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学术社会史根源于中国文化精神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内在需要，旨在超越学科畛域，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学术的衍生、传播和兴替。学术社会史采用实证方法，多维度地研究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缘、互动，重视学术史的民间脉络和变易性，将研究重心从学术的思想史、观念史转向社会史。研究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学者的交游、结社，尤其是学者的情感及心态史，仍然是学术社会史的重要实践路径。学术社会史显示了方法论自觉，裨益于拓展、深化学术史研究。
学术社会史根源于中国文化精神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内在需要，旨在超越学科畛域，从社会史视角研究学术的衍生、传播和兴替。学术社会史采用实证方法，多维度地研究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缘、互动，重视学术史的民间脉络和变易性，将研究重心从学术的思想史、观念史转向社会史。研究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学者的交游、结社，尤其是学者的情感及心态史，仍然是学术社会史的重要实践路径。
一、学术社会史的缘起
“学术社会史”虽是近年新兴的概念，但渊源有自。首先，它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中国古代学术概念蕴含的复杂内容、思维方式与近代西学千差万别。近代一些学者深感中西学术的差异，却没有忽略中国学术的特性和优长。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等人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质，阐发了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意义。其次，学术社会史较典型地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特色和使命。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重在探寻自然规律，偏重理性和实证研究。而人文社会科学包含了非理性、非实证因素，有些认识依赖于直觉，带有主观性。无法像科学实验一样进行归纳、推演。最后，学术社会史是拓展、深化学术史研究的必由之路。重视学术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清末以来，章太炎、皮锡瑞、廖平、钱穆等学者均对传统学术，尤其是清代学术多有专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比较重视考察学术和思想的社会背景，认为“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故重视从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来剖析思想和学术。有学者认为，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典范”。同时，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也倡导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但以他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所注意的“社会史”仍侧重“社会存在”，或者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重视学术思想的党性分析，而对不同阶层学者、思想家的社会同一性、流动性和多样性缺少注意。前人面临的问题与今人不同，运用的理论、话语和方法亦有时代烙印。
在国外，影响较大的艾尔曼以常州庄氏为个案，探讨了今文经学与乾隆朝政的关系，注意到今文经学的宗族背景，彰显家学传衍的意义。他也曾感慨：“思想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一旦结合起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将会是何等丰满。”艾尔曼的尝试无疑具有价值，唯其研究对象还囿于庄氏，不免有地方文化史色彩，并且同样没有“学术社会史”自觉。
二、学术社会史的理论特质
学术社会史既不同于一般学术史，又非沿袭学界热门的社会史论题。其第一个理论特质是研究的实证性。学术社会史的根本立足点是学术史，其学科属性是历史学，而不是经院哲学，故重视实证地研究学者的治学理念、思想和成就，重视剖析作为狭义文本的学者著述。同时，它也注意研究学术个体、群体间的纵横关联，梳理历史上的学术脉络和流派，实证地考察学术的社会蕴含和社会情境。
第二，学术社会史重视多维度地研究学术的社会蕴含，以揭示其复杂性。“社会”的内涵丰富而复杂，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日常生活等无不涉及。学术的思想、体系和流派，都不同程度地蕴藏着政治、经济因素，尤其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中国古代一些学者讲求体用不分，道不离器，彰明人伦与日用的融合。具体而深入地分析这些因素在学术兴替过程中的作用，避免机械的解释模式，无疑是学术史研究的迫切需要。
第三，学术社会史重视学术传统的变易性，力图将静态的学术史转化为动态。郑玄释《易经》之“易”有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此处所谓学术的变易性也包含“变易”和“不易”之义，即学术的“变”与“常”。学术思想如何在社会中运行、传播，发生了哪些变异，这是学术社会史关注的重点。士人的治学经历与世事风云息息相通，学术观点留下了个人心境、情感和时代的烙印。同时，有些学术理念或精神传统如何传承下来，历久如常，也不应排除在学术社会史的视野中。
第四，学术社会史凸显研究对象的民间性。它虽然研究著名学者，却非偏重上层精英或官学，而更关注下层的、民间的学术脉络。这首先在于下层学术个体和群体不仅蕴藏了真知灼见，而且展现了官方文献缺少的历史真相。春秋战国时期，私人讲学之风兴起。诸子之学在当时只是私学，主要流播于民间。然而，先秦子书所载的史实和主张展现了历史真实。
再则，民间学术也会成为官方学术的来源。姑且不论儒家从先秦私学转化为官学，即使在帝制时期，民间儒学也往往与官方儒学互缘、互动。比如，清初东林书院作为民间的、边缘的学术传播场所，其政治地位与理学官僚反差明显，甚至不像孙奇逢、李颙、范鄗鼎等北方名儒进入康熙帝的视野。其时与东林书院交往的官员（如汤斌）一方面受东林理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贬抑东林学派的党人风气。然而，东林书院的理学传统对清初江南士人由陆、王返归程、朱的学术潮流及北方名儒转向理学均有意义。
三、学术社会史的研究取径
学术社会史视野广阔，内容丰富，不乏可行的研究路径。从个人研究经历来看，笔者觉得以下具体途径仍然值得重视。
（一）考察学术衍生的家族环境。中国本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一词，只有家、国和天下。然而，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社会，士人生息于家族环境，受教、治学和日常生活均染上了浓厚的家族色彩，其学术理念和研究取向一定程度受家族文化的制约。家族社会不免有阶层、阶级之分，却有相当的包容性和流动性。家族中的官僚巨绅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家族也是下层士人求学、治生和入仕的利益共同体，渗透了儒家的人伦传统。
（二）深入研究学者的交游、结社对学术传播和衍变的影响。所谓社会关系，除了政治、经济关系外，士人的姻娅、交游和结社都是不可忽视的具体内容。古人往来书札影响有限，刊印著述又多在作者身后，故学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交游、结社和师承。
（三）深化、拓展学者的日常生活史，尤其是情感及心态史研究。社会生活史和日常生活史是近年讨论的热点，一般认为：“社会生活史重视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不仅关注民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大众文化，即普通民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
古代士大夫的学术理念不尽相同，而大体不能撇开社会环境而论。较之思想史或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说法，学术社会史更进一步，为融合学术史和社会史研究开辟了更为清晰具体的进路。一方面，社会范畴广涉政治生态、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诸方面，而其具体内容丰富多彩，诸如科举、师承、家族、姻娅等，这些日常或非日常的生活经历都可能在士人学术生涯留下深浅不同的烙印。社会情境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域和学术根柢者那里千差万别，沿海与内地、商埠与乡村、学问的新与旧，均是带来差异的原因。士人的学术生涯并非笼统地受制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其学术个性有待实证而具体的研究，以揭示具体的社会蕴含。另一方面，学术思想也与社会情境发生了互缘、互动。梁启超曾谓：“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谓互相为缘”。“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深渊的文化史海。”
文章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