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佳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三少帝时期的讲经制度与经学发展在《魏志》相关记载中有所体现。侍讲者有郑学、王学及王何新学三派，讲授所用经书以郑注与王注为主。由曹髦与博士的问对，可见经学渐重义理、以孔说质疑经典的演变，原因在于解经方式的困境与经典本身的矛盾。曹魏中后期经学转型的内在路径是郑王相争、王学之变及王何新学的破与立，历史动因是司马氏建立巩固新兴政权的政治需求。
一、三少帝时期讲经制度
据陈寿《魏志》记载，曹魏中后期为帝王讲经的活动颇为频繁。曹魏时期，御前讲经制度尚处于成型期，故依汉旧制，不设固定官职，而是由博通经籍的近侍文官兼任。能为帝王讲经者，必称当世名儒。然而曹魏正值“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之时，且此期正始玄风盛行，能于学术思想转型之际为帝王讲授经书，执经师与侍讲者的师承渊源颇值得注意。正始至甘露是曹芳、曹髦在位期间，参与帝王讲经的，应主要是在中央供职的两朝元老重臣及其属官、近侍文官与中央学官，所涉人员不在少数。王肃、王弼、何晏，为曹魏学术发展的关键人物。后提及诸人，或崇信郑学，或主张王学，或常与王、何谈学论道。
执经讲授者所用的经书注本，明魏初博士只规定至经的层面，并不规定到师法的层面。此期可考的太学九博士中，高堂隆等五人师从郑玄或研治郑学，余下乐详等四人亦以古学为业，因此魏初官学是以贾、马、郑、服为代表的古学占据绝对主流，尤以郑学影响最大。至曹魏中后期，沿此制度的同时而有所新变。执经讲授者所用《论语》《尚书》以及其他列于学官诸经，多属古文之学且兼用贾、马、郑、王之注，其中又以当时影响尤甚的郑注与王注为主。
三少帝时期的御前讲经活动，既无专设官职，亦无固定时间。曹芳时期，首次将帝王讲经与释奠之礼结合，且始以颜渊配享孔子。
二、曹髦与三博士的问对
《魏志》中记载有甘露元年高贵乡公“幸太学”时，与《易》《尚书》及《礼记》博士之间的问对，这于写史向来吝惜笔墨的陈寿而言可谓相当难得，这段对话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以致《魏志》要如此详细记录？首先是曹髦与《易》博士的问对，共涉及四个问题：一是《易》的形成和演变，二是郑玄合《彖》《象》于经，三是圣人垂衣而治的原因，四是乾道能否与细物并提。其次是曹髦与《尚书》博士的问对，共涉及三个问题：一是“稽古”的不同阐释，二是“尧之任鲧”为圣人有失，三是尧“久不进用”舜的原因。最后是曹髦与《礼记》博士的问对，只涉及一个问题，即教化各异的原因。从曹髦与三博士的问对中，可以看到当时经学内在的演变。汉儒解经讲求师法、家法，注解繁复。曹魏中后期尚去汉未远，诸家博士或其师亦承汉儒之学，故解经时即援引经说与奉遵师说。不惟诸博士的回应，曹髦针对三部经书所提出的疑问，大多亦非涉文字章句，可见此期解经已不止于训诂考据，而是逐渐重视阐明其中蕴含的义理，并且利用非儒家的思想学说来论证，这与东汉以来经学之发展趋势相一致。
诠释经典的角度以外，亦能看出对后世经学研究模式的肇启。也就是说，无论曹髦本人是否有明确的意识，其借由孔门学说对儒家经典中的表述提出疑问，说明至少于曹魏中后期已经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对经注经说进行质疑。这种以孔子为名号的研究模式，从经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是研究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后世之法于此可见其端。由曹髦与三博士的辩难，不仅可以看到经学演变的动向，而且能够窥见背后的原因：一是解经方式的困境，二是经典本身的矛盾。两汉学术是经学时代，至东汉达到极盛，但也逐渐暴露出弊病，于汉末魏晋一度衰微，不过在相对沉寂中也寻求着新变。
历来论者分析这场辩难，多将其与学术之争联系，进而等同政权之争，认为其互为表里，此说自是持之有故，但尚需辩证看待。在整个问学过程中，曹髦并未全然站在郑学一方，而且通过具体阐释这段问对，可以看出其中确实涉及诸多经典本身以及经学发展的问题。因此“曹髦问难”确有双重解读的必要，但在政治对学术的影响之外，应当看到其中所反映的经学自身在此期的演进。
三、经学转型的历史动因
