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奉令西迁。至湖南芷江时，学生们因膳食经费的减少和自由支配权被剥夺，向学校当局表达了普遍不满。由于校方前期处置失当，这种不满很快演变成旨在驱除总务处主任吴挹峰，进而改革学校、刷新政治的全校性学潮。新任教育长陈果夫按照传统教育伦理和政党组织纪律的要求试图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却造成了代表政党意志的校方同学生之间的矛盾持续加剧，最终以学生离校、政校险些停办的结局草草收场。芷江风潮的发生，凸显了政校前十年办学定位、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之间的冲突。由此，国民党当局在对该校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同时，也开始对政党人才的培养方式进行反思和调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奉令西迁，先至江西庐山牯岭，1938年1月中旬再迁湘西芷江。在芷江，政校发生了学生反抗学校当局的学潮。芷江风潮是政校前十年办学问题的集中体现，揭示了国民党政党人才培养路径的困境和局限。
一、学潮发生的多重诱因
五四运动后，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各派政治势力将青年学生视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积极拉拢和争取。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更多地吸纳和培养青年党政干部，成为国民党组织工作的重点，中央政治学校即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政校初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1927年5月5日由国民党中常会和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决定设立。1929年6月根据蒋介石的提案，党务学校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政校虽参照专科大学的规程设置，但作为国民党的“党校”，与普通专科学校又有所不同，由蒋介石兼任校长，丁惟汾任教育长。校长之下设有校务委员会，但由于委员多系党政要员，事务烦冗，无法真正做到定期集会并议决校务。
中央党务学校时期，学校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平行办事。1929年党务学校改组为政治学校后，训导处被裁撤，改设训育委员会；训育委员由校长从教员中选聘，隶属于教务处。教务处与总务处平级，掌管全校教务，各系主任均对其负责，还兼管训育委员会、军事训练部和图书馆等机构。总务处最初仅设有文书、庶务、会计三科和印刷所，其职权范围并不能与教务处相比。教务处主任一职为全校枢纽，由余井塘、罗家伦、程天放历任，至1935年年底刘振东接任；总务处主任始终由吴挹峰担任，历经十年未曾发生变动。吴挹峰出身行伍，办事果决而专断，精于理财，随着在校资历的增加，逐渐展现出对校务决策权的企图。
政校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学生管理层面，呈现出轻思想引导、重身体控制的倾向；训育委员多由周炳琳、萨孟武、阮毅成等党派色彩并不浓厚的知识分子担任。因训育工作无法令党务人员满意，在军事训练部移归总务处后，令学生人人自危。过于强调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朴素精神，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压制学生的倾向。科学理性化的文官培养模式、掌握固有事权和人望的教授群体，与不断扩张、旨在严格控制学生的身体和意识形态的党意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机开始轰炸南京，军民大量伤亡。此时的政校已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国民政府教育部仓促决定东部地区高校内迁。1938年1月中旬，各路师生抵达芷江。
二、学生“驱吴”与“争人格”的诉求表达
初到芷江，正值学生们惊魂未定、心中苦闷之际，1938年1月28日，总务处主任吴挹峰在未广泛征询意见的情况下，径行宣布学生每月膳费减少2元，芷江风潮由此发端。当学生们最初派代表与吴挹峰交涉时，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学生们的情绪渐趋激烈，争取膳余费用的简单诉求，迅速演变成“驱吴护校”，对吴挹峰多年的不满终于爆发。
