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剑，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学系。
【摘要】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因年幼无法临朝听政，也不能与内阁阁臣等论定国是，为体现君威宸断，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和杨溥创“早朝止许言事八件”的权宜之制，以待英宗成年后恢复“祖宗之旧”。然而，英宗长大后，三杨继卒，权宜之制渐成定制，促成中枢决策机制从太祖亲理政务、永宣内阁议政，转变为内阁票拟、内监代为批红、君主“垂拱而治”的“新祖制”。这既改变了明初中枢政治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又影响了明中后期皇权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内阁的政治地位，为宦官参与中枢决策提供了制度空间。“新祖制”与明初祖制的断裂，引发了时人对君权、内阁及宦官广泛持久的批判。
明代历史上时常出现权宜之制，也不乏权宜之制演变成定制，不过，并不是所有权制成为定制都有全局的深远意义。内阁大学士杨荣、杨士奇、杨溥因创权制，本意是为了维护洪武到宣德时中枢决策机制运行的祖制，至少在形式上完整地保持与体现祖制，未曾预料到这一权宜之制却促成明中后期中枢决策机制的重大转变，使得祖制成了旧制。三杨因创权制以后，皇帝理政方式被改组，朝会渐成具文并为君臣轻视，成为明中后期中枢决策机制运行的主要形态。在章奏行政体制下，皇帝逐渐被解放，最终表现为普遍厌政、怠政甚至荒政，内阁以专掌票拟直接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司礼监宦官也因此权制获得体制上参与中枢决策的机会。皇权、内阁与司礼监的协作，成为明中后期长期运作并内化为君臣共同认知且遵循的“新祖制”。即使皇帝缺位，“新祖制”有效运作仍可保证明代中枢政治正常运转。
三杨权制出台后，明代朝野针对中枢政治广泛而持久的批判，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鲜见的。虽然这些政治批判针对不同人、不同事，但核心话题或为皇帝怠政，或是内阁权力不彰或过显，或责宦官干政，鲜有从体制上反思中枢决策机制的弊端。总的说来，这些批判都隐含着同一诉求，即回到三杨权制之前的祖宗之旧。但现实是，已经习惯了“新祖制”的政治构架与运行机制不可能回归到明初旧制，就此，明中后期的政治批判成为一个闭环的矛盾与解不开的死结。
一直到晚明，才有人从体制角度思考权宜之法。万历时首辅沈一贯言：“臣闻治天下有经常之法，有权宜之术。经常之法，祖宗之所世守，天下之所共遵，可万世常行无弊，岂以一时匮乏而不可用也。权宜之术，祖宗之所偶有，天下之所骇闻，可暂行于一时而不可以久行，可止行于一处，而不可以遍行。”“以权宜而妨经制，非久安长治之道也。朝廷之所以尊而国家之所以安者，惟恃此体统法度。”万历后期，户部尚书李汝华“蒿目经年，似有一得”：“大凡立法，不因于祖制即权宜，终碍于经常。”这些言论大多为有感而发，主要针对因神宗怠政而时常出现的权宜之制，尤以万历朝矿监税使之派，以此批评神宗“每一旨下，必曰权宜”，并吁请遵守经常之制。在晚明批判频繁更定祖制、另设权宜之制的语境中，冯应京的论述值得注意。他从三杨创权制及其影响的角度，对中枢决策机制进行理性批判，殊为难得。他认可三杨权制的创立事出有因，但也质疑权制的结果及可能的恶劣影响，因此疾呼“革三杨之私，遵皇祖之训，是在今日矣”。冯氏当然明了三杨权制是造成中晚明“大廷疏简”局面的根本原因，“深宫逸豫”和“群臣莫见”也是三杨权制衍生出来的。冯应京将三杨权制当成政治批判的工具，真正目的仍是呼吁神宗“遵皇祖之训”，“出御奉天”或“人寝乾清”以励精总政。皇帝怠政这一痼疾，虽有历代朝臣之吁请与批评，但始终不见改善，不是明中后期各皇帝本性决定的，而是三杨权制影响下的制度安排造成的。
明前中期中枢决策体制机制的每一次变化，都对之后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洪武废相，永乐内阁的出现，无不如此，相关讨论不胜枚举。三杨因创权制，看似细枝末节，但改组了明初中枢决策机制，改变了内阁政治正常的发展路径，皇权、内阁和宦官在中枢决策体制中的权力配置格局也因之变动，直接影响了之后200余年政治生态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影响不亚于洪武废相。
摘自《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原文约2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