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俊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祀孔典礼是民国北京政府实施社会教化的重要举措。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关系密切。1914年，其主持拟定《祀孔典礼》方案，后又稍作修订。1919年，徐氏实行“文治”方略，通令将清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同年秋丁，其亲临北京孔庙主祭。然而，这一祀孔典礼的教化作用有限，无助于改变民生凋敝、武人干政的时局，反而刺激新知识人进一步追求个性解放，致使整个社会的撕裂程度不断加剧。整体而言，徐氏参与的祀孔典礼尚未与时俱进，缺乏民主精神与民生基础，致使其“文治”流于形式。在走向共和的“过渡时代”，如何批判性继承“祀孔”传统与“治教合一”方略，是考验民初执政者之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命题。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在北洋派系剧烈纷争之际当选为新一任总统。10月10日上午，在北京居仁堂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徐世昌发表就职演说。这一演说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促使社会各界对其“文治”方略充满期待。在“文治”的旗帜下，徐世昌延续袁世凯开创的祀孔传统，通令京师与各省市县孔庙每年春秋丁时举行祭祀典礼。其当国之时的国家祀孔典礼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且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大相径庭。
一、民初祀孔制度化与徐世昌的“文治”方略
1912年2月，曾为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仍在北京为逊清朝廷效力，而南京临时政府开始改革传统的丁祭典礼。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尚未颁行《民国通礼》，仍同意延续包括丁祭在内的部分清代祀典。29日，内政部与教育部通令称，在《民国通礼》颁行之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但与祭者要着便服，改跪拜礼为鞠躬礼。3月19日，袁世凯方面的相关机构通知典礼院称，因“现在服制未定”，京师国子监孔庙的春丁祀孔典礼展期举行。22日为是年仲春上丁日，当天徐世昌仍前往紫禁城值班，未参加任何祀孔的典礼活动。数月后，徐世昌携眷寓居青岛，静观世变。
1914年，徐世昌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国务卿，进而主导《祀孔典礼》的编拟方案。7月 1日，礼制馆开馆，隶属于政事堂，负责编订礼制，同时兼并内务部所属的编订礼制会。徐世昌任该馆馆长，钱能训为副馆长，江瀚为总编纂，下属有五位主任编纂、十七位编纂员、一位乐律专员和一位绘图专员。徐世昌乃翰林出身，熟谙儒家经典与历代礼制。在其主导下，礼制馆拟定了《祀孔典礼》等专项礼制。因为袁世凯有意于是年秋丁亲诣国子监孔庙行礼，徐世昌对《祀孔典礼》的编拟甚为用心。8月下旬，礼制馆拟定《祀孔典礼》方案。同时，孔庙从祀先儒、先贤及各类祭器、乐舞多继续沿袭清代旧制。
该《祀孔典礼》方案因应共和时代，具有七个新变化：其一，称“祀”不称“释奠”。其二，称文庙为孔子庙，大成殿仍沿旧名。其三，改题存在避讳情况的木主。其四，仪文有增损。其五，酌减祭品与祭器。其六，乐章暂沿用清代旧制，仅将清乐章名中的“平”字全部改为“和”字。其七，大成殿与崇圣祠的祝文沿用清代旧制，唯将主祭者的称谓略加修改。这一祭礼与编订礼制会设计的祭祀冠服相配合。《祀孔典礼》拟成后，徐世昌将其与相关说明书一并呈送袁世凯。8月26日，袁世凯对该呈文批示。徐世昌主导编拟《祀孔典礼》，体现其希望借助孔庙丁祭匡正人心的意图。可以说，徐世昌与袁世凯一同试图建立新的“治教合一”模式，以儒家思想对抗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不过，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主祭的京师国子监祀孔典礼上并未出现徐世昌的身影。其未参加此次丁祭，可能为袁氏祀孔之帝制嫌疑的舆论批判留下转圜的余地。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徐世昌主导编拟的《祀孔典礼》也被袁的继任者更改。
