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翔，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
国民党政界要人多认为，三二○事件是党军主从关系变动的节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后政治工作的命运。简言之，三二○事件后，军令权、政权实则都操于蒋介石等军事领袖的手中。在这些人的眼里，不管是党外的共产党人，还是党内的强势人物，都不许其借政治工作，操纵军令权、政权。相比于共产党人，党内强势人物对军权的挑战同样不能小觑，甚至更要提防。比如邓演达借助总司令部政治部，一度与总司令蒋介石分庭抗礼。邓本是蒋信任的部将，因有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有极强的政治抱负，又会做将领的工作，在蒋等军事领袖的眼中，来自邓的威胁与挑战，不亚于有组织的共产党人。只是，在党治原则下，打击党内的政工负责人，不能明说，只能以擅权作为打压的由头。
“清党”后，蒋介石限制政治工作、提防总政训部主任的心思，被总政训部主任吴稚晖领会得最为透彻。相比于活得“通透”的吴稚晖，1928年后期北伐时的总政训部主任戴季陶依然想有所抱负，从而对蒋介石等军事领袖的心思，没有完全领悟。戴季陶似乎有点不够识趣，把一个尽可能意会的事挑破说了出来：既已“清共”，包括党代表制在内的政工制度，都至少要“维持”下去。不仅如此，戴还抬出孙中山“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遗训，作为维持党代表制的理由。总政训部主任戴季陶维持党代表制的呼吁，实则是文人想借助政治工作，对军事有话语之权。自1928年二届五中全会之后，除了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起用陈诚、张治中作为政治部长之外，其他多数时间，都是任用资历相对较浅的黄埔学生贺衷寒、邓文仪等人，作为政治工作的负责人，且严禁这些人出任军事长官。
“清党”后，尽管政工事务依然还在推行，后期北伐还在继续胜利，但政工地位由部队的监护者，一降而为“贴标语，叫口号”的宣传人员。在募兵制的背景下，在土地私有制的经济格局中，在宗法习俗的社会土壤中，没有了有效的政治工作。这样的军队，也就与孙中山以党治军、军民结合的政治工作的初衷相背离了。
国民党改组的本意是强化党权，以党治军。可惜，东征、北伐等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却步步强化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化色彩。这种结局，恰恰是苏俄军事顾问加伦此前担心的，也是左派邓演达等人意识到想要扭转却没有办法去扭转的。南京国民政府刚建立时，虽然继续想解决工农问题，但在工农和官兵之间，国民党领袖看重的还是军人。
“清党”后，国民党政权加速军事化的政治现实，令一些文职高官倍感无奈与无助，甚至由此发出听天由命、非理论和组织所能克服的悲观感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化，又进一步造成党权的虚弱与军权的强势，刺激着更多有抱负的人，用枪杆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余年后，当年主导“清党”、打压政治工作的蒋介石、白崇禧败退台湾，蒋痛定思痛，对“清党”以来政治工作的恶果做了深刻剖白，认为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为部队长官的幕僚机关后，军队监察即无从实施；加之政工系统人事不健全，整个政治工作完全归于失败。政工机构及其职能的边缘化，又使政工人员缺乏事业心，优秀人员不愿进入政工系统，造成人员素质普遍低下，欠缺对三民主义的钻研与认识。官兵缺乏政治训练，作战意志薄弱，尤其对民众不知爱护与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军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这个结论是蒋介石以往不曾提出的，也可以说，这是蒋对“清党”后打击政治工作的迟来的检讨与自我批评。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原文约2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