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弘扬，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摘要】“大众语”运动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语体、语用等问题所展开的语言文化运动。其中对有声电影的讨论，既反映出有声电影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对有声电影的具体认知。左翼知识分子在这一运动中探讨了有声电影题材、方言电影等问题，并将有声电影视为其进行话语实践的重要场域。分析“大众语”运动视域下的有声电影观念，可揭示出左翼知识分子阶层对中国社会内部结构所持有的看法。
一、“大众语”运动的历史脉络
1934年5月4日起，汪懋祖和许梦因等人发文反对中小学生阅读白话文，倡导恢复对文言文的学习。这一言论立刻遭到吴研因等人的反对。随后，曹聚仁、叶圣陶等人针对汪懋祖和许梦因等人的主张，从当年6月份开始以《申报》的“自由谈”板块为主要阵地组织了一系列讨论，如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等。
汪懋祖等人的言论为何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第一，是其中所表达的“文言复兴”的主张。第二，由于白话文出现的“欧化”与“日化”倾向，使其演变成一种更晦涩难懂的“新文言文”。第三，由于白话文的发展与其创立的初衷渐行渐远，使其自身未能充分发挥民主启蒙的作用。透过以上三点可看出，实质上是“白话文”自身暴露出了种种问题导致其脱离大众，从而给予“文言复兴”的论调以可乘之机。“大众语”问题所引发的广泛讨论吸引了各界人士参与，使其已经不拘泥于语言文学层面，而扩散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事件。这其中，从1934年7月起，《申报》的《电影专刊》刊载了多篇关于“大众语”与有声电影关系的讨论文章。代表者如：许幸之的《“大众语”与有声电影》等文。
那么，这些“大众语”论者为何会藉由“大众语”运动将目光投向有声电影领域？首先，从国语运动史的角度来看，“大众语”需要一种有声媒介加以呈现。在这种情况下，有声电影的优势便充分地彰显出来。声音元素介入电影之后，能够使有声语言以对白、演唱等形式加以生动呈现。在此基础之上，结合陈子展所提到的“听得懂”和“说得出”等“大众语”的建设要求来看，有声电影便成为呈现语言的优秀媒介。其次，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视角来看，有声电影所具有的大众媒介属性能够肩负起“大众语”的传播任务。
二、“大众语”运动视域下的有声电影观念
在围绕“大众语”问题所展开的相关讨论中，左翼知识分子对有声电影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有声电影的阶级属性。根据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大众语”的来源是大众的现实生活，其形式与内容均蕴含于大众的现实生活之中。这种“大众的现实生活”既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生活领域，也不属于保守封建的生活领域。由此，左翼知识分子从题材与受众的关系角度出发，认为“大众语”若在银幕之上建立则有声电影必须展现劳苦大众的现实生活。本质上，这一观点仍是基于这些论者所持的阶级立场，其观念带有了苏联马尔学派的痕迹。左翼知识分子在此影响下，认为“大众语”同样具有阶级属性，这里的“阶级”所特指的就是普通大众，基于此，作为语言传播工具的有声电影同样被赋予了阶级属性。
（二）方言电影——有声电影的空间属性。方言电影的出现是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人认为方言电影的出现是一种被动的应对，由于国语电影中的国语无法真正统一且缺乏表现力，所以在缺乏国语演出人才的时候，方言电影可以缓解燃眉之急。也有人认为方言电影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主动选择，是使劳苦大众了解电影艺术的重要手段。实际上，方言电影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曲艺在地方文化中的根深蒂固。再结合当时动荡的时局来看，方言电影对由于种种原因迁徙的人们来说，能够使离散的情感在银幕前借由特定语言得以聚合。因此，方言电影的艺术价值正是在这种由“语言差”所区隔的“受众层”中得以实现。
（三）启发民智——有声电影的教育属性。左翼知识分子将声电影当作一种教育工具，是基于以下三个层面的考量。第一，有声电影的大众传播属性。相关统计说明，中国电影在1934年迎来了比较良好的发展局面，在电影生产规模方面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高峰。当时的国人自主展开的有声电影实践使“国语”“国音”呈现在了银幕之上，为“大众语”的介入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对象。第二，基于有声电影的视听特点。声音元素的介入使影片中的信息能够在视觉传播之外同时作用于受众的听觉感知，丰富了信息接收的渠道和生动性。第三，由于左翼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文化启蒙的责任与“影戏”观念中“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关于有声电影的讨论中的结合。
三、左翼知识分子的有声电影观念
“大众语”运动全面兴起的1934年也是中国有声电影蓬勃发展的一年，二者于这一年发生交汇在偶然中也蕴含了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正是一种双向选择的结果。这次讨论中所涉及的关于有声电影题材、方言电影和有声电影教育等问题反映出特定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阶层对有声电影的观念认知。透过这次发生在1934年夏天的讨论，还可发现其中存在着许多可供后来研究者反思的空间。例如，左翼电影人悬置有声电影的艺术属性而讨论其社会功能是否符合电影的本性、方言电影的跨地传播与当时人口迁徙的关系等问题。所以，这次发生在有声电影领域的讨论，尽管裹挟了诸多有价值的概念，但是却忽视了有声电影自身的具体情况和独特价值。而左翼知识分子自身理论准备的不足，也是导致这一次讨论无疾而终的重要原因。
左翼知识分子讨论有声电影所涉及的三个层面，暗合了一种逻辑联系：只有当明确有声电影受众的阶级属性之后才能将相应的题材予以呈现，而题材的呈现则需要依靠合适的语言才能够传达其中的含义，只有含义传达到位才能将有声电影的教育功能充分发挥。据此可以认为：题材选择是在有声电影中建立“大众语”的基础，合适的语言是传播“大众语”的途径，而教化大众和启发民智则是在有声电影中建立“大众语”的终极目标。这三者的背后还可以挖掘出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与分布。因为，人口的数量与分布影响了电影院的区位选择，进而关系到在什么地方呈现什么样的电影题材；人口的数量与分布决定了不同方言的范围；也正是因为大量识字率偏低的人口的存在才促使左翼知识分子重视有声电影的教化作用。而这也正是左翼知识分子强调有声电影的社会属性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来，1934年关于“大众语”和有声电影的讨论，其外部原因和内部逻辑均纷繁复杂。这次讨论的背后所蕴含的“自强”“启蒙”“统一”“抗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实则是转型期的近代中国内部左翼知识分子阶层在经历种种阵痛之时所发出的呐喊。通过“大众语”运动去考察这一时期有声电影观念，反映出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潮。在这其中所蕴含的主体的多样性和话语的多义性，不仅导致了早期有声电影观念的复杂性，也在这一次未完成的实践中体现出这一时期有声电影观念的多重属性。而形态的“复杂”和过程的“曲折”也是近代中国历经的诸多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文章摘自《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第9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