1918年9月4日，由于北洋集团内部直系与皖系的矛盾，经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得以当选为大总统。徐世昌上任之后，倡言以文治国、克服武人政治的危害，呼应实行“文治”的社会舆论。徐世昌推行“文治”方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即修订《祀孔典礼》。在徐世昌的主导下，《修正祀天典礼暨祀孔典礼》方案以1914年的《祀孔典礼》为基础，对仪节做了五个方面的修正。总体而言，《修正祀天典礼暨祀孔典礼》方案对于祀孔典礼的祭仪并无根本性更改，只是对一些相关人事安排与字句表述稍作调整。
尽管徐世昌对《祀孔典礼》方案修改颇为重视，但在当时财政困窘的情势下，修订礼制处各员并未因此感到“文治”的益处。对修订礼制处而言，国家祀孔典礼不过是官样文章，所谓“文治”对于改善民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修订礼制处的生活境遇尚且如此，其他普通民众更未因为国家祀孔而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徐世昌希望《修正祀天典礼暨祀孔典礼》为后世垂范，但后来国子监孔庙丁祭的情形却并非如此。此后，曹锟、顾维钧、张作霖等人在权力掌控的范围内均自行选择祀孔的祭服与祭礼。
二、以颜李入祀孔庙的教化难题
辛亥鼎革后，南京临时政府停止举行国家祀孔典礼，而孔庙从祀之制的实施亦随之中断。孔庙从祀是王朝时代重要的政教制度之一，旨在表彰、崇奉有功于传承儒经与圣道的儒生。其发端于汉代，至唐代已经制度化。由唐而清，历代均重视该制度的实施。清末，孔庙从祀者增至一百七十位，包括四配、十二哲、七十八位先贤、七十六位先儒。民国肇兴后，南京临时政府通令停止官方祀孔，一时间鲜有人再议孔庙从祀之事。1913年，湖广省江夏县的张长呈请将屈原从祀孔庙，未得准许。1915年，徐世昌负责的礼制馆议定将清儒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后护国运动兴起，袁世凯对颜、李从祀孔庙之事无暇顾及，遂不了了之。及至黎元洪、冯国璋当国，他们均无意关注此事。
1918年9月，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有人建言以礼治国之策，为孔庙从祀制度之重启提供了契机。曾任教育部秘书的路朝銮在给徐世昌的上书中认为，徐世昌在危难之际出任总统，有能力也有责任救民于水火之中。不久，众议院议员原恩瀛上呈包括祀典、伦理等项在内的急务六条，建议恢复传统的王朝祀典与“神道设教”方略。经过路朝銮、原恩瀛等人建言，徐世昌及其僚属钱能训等“文治派”官员开始考虑重启孔庙从祀制度，借以引领学术风向，教化社会人心。
1918年12月28日，钱能训负责的内务部向徐世昌呈请将颜元、李塨从祀文庙。徐世昌、钱能训有意实现他们在礼制馆时议定的颜李从祀孔庙之呈请。徐世昌本人在辛亥革命后放弃对程朱理学的崇信，开始转向颜李学说。在徐世昌看来，颜元、李塨对“礼乐”实践的重视正契合他所倡导的“文治”主义。1919年1月3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将颜元、李塨二人从祀孔庙。不久，京师与各地的孔庙主管机构将颜元从祀东庑先儒，位居汤斌之次；将李塨从祀西庑先儒，位列顾炎武之次。自此，孔庙两庑从祀的先贤先儒增至一百五十六位。徐世昌将颜李从祀孔庙后，着力弘扬“颜李学派”的著述。归根结底，徐世昌仍遵循儒家倡导的政治伦理化的思路，将伦理道德视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徐世昌将颜李从祀孔庙的通令随即得到前礼制馆总编纂江瀚的赞许。
徐世昌重启孔庙从祀制度，有力推动朝野对孔庙从祀人选的考虑与建言。舆论界对于徐世昌推崇颜李的举措不乏赞同者，但也有反对的声音。在藏书家刘声木看来，徐世昌将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并阐扬颜李学说的目的在于彰显他本人。徐氏当国的正当性来自于国会选举与《中华民国约法》及其确立的“法统”，实不必借助颜李学说彰显其总统的权威地位。但其对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心怀戒惧，确有意借助弘扬颜李学说引导当时学术与思想的发展方向。不过，徐世昌对颜李学说在清代学术脉络上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引领作用均有误判。清代的颜元不过是“乡里的圣人”，于儒学思想并无拓展之功，远不及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即使是其对儒家礼教的躬身实践，也并未赢得乡民的亲近与追慕。