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秀丽，《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
【摘要】开辟新税源是近代中国政府应对千疮百孔的财政困局的办法之一。戏票印花税的开征即是如此。民国成立后，政府颁布《印花税法》,在多个领域相继开征印花税，但不管是起征点还是开征范围，均未涉及娱乐戏票入场券。1917年年初，为增加印花税收入，京兆印花税分处长和福建印花税分处长上呈财政部，认为戏票为特别奢侈消费品，亦应贴用印花，并建议在全国推行。财政部接受了此建议，并通函各省市财政厅饬令所属各戏园遵照执行。在实际粘贴过程中，同其他各业一样，戏票粘贴印花也同样招致众多抵制。有些地方因其苛细繁琐而采用包销的方式，并未实贴；有些地方虽然实贴，但又存在加重现象。
开辟新税源是近代中国政府应对千疮百孔的财政困局的办法之一。戏票印花税的开征即是如此。印花税也称凭证税，晚清时期被介绍到中国，是近代中国较早引自西方的税种之一。从1889年开始，即有人提议开征印花税，在此后20多年间，清政府曾两度试办，因遭到部分官员和各地商民的强烈抵制，终清之世，印花税的推行不广。
一、民初印花税的实施与戏票免帖
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曾议准“暂行印花税法”，内容与清末印花税章程略同，但未及颁布，临时政府即北迁。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对开征新税并不热心。1912年5月7日，熊希龄在国务院议及印花税时，拟仍先由整顿税法入手，以期增加国家岁入，减轻国民负担，决定缓行印花税，并得到国务总理唐绍仪的认同。13日，熊希龄在参议院发表财政施政方针时讲到，民国纪元后，财政不敷银达28052万两，提出了整理办法八条，其中之一便是要“改良税则，以均国民之负担”。强调印花税为应办之大宗，但不可一蹴而就。
1912年7月，周学熙继任财政总长，他在向参议院报告其施政建议时，提出系列财政改革计划，创立印花税、遗产税和所得税等，从而加速了印花税的立法工作。同时，财政部参照清末公布的《印花税则》，制定了《修正印花税法草案》。况民国初立，需款浩繁，为求便利易行且不扰民，斟酌中国情形，拟定《印花税法》13条，开征印花税，以发挥其监督作用，凡人民财产权转移时，所有一切契约皆贴用印花，以坚其信用，而免授受之纷争。并强调，印花税所征者不过千分之一二，为数极微，人民可自行购取，照章黏贴，没有收税官吏之刁难。值得注意的是，财政部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开征印花税，实现“上裕国赋”的愿望。此草案经国务院转呈临时大总统审核后，于1912年7月10日提交参议院审议。10月20日由临时大总统公布，财政部颁发各省，地方以奉到部发印花税法后三十日为施行之期。该《印花税法》第一条规定，凡财物成交的各种契约、簿据可用为凭证者，均须遵照本法贴用印花；第二条分二类列举了26种凭证。但所列凭证的征收范围皆为价值在银元十元以上者，意即价值在银元十元以下者免帖。在该《印花税法》规定的二类26种凭证中，并无戏票、影票、游艺票等娱乐性质的入场凭证，也就是说戏票等入场凭证并没有纳入印花税的征收范围。
由于该《印花税法》仅涉及一部分证据、凭折，自颁行以来，收税甚微。1914年4月，财政部又拟定专条，对人事证凭等征收印花税，所涉人事证凭共7项，其中第7项为传单、戏单。戏单为戏剧演出时的节目单，非戏票等入场凭证。8月19日，北京政府公布《关于人事证凭贴用印花条例》，与《印花税法》一并施行。该条例列明了须贴印花的人事证凭等共9类，亦未涉及娱乐戏票等入场券。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程度较低，财物成交额多在10元以下，《印花税法》施行后，税收收入不旺。1914年冬，财政部又上呈大总统称，契约、簿据价值在10元以下者本系准其免贴，恐商民不明立法本意，投机取巧，将价及10元以上者分割，规避粘贴印花，影响税务征收，亦与国家保护契据之宗旨相违；为推广印花税起见，拟请嗣后财物成交的所有契约、簿据，除价值银元10元以上者仍依法定税额贴用印花外，其在10元以下者，无论属于第一类或第二类，均一律贴用印花一分。此呈虽然规定10元以下的契约、簿据贴用印花税一分，但以何数起算，依然不明确。1915年8月2日，财政部又加以补充，“核定以一元起算”，未满一元者，准予免贴。
