1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宣布成立。1945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在重庆正式开始办公。抗战胜利后，联总向行总配发的救济物资即包括ＤＤＴ，行总各下辖机构在办理卫生事务时曾有所使用。
一些分署将所领ＤＤＴ分配给当地各机构使用。如1946年6月，鲁青分署将“岳州轮运青之10％ＤＤＴ粉五百筒”“半数分发青岛卫生局，青岛山大附属医院，青岛市立医院，第一卫生工作队等八个医疗机构，实施紧急消毒”。一些分署自行开展 ＤＤＴ喷射工作。1946年9月，台湾分署“配发高雄海港检疫所百分之十ＤＤＴ粉一○桶（每桶二五磅），喷射器五具，指定为专供防范鼠疫及消灭归台难民身上蚤虫之用”。
除各分署外，行总下辖其他机构也曾利用ＤＤＴ开展防疫工作。如1946年5月，西南各省霍乱猖獗。在广州，“行总公路运输大队出力最多”，“该队最大贡献为协助英国空军完成富有戏剧性之ＤＤＴ高空喷射，十日之内，共喷射四千二百加伦，霍乱菌所寄生之万千苍蝇扑灭殆尽”。由于行总所用ＤＤＴ全靠联总拨发，数量有限，供不应求的情况并不鲜见。
（二）各大城市卫生部门主导下的ＤＤＴ使用
抗战胜利后，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最先大规模使用ＤＤＴ进行防疫。据报道，1945年11月，在上海市马斯南路及北浙江路地方法院看守所中，“ＤＤＴ首次大量为国人使用”。当时“为两千余监犯分别施用此特效药，扑杀虱虫，俾减少疾病传染”。1946年5月，上海市出现霍乱病例，市卫生局办理防疫事务。所用ＤＤＴ，“由行总美红十字会借予ＤＤＴ五、六○磅，生化制药厂捐赠ＤＤＴ净粉三、八○○磅，联商国际贸易公司捐赠水溶ＤＤＴ四○○磅，复价购两吨”。据报道，“在ＤＤＴ普遍喷射初期，每日真性霍乱病例皆逾百起，至七月底疫势已被控制，八月底全部就范”，可见“ＤＤＴ喷射对于防止霍乱蔓延确有不可比拟之价值”。此后每年春夏之交和冬季，为预防霍乱和伤寒等传染病流行，上海卫生当局均开展ＤＤＴ灭虫工作。
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市，其ＤＤＴ灭虫工作获得了驻华美军的协助。最早可追溯至1946年4月，国民政府陆军总部“邀请各有关机关及红十字会，美军联络部等代表会商”改善南京市内公共卫生问题，美军代表“当面允由美军部捐赠ＤＤＴ杀虫药十五吨”。同月，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又主持召开南京卫生运动会议，会上“美军克司德夫少校报告ＤＤＴ对于环城卫生之使用”，并“由美军葛斯技术员在会场中示范百分之五ＤＤＴ喷射后之剩余杀虫效力”。
此外，南京当局也曾自行办理ＤＤＴ防疫事务。如1947年6月，市卫生局与中央卫生实验院合作“确定待扑灭害虫为蚊、蝇、臭虫三种，须机关场所先行申请，该局根据情况派员携带材料进行消杀，时间自六月十五日至九月底”。
平津地区、武汉市、合肥市也曾使用ＤＤＴ开展灭虫或防疫工作。当时各大城市主要由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办理ＤＤＴ防疫事务。所用ＤＤＴ有的由行总等机构配发，有的来自捐赠，有的为价购。各地或组织工作队，或向各机关团体发放由其自行使用。ＤＤＴ消灭虫媒，控制疫情，比以往其他防疫措施更为迅捷有效。此外，铁路作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人流密集，存在较大的疫情隐患，主管部门曾多次使用ＤＤＴ进行消毒。集体居住、人口密度大的军队也曾使用ＤＤＴ。
三、ＤＤＴ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ＤＤＴ进入中国后，由于量少价高，一般农民无力购买，因此无法得到大规模应用。只有一些地方当局在灾情严重时使用过少量ＤＤＴ，取得了一定成效。
农用ＤＤＴ主要由国民政府农林部和行总分配。如1946年农林部农业复员委员会向湖北省农业复员委员会配发一批病虫药械，其中包括ＤＤＴ 400磅。这批药械由农林部鄂豫区推广繁殖站领取， 用以“指导农民防治病虫工作”。
防治蝗虫方面，如1945年秋，江苏镇江一带遭遇蝗灾，行总苏宁分署为此举办“灭蝗工赈”，“联总驻苏宁区办事处农业专家霍姆斯氏亲赴距镇江二十华里之一小岛上，试用ＤＤＴ粉，杀除‘跳蝻’。”防治螟虫方面，如1946年夏，江苏“苏锡一带，螟虫繁殖甚烈”，农林部技术人员设法扑灭蝗灾。“工作队则用ＤＤＴ药粉及其他科学方法先在该区扑杀螟虫，使一农民了解防螟之杀螟技术，以便效法。”防治其他害虫方面，如1947年，河南省农业善后推广辅导委员会派员在开封对“牲畜苹果等”施用ＤＤＴ五百磅以防治“牛虱蝇浮尘子等”害虫。此外，ＤＤＴ也被用于牲畜防疫。
战后ＤＤＴ走入民间，在欧美各国大量用于农业除虫。在带来农作物增产的同时，其对生态平衡的破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警惕，最终遭到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ＤＤＴ并未得到大规模应用。ＤＤＴ多为进口货，售价昂贵，普通民众往往无力负担，这无疑限制了ＤＤＴ的使用。ＤＤＴ药剂的配制较为繁琐，且所需煤油等溶剂不易获得，用法也相对复杂，故难以成为国人的首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于防治农业病虫害高度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六零六、ＤＤＴ等农药开始大量用于农业。有鉴于ＤＤＴ对生态的巨大危害，这一化学农药在中国的使用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限制，至1983年我国宣布禁产ＤＤＴ，1992年实现ＤＤＴ农业禁用，2002年又正式颁布禁用法令。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动态》2023年第10期，原文约1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