曹魏中后期为学术重要的转型阶段，一方面经学由两汉今古文之争，转而为古文经学内部的郑王之争；另一方面正始玄学兴起，逐渐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魏晋时期的学术主流。然此消彼长之间绝非遽然可断，亦能寻其内在理路，儒道思想看似前隐后显，却皆在彼此援引中不断完善自身理论。
曹魏延续汉末古文经学独盛之势，前期是郑学“小一统”，中后期则为郑王两学相争。郑、王同为通学大师，在打破今古文家法、推动经学转变上功不可没，而王肃作为后起之辈，其对前师郑玄之反驳，从学术层面看，则是经学演进的必然过程，皮锡瑞所言“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实不无道理。
魏晋向来被视为“经学中衰时代”，然与其言之“衰”，不如谓之“变”，曹魏中后期王学之起，正是在郑玄基础上促进经学新变。所谓新的方向即是更重义理，当时以王肃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其学术背景与荆州学派颇有渊源，深受简明求实之学风影响。其中《易》学发展极具典型性。
从曹髦与《易》博士的问对即能看出，在探讨《易》经问题时，主要是从义理入手，一方对经注发难质疑，一方试图调和其中扞格之处，不惟《易》经，曹髦与《尚书》《礼记》博士的问对，亦是以经义为基点辩难，可见此为曹魏中后期学术之整体趋向。王肃之学若谓“变”，王、何之学则可称“破”与“立”。三少帝时期是魏晋禅代的前奏，魏明帝临终托孤，曹马党争就此展开，最终矛盾激化，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打破曹魏权力结构，自此司马氏彻底掌权。既然“学随术变”，政治格局之变动就势必影响学术，在其按照自身理路发展之外，施加作用以引导学术走向。三少帝时期的讲经活动，由于帝王身份与所处情势，讲学就兼具双重意味，侍讲者在不同学术派别之外，亦分属曹、马两大政治集团，故欲明学术之趋势，则必然要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在高贵乡公与诸博士的问对中，颇有耐人寻思之处。曹髦年少继位，虽不过傀儡皇帝，然其人聪慧明礼，即位后不断积极作为，并非无能无谋之辈，而是怀着政治抱负的。
高贵乡公在个人层面确有完成使命的可能，那么客观现实是否能为其提供中兴魏室的机会？明帝在位期间尚能稳固政权，其最终虽选择曹、马共同辅政，但实际并未放权给司马懿，而是将军权与政权一并交付宗亲曹爽。客观来讲，明帝已作出最有利的部署，但曹爽掌权后的作为却是自掘坟墓，司马懿才得以夺取政权，而曹髦即位时早已大权旁落，即使有心也无力阻挡既定的历史趋势。立足于此再看曹髦之问，首先是提出“乾为天”，何以“与细物并耶”，曹髦虽贵有天子头衔却并无实权，正如至上的“乾道”又为金、玉等物，实有损其权威，因此以曹髦的处境，借此问来暗示心迹当在情理之中。其次是《尚书》，在关于这部政教经典的问难中，有着更为显明的政治意味，曹髦据郑驳王的幕后是欲同司马氏抗争，曹髦力主郑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牵扯当时极为敏感的禅让问题，而“天命”正是高贵乡公自我保护与对抗政敌的手段。故身为有冕却无权的帝王，《尚书》之问更似曹髦无声的反抗，而庾峻以同样的理由三次回应，不过是为保身避祸。
高贵乡公的太学论难即是曹魏中后期“学随术变”的缩影，通过这段问对不难想见在当时的境遇中，诸如此类的讲经活动多含有政治目的，而学术的斗争与兴衰，实同两朝更迭有着密切联系。曹、马分属不同阶级集团，曹魏短促的建国史不过是对大族势力的暂时抑制，而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名门豪族取曹氏代之也只是时机问题。作为儒学大族出身的司马氏欲废魏立晋，必然要联合当时的高门世家，而王肃则是能在学术层面为其所用的关键人物，故王学能在当时被立为学官并压倒郑学，政治需求是重要因素。同样玄学的形成也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正统玄学家并不反对名教，从何晏提出“无名”，到王弼真正将二者统一，其在学术理论上解决的问题，正是司马氏建立新兴政权必须清除的障碍。可见在曹魏中后期的讲学活动中，无论是崇信郑学与主张王学者关于经典阐释的争论，还是王、何等人围绕玄学命题进行的探讨，皆有其政治深意。
摘自《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11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