1938年1月30日，正值除夕，500余名学生举行集会，正式向吴挹峰请愿，主要诉求是争取膳余经费，质疑政校几年来的教育方法和吴挹峰的领导地位，大有清算之势。2月1日，学生代表团召开会议，决定选派代表赴重庆、长沙两地，向蒋介石和陈果夫请愿。他们策略性地自请处分，借爱护学校、遵守纪律、崇敬和服从校长的名义，将集体行为进一步合理化。为争取支持，学生还向教授上书。然而，学生的努力收效甚微。
陈果夫对吴挹峰主导政校工作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早有认识。正当陈果夫下决心对政校加以整顿时，风潮发生。陈氏2月1日在长沙接到了学生自芷江发来的电报，认为其措辞“不太懂理”，对吴挹峰攻讦太甚，本能地从师生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学生存在较大过失，并未调查学生们愤怒的深层原因。2月3日至4日，陈果夫又连续两天约见了政校蒙藏学校主任吴铸人、教务处副主任王凤喈，并派王凤喈于6日前赴芷江处理学潮。2月10日，王凤喈衔陈果夫之命，与教员郑震宇等一行抵达芷江。王凤喈向代表们透露吴氏将会留任，学生们闻讯后“群情激愤”。2月12日下午，王凤喈等人召集学生训话，再次传达了陈果夫的意见。学生们顿时哗然。
芷江风潮发生后，学生们并未罢课，秩序相对稳定。吴挹峰此时一方面下令停止军事训练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令其亲信、军事训练部大队副吴章璞拜会驻芷江121师副师长及保安旅旅长。此外，吴挹峰还意欲“收买”和分化部分学生，敉平学潮，学生得知后，反抗情绪再次达到高潮。陈果夫虽然不断收到各方信息，然而终究不能准确把握校内动态和学生心理。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陈果夫决定亲往芷江，并电请余井塘同往。
三、陈果夫主导下的人事嬗递与机构重组
到达芷江的当晚，陈果夫因发烧未能立刻接见学生，次日清晨始接见学生代表。刘振东受陈果夫的委派，主持总理纪念周，宣布了恢复军事训练部职权的决定。2月22日下午，陈果夫主动提出接见10名学生代表。
次日，陈果夫在芷江县党部召集政校全体师生训话。他承认这次运动是全体学生的意志，但因代表领导不当产生了诸多过失，如电文语多要挟。但学校的用人行政，学生无权过问，吴氏的其他问题，应由其转呈蒋介石处决。学生们的过错，则由刘振东负责彻查，并令学生“敬候处决，即日恢复常态”，禁止他们再出《护校日刊》和举行会议。
当日下午，全体代表组委联席会议召开，各部院学生发生分歧，争辩激烈。正因这次联席会议，校方认为学生不遵命令、破坏纪律，于25日张贴布告，对主要组织者吴思琦和陈继侠予以处分。28日，刘振东在纪念周报告中，又将学生分为好的、坏的、多数、少数几种，学生闻之大哗。此事之后，申请退学的学生数量增加，对抗到底的决心愈发坚决。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3月3日下午，陈果夫再次向全体学生训话，正式宣布了校方对此次风潮的最后处理决定：吴挹峰听候蒋介石处置，吴章璞免职，吴思琦等9人给予记过、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处分，并批准了杨学彬等29名学生的退学申请。散会后，参与学潮却未受处分和申请退学未获批准的学生再度集合开会。最后决定以全体名义向陈果夫请愿收回处分学生代表的命令，如无结果，则全体同学与被处分同学共进退。直到3月 8日，每天都有学生自动离校离芷，事态已完全失控。
看到退学离校的学生收拾行箧、送别同学泣不成声的情景，陈果夫顿悟到吴挹峰的个人进退和人事调整已不足为虑，政校的改革才急不可缓。此时，陈果夫开始真正重视起风潮期间学生提出的“改革政校、刷新政治”口号，这是他们透过自身视角，从制度层面表达对政校数年来培养方式的意见。3月21日，陈果夫一行启程北上，赴武汉参加国民党临时全代会，直到5月中旬才重返芷江。
陈果夫离芷后，政校暂由刘振东负责处理风潮善后事宜。3月22日，刘振东召集会议，将学生膳费恢复到每人每月9元。会议决定改组训育委员会，并重新明确了教务处与训育委员会的隶属关系。3月30日，训育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规定国民党政校区分部开会时要由训育委员出席指导，学生所有课外活动也归训育委员会管。4月初，训育委员会根据陈果夫的指示召开会议，强调训育工作应注意学生实习、日常生活、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训育人员应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而非偏重于消极防止与制裁，积极注意课外活动对锻炼体格与陶冶性情的重要性等。随后，训育委员会制定了《训育大纲》，确定了六项训育方针和集体指导、个别指导、一般考察、个别考察等训育办法。
但这种管控的松动并未持续，经历了芷江风潮后不久，政校即恢复了训育处的设置。此后，新生自入学伊始就要接受所谓的“始业教育”。训育处后改称训导处，几乎控制和包办了学生在上课和军事训练之余的所有活动。风潮中离校的学生四处漂泊。8月底，半数以上自动离校的学生回到政校。当学生们面对1939年年初蒋介石对风潮严厉的批评时，仍感到其态度虽是严峻，但语气中有慈爱。这些反映出学校和国民党当局既强调传统师道尊严的尊卑秩序和现代政党的严格纪律，又难以割舍中国儒家传统中“有教无类”和“强恕而行”的教育逻辑。
