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艳秋，李肖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朱元璋家族与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明立国后，这一集团式的联姻进一步扩大，成为皇室与勋臣联姻的核心。随着懿文太子夫妇去世，集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导致皇权更迭的“靖难之役”。“靖难”成功的朱棣随后加强与徐达、郭英家族联姻，清除常遇春一系在集团中的影响力，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此后，皇室与徐达、郭英家族的联姻也渐渐难以为继。宣德以降，宗室婚姻制度渐趋严格，影响明初政局六十余年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淡出了历史。
对皇室与贵族之间集团婚姻进行研究的例子并不鲜见。陈寅恪在其名篇《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就曾提出，自唐高宗至玄宗末世历百年有余，但其最高统治者的递嬗轮转，分歧混合，虽有先后成败之不同，但可视为一牢固之复合团体，“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之世局”。明初朱明皇室与徐达、常遇春、郭英等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当然与此有着很大的不同，却也同样带有一定的集团性，并对明初从洪武至宣德间长达六十余年的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蓝玉党案、“靖难之役”以及明代宗室婚配制度的变迁等，都与这一婚姻集团的内部变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不仅显示出明初政治的复杂性，也显示出婚姻集团的研究范式，对明初政治史的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靖难之役”是明初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使明代皇权的传承从懿文太子一系转移到朱棣一系，还使明初的内外政策、宗室婚配制度等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在“靖难之役”中，除了朱棣与建文帝叔侄二人，直接交战或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不少人物如宁国公主驸马梅殷、曹国公李景隆、魏国公徐辉祖、左都督徐增寿等也都是双方的至亲。而在“靖难之役”后，他们各自的命运也因自己之前的立场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如在燕兵渡江后，“犹引兵力战”的魏国公徐辉祖，在“靖难之役”后被削爵幽禁而死。徐辉祖的胞弟、曾“数以京师虚实输于燕”的左都督徐增寿，在朱棣率军渡江之际被建文帝斩杀。而朱棣在登基后即追封其为定国公，并以其子嗣爵。至于曹国公李景隆，先为建文帝的征燕大将军，在燕兵渡江后又开金川门迎降，摇身一变为朱棣的“靖难”功臣。如果进一步扩大视野，除了前述诸人，朱元璋诸子以及耿炳文、郭英等明初重臣在“靖难之役”后也有类似的遭遇或转变。而他们与建文帝及朱棣之间，也同样有着复杂的血缘及政治纠葛。这种关联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朝开国之前，而所涉及的不仅有徐达、常遇春等在“靖难之役”前就已经去世的开国元勋，还有徐达幼女徐妙锦、沐英幼子沐昕等至正统、景泰中仍健在的皇亲国戚。从明初朱徐常郭婚姻集团形成与变化的角度，对“靖难之役”进行考察，就成了一个必要的视角。
燕王朱棣凭借其强大实力，不仅在皇室内部取得了对建文帝的绝对优势，更在“靖难之役”中取得了对建文帝的军事胜利。若从家族史的视角来看，这一政治局面的形成，实际上是由朱明皇室与徐达、常遇春、郭英等勋旧家族所组成的婚姻集团内部力量对比的失衡引起的。最高统治权力从建文帝到朱棣的转移过程，实际上也是朱徐常郭这一婚姻集团内部朱徐系取代朱常系的过程，血缘亲情的因素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朱棣在登上皇位以后便开始了对朱徐常郭婚姻集团内部关系的调整。懿文太子诸子女及耿炳文诸子在他的打压之下先后去世，朱常一系的核心力量归于消灭。而朱棣又通过赏赐以及联姻等方式对蜀王朱椿、沐英、宋晟、郭英等与建文帝联系较为密切的宗室和勋旧成员进行笼络，将他们从朱常一系变成了近乎完全的朱徐系。
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永乐中，随着朱棣皇后徐氏的去世，朱明皇室与徐达家族的联姻也渐渐不可持续。到了仁宗时期，由于仁宗的暴崩以及郭贵妃的自缢殉葬，皇室与郭英家族的联姻也走到了尽头。宣德年间，鉴于“靖难之役”及“高煦之叛”中所暴露出来的联姻勋贵的弊端，宣宗开始有意地限制宗室与勋贵家族之间的联姻。而自明初以来，由朱元璋亲手打造，对洪武至宣德间六十余年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就此淡出了历史舞台。
摘自《南开学报》2024年第1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