综上，民国初年，由于印花税属于开征的新税种，其课税之种类、税率之等级，一直在修订完善。不管是起征点还是开征范围，相关法令都还未涉及娱乐戏票，这或许与中国近代戏剧娱乐场所的变迁有关。民国以前，戏园多称茶园，进园听戏，收的是茶资而不是戏资。民国建立后，随着专业性剧场的普及、戏剧需求的增长和市场的发育，戏剧演出才逐渐脱离作为茶园饮茶的附属地位而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性的娱乐营业行为，逐渐建立起售票机制。但民国初年政府财政困难已极。因此，为增加收入，推广印花税，开辟新的税源，1917年戏票粘贴印花被提上日程。
二、“开辟新税源”：1917年戏票印花税的开征
1917年年初，京师印花税分处长叶心汉上呈财政部，称京师戏园林立，各种戏票暨定座执据如悉令粘贴印花，对税收不无裨益，只是对于戏票能否依照银钱收据类粘贴存有疑问。湖南印花税分处发布的推广印花税布告称，印花税为国家税入大宗，商民应该发扬爱国热忱，积极购贴印花，直接将戏票纳入了印花粘贴范围。
财政部接京师印花税分处长函后，认为各戏园所出戏票暨定座执据为收取戏价之凭证，应依照《印花税法》第二条第一类所载银钱收据贴用印花。并训令各省财政厅长遵照办理。财政部还以公函的形式通令各省财政厅，饬戏票一律粘贴印花。接财政部令后，江苏财政厅长胡翔林、印花税分处长李湛田均对戏票比照银钱收据，是否以一元起贴，感到疑惑。依照《印花税法》第二条第一类所列之银钱收据，一元以下的免贴，而当时的戏票价格，多不满一元。不过，当时福建财政枯竭，正愁于其他各项税率已加无可加。接到财政部令之后，福建印花税分处长（由福建财政厅长林炳章兼任）认为，各戏园所售之戏票亦属证券之一种，也应贴用印花，且戏票为特别奢侈消耗品，无论价之多寡，都应贴用。并据此呈请财政部，在全国推行。财政部接受了此建议，规定戏票每纸贴用印花一分，除福建试办外，其他省市仿照办理。至此，即所有戏票均需贴用印花。如此一来，对戏园等娱乐场而言，印花税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为此，长沙《大公报》发表时评指出，作为普通入场券，戏票是顾客持以看戏的一种凭证，并不具备银钱收据的条件，若依照《印花税法》第二条第一类所列之银钱收据类粘贴印花，实在是“望文生义”，因银钱收据，其内容须有银钱数目、收受之表示、收受人及交付人之姓名或字号图计、收受年月日等，四者兼具才确系收据而非其他之票据。戏票不具备上列各条件，其所列座次日期，仅为限制。况且，一种凭据，必有一种效用。而戏票时效，最多不过七八个小时，过后即为废纸。
对于戏票开征印花，尽管社会评论多有批评，但接财政部令后，多省财政厅还是通知所属遵照执行。江苏财政厅长胡翔林、印花税分处长李湛田特函上海总商会，分令上海县知事、淞沪警察厅长转谕各戏园遵照，一律购贴。苏常道公署、南京警察厅接江苏财政厅令后，即遵照部令，饬所属各戏园，凡戏票及定座单据，均需粘贴印花，以裕税收。松江县署接省令后，以戏票与商铺凭单收据无异，仿照京师、福建等省市办法，遵照印花税法第二条第一类，每券贴用印花一分。1917年8月，镇江再次通令戏票贴用印花。山东济南通告全市各戏园一体执行。浙江印花税分处长拟援照京师办法，戏票贴用印花。安徽印花税分处长令省城各戏园戏票粘贴印花，并通饬各县查照遵行。与山东、浙江、安徽不同，湖北印花税分处则认为，如果将印花税票一一贴于戏票上，似觉繁琐，于是呈请印花税总处照准缓贴，另筹善法。具体有何善法，不得而知。
综上，1917年年初，为开辟新税源，增加印花税收入，京师印花税分处长、福建印花税分处长提议，娱乐戏票应参照《印花税法》第二条第一类银钱收据粘贴印花。财政部虽然接受了该提议，但显然有些仓促和随意，以致引起民众的质疑。作为移植于西方的税种之一，印花税自开办起即遭到商民的抵制，戏票贴花亦如是。但在北京政府财政部的强力推行下，多地开始试贴。
三、各地戏票印花之粘贴