四、政校改制：政党干部何以养成
因应风潮的人事调整和机构重组渐次触及学校定位和办学方针的调整，国民党针对政党人才培养的思路也逐渐发生改变。如何培养出更多国民党政权需要的基层政治干部，建立起高等教育和选官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是陈果夫思考改革政校乃至整个国民党干部政治参与体系的更深层次问题。
在陈果夫的教育规划中，早有设置“太学”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构想。1935年，陈果夫根据这一构想，向蒋介石提出过一份《改进计划书》。计划书的原则随着陈果夫入主政校、芷江风潮的爆发和风潮中学生提出改革学校的希望，被重新正视并渐次展开。抗战期间急需大批政治人才，加之陈氏早已有之的计划，大学部很快便不再作为政校的唯一主体，政校改制正式拉开帷幕。1939年6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了蒋介石提出的政校改制案。蒋氏欲以政校入学及毕业考试代替公务人员高等考试的想法，显然将政校的地位、职权过度抬升至与考试院接近的程度，被部分中常委认为与五权宪法相抵触。故中常会决定，改制“原则通过”，最终形成了决议。
政校改制，将公务员训练部分为高等科和普通科作为政校的主体和办学重点。此外，政校还设立了专修部，各专修班修业年限为两到三年不等；同时举办人事行政人员训练班、党政军人事管理人员训练班、法官训练班等短期训练班。国民党这种由长时段的人才培养，到短时间内干部训练的路径转变，力求与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时所办的各类短期训练班，及30年代蒋介石为“剿灭”中共、铲除异己势力所办的军官训练团一脉相承，与战时国民党的基层干部需求相适配，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
试图建立政校毕业生分发任用同政府选官制度之间的联系，也是政校改革的一项重点。实际上，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保障，政校学生时常有在揣着公文或介绍信前往某机关单位任职时，遭遇对方“不买账”而被迫再往他处谋职的尴尬境遇。
政校改制后，高等科与普通科训练学员的任用有了明文规定，大学部却不尽相同。尽管校方也努力修补完善，但是，对于在读和之后就读于大学部的政校学生，与战前相比并未发生明显改变。当然，陈果夫利用掌握“侍三处”的机会，为毕业生的分发任用提供便利，设立政校毕业生指导部，增强同学会的联络功能，反映了政校当局在“制度以外”仍企图对政治资源强化控制的主观愿望。
清季以降，随着传统教育的式微和科举制的废除，大量边缘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参加革命、投身政界。然而如何在现代政治中建立起教育与选官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对他们的政治文化输入和政治录用的完整闭环过程，是革命党在取得军事上的阶段性胜利并着手建政后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央政治学校的建立与改制，是国民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尝试。
芷江风潮的发生以及从吴挹峰、刘振东到陈果夫、蒋介石，在处理风潮过程中的迟缓表现和不够灵活的处置方式，都表明国民党当局对战时青年心理缺乏理解，终不能改变青年与国民党渐行渐远的趋势。尽管如此，芷江风潮除了促进政校在组织、人事和训育等方面的调整，最终也推动政校进行了根本性改制。政校改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办学的性质和定位始终未能明确清晰。为培养出更多符合政党需要的干部而非未脱稚气的青年学生，校方和国民党最高当局逐渐放弃了单一教育模式，由前十年以专门培养高中毕业生为主的模式，改变为以训练大学毕业、通过考试院高等和普通考试、即将踏入政界服务的公务员为主的短期训练模式，并配合以严密的训育工作体系和对政校毕业生的任用考核制度，构筑成一张覆盖面广、控制力强的网络。在当局看来，这有助于培养出更多符合国民党政权需要的干部。然而其成效究竟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政校学生为反对蒋经国接任教育长爆发了更大的学潮，使蒋介石彻底心灰意冷，愤而辞去担任了20年的中央政治学校校长一职。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6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