相反，颜元身后的形象却被乡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塑造，而颜元祠堂在其死后不久就逐渐坍塌，直至被颜家后人卖出。徐世昌对颜元的这些相关史实并不在意，只是把他和他的弟子李塨塑造为讲究实用、引人追慕的“圣贤”，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将颜李从祀文庙之举，与徐世昌本人长期秉持的伦理政治观念密切相关。徐世昌出任总统之初，仍遵循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强调道德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徐世昌倡言“文治”之首要政策为“促进民智，普兴民业”，但将颜李从祀孔庙及阐扬颜李学说的做法仍存在禁锢民智的嫌疑，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独立人格”与“个性解放”大相异趣。
1921年发生的“六三”惨案，促使人们深刻质疑徐世昌提倡颜李学说的意义，进而凸显“文治”方略的教化难题。是年6月3日，北京国立八所高校的校长、教职员、学生以及部分国立中小学校的师生数千人聚集在教育部门前冒雨请愿，要求发放欠薪，并喊出教育基金和经费独立的口号。当请愿队伍走到新华门时，遭到大批卫兵的毒打，从而酿成“六三惨案”，震惊全国。这些教职员为索薪而惨遭暴力殴打，在受伤流血之后认定的一个冰冷事实是徐世昌“以颜李之学欺世盗名”，其所谓“文治”只是一面假旗帜。由此看来，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徐世昌提倡颜李学说且将颜李从祀孔庙的举措，实际难以发挥教化人心的作用，反而促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更为紧张。“治”尚未定，“教”亦难行，遑论二者合一。
三、徐世昌“武装祭孔”的“文治”形式化与社会批评
徐世昌有意继承袁世凯开创的总统亲诣国子监孔庙行礼的传统。1919年2月，徐世昌指示内务部，是年春丁祀孔应行一跪四拜礼，并将相关冠服、礼节查明呈览。国务总理钱能训就此请示称，总统指示丁祭仍用四拜礼，应即由该部延请名流，悉心修正相关冠服、礼节；由于春丁将至，来不及拟定礼制，建议暂且沿上年的丁祭礼节，待秋丁时再采用修正后的《祀孔典礼》。徐世昌同意钱能训的请示，因礼仪问题而取消此届春丁亲往孔庙致祭的计划，转而派钱能训代为行礼。
其实，从袁氏帝制复辟失败到徐世昌上台之前，国子监孔庙的丁祭典礼一直使用鞠躬礼。徐世昌对于祀孔行鞠躬礼的做法很不满意，认为这不足以显示对孔子的敬意。1919年9月，徐世昌决定于秋丁亲诣京师孔庙，以跪拜礼祭祀孔子，由内务部筹备相关事宜。10月2日，徐世昌亲临京师国子监孔庙主祭，内阁各员陪同。徐世昌等人在国子监孔庙行礼如仪。整个典礼用时约一小时。礼成后，徐世昌仍由原路回府办公。当晚，他在日记中写下关于这次孔庙祭祀典礼的记录不过20字，内称孔庙为“圣庙”，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体现其对孔子的尊崇。在徐世昌主祭京师孔庙之时，上海、南京等地的地方官员大致同时前往当地孔庙致祭。
徐世昌亲诣孔庙行礼前后，整个社会仍普遍存在尊孔的传统观念。不过，徐氏主祭的祀孔典礼遭到一些新知识人的批判，比如李大钊。不少新知识人像李大钊一样反对徐氏以“武装祭孔”的方式推行“文治主义”。在新知识人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祀孔典礼宣扬的旧伦理与旧观念。这些积极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希望。
可以说，徐世昌亲诣孔庙行礼之后，整个社会尊孔的旧观念与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想越发冲突起来。不过，此时的徐世昌已是64岁的旧官僚，似未意识到社会撕裂的复杂性和新文化对现代中国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1919年秋丁之后，徐世昌未再亲往国子监孔庙行礼。1920年至1921年的春丁、秋丁，徐世昌均派国务总理靳云鹏恭代行礼。1922年春丁，派内务总长高凌霨恭代行礼。靳云鹏、高凌霨二人在京师孔庙均行四拜礼。
徐世昌颇为看重的祀孔典礼虽连年举行，但无助于消除北洋集团内部的派系纷争、解决财政窘迫的困境。在徐世昌当政时，国务总理像走马灯一样快速更换，从钱能训到龚心湛，再到靳云鹏、梁士诒，加上代理国务总理的萨镇冰和颜惠庆，每届内阁总理任职不过数月，其去留全看皖系、直系与奉系的政治博弈和军事斗争，而徐世昌难以左右国务总理的人选。