按照财政部通函，戏票每张贴用印花一分，福建试办，其他省市仿照办理。但在实际粘贴过程中，各省市又有变通。江苏财政厅摘录印花税法第二条第一、二类公之于众，指出按推广贴用印花办法，各戏园戏票，无论价目多寡，每张贴印花二分，这是财政部通函的两倍。上海由于牵涉租界，华界戏园只有开明公司所属新舞台一家，故江苏财政厅长及印花税分处长一再咨行淞沪警察厅长，令劝谕新舞台遵照试办，积极提倡，便于推及租界各戏园，以期普及，而裕税源。在湖南，长沙春园等以戏票贴用印花，不无困难，特具禀警察厅，恳请变通，警察厅长当以印花税关系国税要政，请本属遵照部令执行。
在奉天，营口警察厅长指出，财政部前颁之印花税法，对于戏票一项尚未试用，兹经重新厘定，戏票证券亦为银钱收据，凡由半角起，均须贴用印花。到1921年时，奉天警察厅为推行印花税，要求各戏园所售戏票，凡在二角以上者，即令贴印花一分，二角以下者免贴。在奉天一省之内，戏票粘贴印花也不一致，营口半角起贴，安东则按财政部要求每张戏票贴一分，而奉天警察厅则通令二角起贴。不过，当时民众对于戏票贴用印花仍持怀疑态度。
民国时期著名将领徐永昌曾回忆，1918—1919年间，云南“租税法很平，虽两角钱的戏票，亦贴印花税”。陕西直到1921年才饬所属戏园遵照执行。前文述及，1917年年初，湖北汉口曾因戏票粘贴印花太过繁琐，请求缓贴，但直至1923年仍未粘贴。1925年2月21日在太原时，陈万里曾赴新化舞台观剧，他注意到，楼上包厢散座为甲等，每座四角三分，戏票上贴一分印花，可见山西已按财政部令粘贴。
印花税是小税种，税率相对较低，但由于当时商民的税捐负担已经较为沉重，再开征任何细微的税收，都会引起强烈反对，所以印花税自清末筹议开征起，即遭到各界的强力抵制。民初亦然。财政部通令戏票全部贴用印花，同样招致众多抵触。对于印花税的推行，政府势在必行，不断劝谕商民。另外，依据财政部戏票贴用印花的通函，每张贴印花一分，但由于各地流通货币不一，一分印花税票在各地也不同。对于慈善赈济性质的演出戏票是否粘贴印花税，财政部、各省市财政厅没有明确规定。
继戏票粘贴印花之后，娱乐性质的游艺券也于1926年开征印花。1926年3月，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重申奖券、戏票、游艺券一律贴用印花，以裕税收，而济军需。奖券、戏票、游艺券均须粘贴印花的通令一出，上海国货商场即函请总商会，认为其所属游艺场并非营业性质，请求免贴游艺券印花税。收到国货商场的请求后，上海总商会专函江苏印花税沪海道分处，请求免贴。由于之前发票、戏票粘贴印花遭到上海商会的抵制，一再展缓，江苏印花税总处处长高朔还特赴上海晤南、北二商会会长及各业领袖，商议实贴办法，因事关省令，此次国货商场关于游艺券免贴印花的呈请，也难以获准。
印花税在学理上为良税，乃自施行以来，其所规定税则，已属繁细苛重。总体看，自1917年年初财政部通令戏票开征印花后，多地实际粘贴情况也不同。京师、福建为最先倡议者。上海只有华界新舞台按月包缴。江苏南京、镇江通令粘贴；松江通令每票粘贴一分，实际执行时则为按日包缴。山东、安徽、浙江、湖南通令遵办。奉天营口半角起贴；安东则按部令执行，每票一分。吉林长春每票收吉钱二吊。云南、山西则为实贴。陕西1921年才通告戏票贴花，湖北直到1923年仍未粘贴。1926年3月，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又扩大印花征收范围，申明奖券、游艺券也要一律贴用印花，以裕军需。
其时，戏票贴花还处于试办阶段。按照财政部的建议，是福建试办，其他省市仿照办理。然在实施过程中，多为强制。而且民国前期，由于军阀混战，政权不一，尤其是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又涉及租界，印花税本就难以推行，对于慈善公益性质的戏票，是否征收，税额几何，财政部及各省市都未有明确说明。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戏票印花税才正式实施，而且加大了惩处力度，对慈善公益性质的戏票也有减免。
摘自《史林》2023年第6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