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秀，蓉潘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清朝汉族士大夫把这一群体建构成一个与华夏有着巨大差异的“蛮夷”形象。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强调花苗群体与华夏的“同源”性，是中国民族的一部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建构的是一个被“拯救”而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的花苗群体形象，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民国时期的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在自我族群形象的建构中，既认识到本族群的不足，又意识到本族群的优势，自我归类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表达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历史演变与多维呈现，其国家认同情感的逐渐强化，展现了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伴随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演变过程。
生活在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是苗族的一个支系。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的形象建构是同一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被多维呈现的过程。本文利用清至民国时期各类文献资料， 对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建构与国家认同进行分析，以期复原这一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不同人群所建构出的族群形象，并探讨这一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认同情感。
一、汉族知识分子建构的花苗群体形象及其国家认同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设置布政使司，以明朝政府官员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对苗族群体的形象建构开始趋于具象，对苗族内部不同支系进行了区分。清中期以来，汉族士大夫对花苗群体的形象建构，已经突破了之前仅基于外在服饰的描述，已延伸到生存环境、婚恋文化、性格特征、民间信仰以及社会组织等各方面。通过文字叙述与图像绘画手段，清及以前时期的汉族士大夫较为直观地对花苗群体进行了形象建构。花苗群体是众多“苗”类中的一种，“不通汉语”，其外在服饰、习俗、民间信仰及社会组织等，都与汉民族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突出差异性的花苗群体形象建构，可以看出深受“夷夏之辨”的汉族士大夫群体对花苗群体的认知，完全停留在“蛮夷”层面，强调其族裔及文化的差异性。
因缺乏花苗民众自身的文字表述，很难把握此时花苗群体的国家认同态度。《花苗史略》显示，一直到清末民国时期，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都是处于诺苏土司的实际统治之下。在这样的环境中，花苗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只停留在实际的彝族土司管理阶层，对整个王朝国家的认知是模糊的，其国家认同情感也是相对淡漠的。
在现存各类文献中，汉族士大夫在花苗群体形象建构方面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一是内容生产方面的垄断；二是传播媒介方面的垄断。他们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以图画为直观的表达方式，向外部其他人群展示了花苗群体的形象。
民国时期，清末以来赴海外留学的部分学生在学成归国后，推动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跟随各个大学或研究机构迁至云、贵、川三省，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得以有力推进。民国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对花苗群体的调查研究，较清及以前全面而深入。民国汉族知识分子把包括花苗群体在内的“苗夷”族群，视为华夏汉民族的同源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打破了长期以来汉族士大夫对花苗群体“异己蛮夷”的形象建构，号召给予他们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花苗群体亦开始自觉地认同自我族群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兹为民族自决之时期，民族团结之亟需。愿为苗族者，恢复为一，以辅国族，而建大厦，是所至望”，并表达出了他们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
二、西方传教士建构的花苗群体形象及其国家认同
西方传教士进行花苗形象建构是随着基督教在滇黔交界地区花苗群体中的广泛传播开始的。以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基督教循道公会和以赫章为中心的基督教内地会共同形成了覆盖滇黔川交界区域的传教网络。通过在滇黔交界的花苗聚居区创建教堂、设立教会学校、创办医院并创制苗族文字，努力为花苗群体争取部分经济和文化权益，滇黔毗邻区花苗民众积极皈依基督教。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逐渐在滇黔交界的花苗聚居区域建立了一个以教堂和教会学校为基础的社会网，并因此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他们开始以不同于汉族知识分子的西方“他者”视角，观察生活在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并以日记、行记及传记等形式，将观察结果记录在册，建构出了有别于汉族知识分子笔下的花苗群体形象。
西方传教士对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的形象建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基于他们初始所见的花苗民众与皈依基督教后花苗民众的较大差异。他们认为滇黔毗邻区的花苗人有着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特服饰文化，深受诺苏土司的剥削与压迫，经济发展水平极低导致生活极端贫困，但又积极上进，乐于接受教导，通过不断学习基督教文化而改变自身的落后状况，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能够读书识字，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即一个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拯救”的群体。
西方传教士对花苗群体形象的建构，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花苗群体的状态。他们不仅记录了部分花苗对基督教的虔诚，也记录了花苗群体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热爱，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学校的开办与汉语教学的展开启迪了花苗民众有了对自己族群身份认同与原本并不明朗的国家认同。
三、花苗知识分子建构的花苗群体形象及其国家认同
花苗知识分子话语的产生，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基督教在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中推行教会学校教育，客观上培养出第一代花苗知识分子群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花苗知识分子在外地接受高等教育后，几乎全部返回当地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继续推动花苗群体基础教育的发展，达到了“以苗教苗”的目的。二是苗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国家意识的增强。以杨汉先、朱焕章、韩杰、王建明、王建光等为代表的滇黔毗邻区花苗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都有汉文论著面世，成为探究滇黔花苗知识分子建构自我族群形象与表达国家认同的珍贵资料。
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后，开始以掌握的汉语言文字以及本民族文字进行自我族群形象的书写与建构，以前仅存于口传历史中的祖先形象，也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汉族知识分子与西方传教士所建构的花苗群体形象，只是他们目之所见的共时性形象，而花苗知识分子所形塑的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着的历时性形象。韩杰成书于1939年的《花苗史略》中，根据族人的口头传说，把滇黔毗邻区的花苗群体刻画成为一个长时期大范围内迁徙的族群，两年后，杨汉先的《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更为详细地考证了花苗群体迁入滇黔毗邻区的过程。这两位花苗知识分子对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早期迁徙历史的记载虽不准确，但确实是花苗人第一次用汉文记录本民族早期历史传说。对于同时代的本族群形象，这些花苗知识分子也进行了详细刻画。
在族群身份认同方面，第一批花苗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韩杰、杨汉先、王建明等人以汉文著书立说时，都使用“花苗”或“苗族”一词来指称本民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身的族群身份认同。在“花苗”或“苗族”认同的基础上，花苗知识分子群体还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中华民族认同。另一方面，花苗知识分子在外求学过程中，有时又会刻意隐瞒自己的苗族身份。很明显，滇黔毗邻区花苗知识分子这种既彰显又隐藏自己族群身份的矛盾行为，与当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仍然处于被歧视的不平等地位有着极大的关系。
以知识分子为首的滇黔花苗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情感，超越了他们在任何历史时期对国家的认知。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呈现滇黔毗邻区花苗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认同态度。一方面，滇黔毗邻区花苗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具有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态度。另一方面，滇黔毗邻区花苗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来引领普通花苗民众的国家认同。
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形象的建构，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多维并进的过程，不同的建构主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时代背景下，建构出了不同的花苗群体形象。不同的群体形象，也映射出其不同的国家认同情感与态度。滇黔花苗群体形象的多维建构与国家认同的逐渐强化，展现出明清以来滇黔毗邻区花苗群体由一个边缘族群逐渐融入到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
文章摘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3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