在财政困窘的情势下，祀孔典礼张扬的“文治主义”如同空中楼阁，缺乏民生基础。在日常生活保障匮乏的条件下，注重名分与道德的儒家礼教很难产生吸引力。即使徐世昌本人亲诣国子监孔庙行礼，也不足以树立起儒家的道德榜样，引人追慕。1922年5月，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退回关外，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实际控制了北京政府。6月，徐世昌在直系所谓“法统重光”的名义下被迫下台，其继任者每逢春丁与秋丁仍前往国子监孔庙致祭。不过，有行鞠躬礼者，亦有行四拜礼者，礼节之选择全凭当政者对儒家礼教与共和国体之关系的认知而定。
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国家祀孔典礼密切相关。从主导《祀孔典礼》方案的设计与修订，到下令将颜元、李塨从祀孔庙，再到1919年秋丁亲临国子监孔庙主祭，徐世昌对北洋时期祀孔典礼影响之深刻，在这段历史上屈指可数。从中可见，徐世昌确有儒家情怀。在其看来，接受儒家思想教化的人越多，则国家越容易实现长治久安。与此相应，祀孔典礼正是其希贤希圣、以文治国的重要举措之一。
徐世昌有心“调和东西文明”，但在国家祀孔典礼上仍持保守主义。在其出任总统之前，南京临时政府已对传统祀孔典礼予以改造，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共和体制；总统黎元洪、冯国璋祀孔均行具有现代文明意义的鞠躬礼。而徐世昌反对在祀孔典礼选用鞠躬礼，仍坚持采用传统的四拜礼。他虽认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说代表古代中国已有“民主精神”之本，但还不熟悉共和体制下的民主生活的具体样法。当时，中国自西方输入的民主制度未能落地生根，而民初并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实践也的确没能推动国家走入正轨。因此，在民国初年“古教渐弛、新德未修之际”，他在对待包括祀孔典礼在内的传统礼制上采取保守策略。
然而，徐世昌主导的祀孔典礼实际未能发挥其预期的教化功能，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过渡时代”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当时北洋集团各派系为控制国家政权而纷争不止，表面上皆尊崇礼教，但背后均以权力与利益至上。徐世昌手中无一兵一卒，无法左右派系纷争。加之财政困窘，民生凋敝，徐世昌及其“文治派”只能在传统文化上大做文章，却鲜有实力派真正捧场。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李大钊等新知识人与各地一些青年学生着力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徐世昌主导的祀孔典礼虽仍高扬道德教化之旗，但确实没有正视和因应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进而吸纳民主精神，而后者代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徐世昌虽努力推动中国南北和平统一、走上富强之路，但缺乏机缘、智慧与环境条件，其“文治”方略的结局只能是有“文”而无“治”。更甚者，其本人被推崇儒家伦理的曹锟与吴佩孚赶下台。时也，命也。
在共和体制下如何继承祀孔的固有传统，是一个关联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国家治理问题。蒋梦麟于1918年发问“吾辈处此过渡时代，将操何术导此漂荡之舟而登彼岸乎？”他给出的答案是“当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通新陈交换之理，察社会要需，采适当之方法以推行之”。这一原则大体适用于民国初年之祀孔典礼的创造性转换。在民国初年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祀孔的传统不应且不必废止，而国家祀孔典礼应遵循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与时俱进，尤其要改变其过去作为官方垄断行为的礼仪特性。诚然，国家祀孔典礼变革的实际操作有待于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也考验着当政者的国家治理能力。
摘自《福建论坛》2024年第1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