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啸虎，陈叶群，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伴随养马业的需求与饲料的匮乏，苜蓿作为优质牧草在西汉被引种入华。两汉之际政治中心东移洛阳，苜蓿被随之向黄河中下游地区推广。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在北方的种植远盛于南方。在农牧互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下，隋唐承袭北朝，苜蓿的种植范围打破南北界限，此或亦为南北整合的具体表征。随着苜蓿被纳入税草征收体系，以及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用途渐趋广泛。作为域外物种和草本植物的苜蓿，逐渐打破了农耕民族的“厌草”情结，融入日常生活，真正得到接纳，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牧交流与互动的明证。
伴随养马业的需求与饲料的匮乏，苜蓿作为优质牧草在西汉被引种入华。两汉之际政治中心东移洛阳，苜蓿随之向黄河中下游地区推广。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在北方的种植远盛于南方。在农牧互动、国家统一的大背景下，隋唐承袭北朝，苜蓿的种植范围打破南北界限，此亦为南北整合的具体表征。随着被纳入税草征收体系，以及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苜蓿的用途渐趋广泛。作为域外物种和草本植物的苜蓿，逐渐打破了农耕民族的“厌草”情结，融入日常生活，真正得到接纳，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牧交流与互动的明证。
一、汉代的饲料匮乏与苜蓿引进
马匹自古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是军事征伐所必需。但华夏农耕民族不同于草原游牧民族，内地没有得天独厚的养马条件，饲料有赖于耕种。这导致养马业成本巨大，“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而且用这种方式喂养出的马匹，素质并不高。以粮喂马的饲养方式亟需改善。苜蓿作为优质牧草引种入华，恰逢其时。
苜蓿属多年生豆科植物，是喂马的优质牧草，素有“牧草之王”之称。据现代学者研究，如果单纯从蛋白质方面考虑，给马匹加喂1公斤的苜蓿干草，可少喂1／3公斤的豆饼。苜蓿在汉武帝伐大宛、取善马时被作为饲草引入，可以弥补传统农耕文明在饲料上的天然匮乏。
二、汉唐时期苜蓿种植范围的扩大
苜蓿首先在关中地区的“离宫别馆旁”试种。苜蓿引种关中，重要原因在于当地饲料压力巨大。西汉在关中大力扩充骑兵，厉行马政；且长安作为西汉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丝绸之路开通后“四方辐凑并至而会”。马政建设以及大批西域使节、商人的到来，加大了长安的饲料供给压力。为满足庞大的饲料需求，苜蓿自然被种植于此。更何况苜蓿本身是域外作物，种于离宫别馆旁，亦可向域外使者彰显大汉之威德。
自东汉定都洛阳，政治重心正式东移。洛阳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粮食和饲料压力与日俱增。早先在关中试种成功的苜蓿，自然被引种到洛阳周边。苜蓿种植进一步向黄河中下游地区推广。而且彼时苜蓿与其他本土作物一样，被纳入了中国传统农时体系，成为按时令栽种的常规作物。可以说，苜蓿初步实现了本土化。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在中国北方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大。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游牧民族陆续进踞中原建立政权，黄河中下游大片农耕区成为牧场。苜蓿作为优质牧草，自然为这些政权所推崇，从而得以广泛种植。至于南方地区，苜蓿则一时难以跨越自然与人文的屏障。随着隋唐再度实现大一统，从前仅为北方政权所重的苜蓿打破了南北隔绝的种植僵局，在长江流域形成系统种植。某种程度上这亦为南北整合的一种具体表征。
隋朝短命，但亦设专门机构掌管苜蓿。唐代苜蓿种植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陇右8坊48监和1296处陆驿的设置。安史之乱前，唐代拥有广布西北、以陇右牧群为骨干的巨大牧场体系。唐代甚至专辟生产饲草的基地，据《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御冬。”仅陇右牧场一地，苜蓿种植面积就如此之大。
但安史之乱后，“吐蕃趁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唐代被迫在南方地区新辟了万安监、临海监及临汉监三处牧场。这些监牧虽不可与唐前期牧场同日而语，但促进了苜蓿继续向南方推广，以至南方出现了以“苜蓿丁”专门经营苜蓿地。苜蓿种植向南推广，还得益于唐代遍及南北的驿站系统。唐代驿站“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律令明文规定，苜蓿作为喂马的优质饲料，驿站须有专门的驿田种植。这同样推动了苜蓿种植跨越南北界限。
三、“厌草”情结与农耕民族对苜蓿的接纳
中国古代农业系统以谷物种植为主，精耕细作的农耕民族对草类天然抱有敌意。所以在“以粮为纲”的农耕文化中，产生了“厌草”情结。苜蓿却凭借优越的饲用价值受到重视，而且用途逐渐从牧草扩展到生活的多个方面，最终被“厌草”的农耕民族所接纳。
首先，苜蓿作为养马的优质饲料，一直是税草征收的重要一类。据悬泉汉简记载：司马丞作为戊己校尉的属官，所受六百五十四石苜蓿当为税草，以供边军军马。及至唐代，随着苜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征收流程趋于完善。吐鲁番文书《唐开元某年西州蒲昌县上西州户曹状为录申刈得苜蓿秋茭数事》便是州县征收苜蓿、秋茭的报告。可见唐代苜蓿的征收已实现了常态化和制度化。
随着苜蓿的特性不断为人所了解，其可充当绿肥、药材和香料，逐渐成为了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参与到农耕民族的经济生活之中。古代文人还托清淡朴素的苜蓿言志，以表清心寡欲和自甘淡薄之情。苜蓿已融入到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真正为汉文化所认同和接纳。至此，苜蓿最终实现了本土化。
综上所述，苜蓿作为域外入华物种，连接着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为农耕世界注入了游牧细胞。苜蓿的种植与推广，促进了汉唐时期养马业的兴盛，反映出汉唐时期国家的变动和农牧的交流。同时，作为外来草本植物的苜蓿，凭借强大的适应性和广泛的用途，被素有“厌草”情结的农耕民族所接纳，融入到农耕社会之中。如此，苜蓿成为了中国古代农牧交流与互动的见证。
文章摘自《农业考古》2023年第6期，原字数101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