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摘要】18世纪是书籍出版趋向繁荣的时代，包括小册子在内的大量印刷读物进入法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术史中，长期以来一直普遍认为，启蒙书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转换历史观察的视角，从社会政治面相角度透视18世纪中期的法国，此时启蒙大潮方兴，而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可能的实情是，启蒙时代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成长，并非启蒙书籍流播教化的产物，而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文明史一种持续性发展趋势的结果。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乃至启蒙运动，只是这一进程中一个个突出而显见的节点而已。18世纪来临的书籍时代与启蒙大潮，只能说是在广度上扩展、在高度上提升了该趋势。由于革命主角们从此前时代的著作及其倡导的思想原则中寻找话语来源，让人感觉是启蒙制造了革命，但实际上，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近代法兰西国家建构中留下的政治性和制度性的积弊。
若将18世纪法国社会整体精神氛围朝着理性化与世俗化大踏步演进看作是西欧自中古晚期至现代长时段的、持续的历史进程上的一个节点，就可以解释，在启蒙书籍出版高潮尚未到来时，为什么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已经发生了转变。但是，对于研究18世纪者来说，接受这一看法，尚有以下几个直接关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且已长期成共识的问题需要回答。
其一，此举是否意味着否认启蒙的意义，甚至是其存在？回答当然是“绝非”。恰恰相反，启蒙运动既前接科学革命开掘的新知识及其思维方式，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意识中的理性化趋势在深度和广度上极大地推进了一步，又后启工业革命与工业社会之序幕，是理性主义跃升为现代性主流之路上非常关键、醒目的一步。换言之，18世纪是西欧意识变化经过长达数个世纪酝酿、累积，臻于爆发的时间节点，书籍出版恰值此时大规模来临，为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思维方式在社会中的更大和更广传播提供了有力的媒介工具。启蒙哲人们倡导用理性审视自然与人世的一切物事，他们的著述将这种思维方式流播到更广的范围，揭开了理性取代神性并成为一种宗教式现代价值信仰的序幕。
其二，如何评估18世纪也即启蒙时代法国的社会与思想状况？回答是：心态是一种长时段缓慢变化的结构。18世纪虽然是理性精神走向蔓延张扬的时代，但这样的过程是渐进而漫长的。当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地区，从中古晚期直至启蒙时代，理性依然处于上升趋势中，并未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和思维方式，尤其是在分散且贫穷闭塞的广袤乡村地区。布朗科利尼和布伊西曾以1777年出现的“简单许可”作为计量材料，分析了法国外省的书籍消费情况。其结论是，除教科书和宗教书籍外，18世纪法国外省书籍消费非常微小，带有哲理性精神的文学作品的冒险之旅才刚刚开始。英国旅行家阿瑟·杨大革命前夕在法国的游记亦证明了这一点：法国人从来不看报纸，他们对于任何谣言或谎言都信以为真，对任何重大时事都显得无知。杨从巴黎革命的烟火中逃离后，踏上了去南吉斯的路。在到了那里后，他发现那里的人完全不了解巴黎发生的事情。丹尼尔·罗什的研究也印证了杨的看法。他通过对第戎、波尔多等地方科学院的详尽分析认为，“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似乎不是贵族或资产阶级——无论是守成的还是雄心勃勃的——社会意识的表达”，科学院的知识精英关注更多的是具体的社会实务，与其天职相悖的革命根本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因此，理性上升为社会主流思想方式和思维状态，并在现代世界最终“登基”，需要等到大规模革命带来结构性颠覆——法国大革命与工业革命。而且，即便在科学技术征服领域不断扩展的现代社会，理性已成为行为选择和社会运作的基本思维模式，但它占据主流地位的进程不仅漫长，其间时常经历反击，而且有待征服的领域依然广阔。直至19世纪，不识字或虽识字但还不能默读与沉思的人依然众多。
其三，那么又如何解释我们耳熟能详的“启蒙在思想上创造了革命”这一经典论题？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更倾向于夏蒂埃的解释：是革命创造了启蒙，而非启蒙创造了革命。是革命者在话语竞争和构建合法性的过程中，从先前的哲人那里寻求思想资源，“赋予某些启蒙著作先驱性和纲领性的意义，将这些著作构建为它的起源”。这种看法是符合启蒙运动史的实际情形的。事实上，鲜有启蒙哲人提倡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也就是说，启蒙哲人倡导与期待的实际上是运用理性促进人类的文明化进程，而非暴烈的革命。这一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为众多史学家所认可。更重要的是，启蒙—革命的因果逻辑，是后世史学根据历史已然发生的状态进行构建的结果，当中包含着目的论逻辑。
换言之，身处后世的历史学家已知1789年发生了革命，他们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撰述时，是以革命为中心前推后溯，去寻找它的原因和结果，以便构建一套完整的解释之链。然而，如果身处1789年之前，人们并不能确定法国一定会以革命的方式艰难完成政治转型，更不敢确定革命将在这一年爆发。完成转型的方式不止一种可能，且思想的转变并不必然导致革命，即便是以政权颠覆的方式，也不一定是以法国革命那样暴烈、迂回曲折的形式。如果从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追溯，革命爆发直接可见的原因是政治性的。带着种种传统残骸“重房架屋”的法国绝对主义体系，难以适应18世纪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国家间竞争加剧的情境，于是，围绕着国家体制建构，在财政、税收、军事和信仰等各个方面都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中，最终导致了政府权威的崩溃。原本作为社会唯一组织者和管理者的王国政府权威轰然倒下，一方面使社会陷入原子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绝对主义王权留下的不妥协的政治文化，都使得重组进程显得特别艰难坎坷。因此，1789—1793年法国革命渐趋激烈，并非如泰纳所言是启蒙理性的错，而是法国旧制度政治社会及其积淀的政治文化使然。
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